大文学笔谈之二丨颜同林、罗维斯笔谈二则

大文学笔谈之二

01

李怡丨“大文学”可以做哪些事——主持人语

从本期开始，我们借《当代文坛》之一角，推出“大文学视野”专栏。

这个概念，是我近些年来想特别讨论的。现当代文学概念层出不穷，有外来的，有自创的，有的时候出现频率之高，已经到了人们无法适应的程度，以致生出反感来。最近也有人问我：你们这个“大文学”，是不是也属于标新立异啊？是不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沉寂年代刻意推出来吸引眼球的啊？

我的回答很简单，这早就不是什么新概念了，相反，它很“旧”，“五四”时代就已经被运用了，最近十多年又反复被人提起、论述。只不过，完整系统的梳理和反思比较缺少。今天我们试图在一个比较自觉的学术史的立场上来检讨它，应当属于一种冷静、理性的选择。

据学者考证，“早在1909年，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就曾经出版过一部《支那大文学史》，这恐怕是‘大文学’这一名称见于学术论著的最早例证。稍后谢无量于1918年出版的《中国大文学史》，则将文字学、经学、史学等，都纳入到文学史中，有将文学史扩展为学术史的趋势，故其‘大’主要表现为‘体制庞大，内容广博’。这里的‘大文学史’虽与第一阶段的文学史写作没有本质的差别，但这一名称的提出对于后来的文学史研究者却无疑具有启示意义。”在我看来，谢无量提出“大”乃是有感于“五四”时期西方“纯文学”的定义无法容纳中国固有的写作样式，以“大”扩容，方能将固有的庞杂的“文”类纳入到新近传入的“文学”的范畴《中国大文学史》的出现，形象地说明了两种“文”（文学）概念的冲突“大”是一种协调、兼容的努力。

那么，在“五四”以后，这样的冲突是否就已经解决了呢？表面看来，我们已经逐渐放弃了传统中国的“文”的概念，更自觉地行走在“文学”的大道上了。但是，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对写作的理解和趣味其实又是很难改变的，传统中国的“文”的丰富性——相对于西方“纯文学”而言就是“大”而“杂”——依然是知识分子潜在或显在的追求不能理解到这一层，我们就会失去对现代中国一系列文学现象的深刻把握，例如鲁迅式杂文。关于鲁迅式的杂文究竟是不是文学，曾经有过争论。我们注意到，所谓非文学指责的主要根据还是“纯文学”，问题是鲁迅杂文可能本来就无意受制于这样的“纯粹”，他是刻意将一切丰富的人生感受与语言形态都收纳到自己的笔端，传统“文”的训练和认知十分自然地也成为鲁迅自由取舍的资源。

鲁迅《鲁迅全集》

除了杂文式的文学之“杂”，日记、笔记、书信甚至注疏、点评也可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抒情达志的选择，它们都不够“纯粹”，但在中国人所熟悉的人生语境与艺术语境中，却魅力无穷吸引着中国现代作家。

“大”与“杂”而不是“纯”的艺术需求还对应着这样种人生现实：我们对文学的期待往往并不止于艺术本身。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迫切解决的东西可能很多，现实世界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也很多，远远超过了作为语言游戏的文学艺术本身。换句话说“纯粹”并不能满足我们，我们对现实的关怀、期待和理想都常常借助“文学”来加以阐发，加以表达，“大”与“杂”理所当然，也理直气壮。现代中国文学不就是如此吗？早有学者断言，二十世纪本来就是个“非文学”的世纪。这一判断不仅是批评、遗憾，更是种客观的事实陈述，我们其实不必为此自卑，为此自责。相反，应该以此为基点重新梳理和剖析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系列重要特征。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大文学”也就是文学的写作本身超过了纯粹艺术的目的，而将社会人生的一系列重要目标纳入其中，这就不可谓不“大”或者不“杂”了。

对“大文学”的自觉认知与我们最近几年介入民国文学的研究有关。在“民国”而不是“现代”的框架中读解历史，也就超越了简单的进化论模式，赋予历史景象更为阔大的空间。如果我们承认在这一阔大空间之中，活跃着多种多样的文学样式，那么这些文学追求一定是既“大”且“杂”的，要解释这样的文学，我们必须让文学回到广阔的历史场景，让文学与政治博弈，与经济互动，与军事对话，与人生辉映……大文学，这就是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之“民国”意味所召唤出来的学术视野与学术方法。

大文学研究可以做哪些事呢？可以更宽阔地揭示现代中国文学的生态景观。可以更深入地挖掘现代中国作家精神中的现实与历史基因。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化传统之于现代问题创造的实际意义。可以更清晰地揭示现代中国作家文学观念的民族独创性。可以让我们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传承和开拓有更为准确的梳理。可以重塑现代中国文学的艺术观。可以为阐释现代中国文学寻找更多的视角和向度。可以进一步反思、总结和提升中国文学的学术方式。

注释:

①刘怀荣《近百年中国“大文学”研究及其理论反思》，《东方丛刊》2006年2期。

②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当代文坛》2017年第4期

编者注：原文刊于《当代文坛》2017年第4期第37页。

02

颜同林丨文学传统与“大文学”史观的兴起

【个人简介】颜同林，男，1975年生，文学博士，现任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的民国文学研究，面临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双向视角问题。民国文学是中华民国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存在的文学现象，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与文学相互影响、制约，在衍生与变异中形成了大文学的格局。“大文学”史观的兴起，显然与它息息相关。

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被冠名为“白话文学”、“新文学”、“中国20世纪文学”、“现代文学”等诸多概念的民国文学，曾被广泛放置在现代性的视野中进行合法性阐释，几代学人躬耕其中，成果丰硕；其中“现代文学”概念树大根深，得到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并广为传播，几十年来已成擂主。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建构框架所先天具有的缺陷、不足，让现代文学的研究成为难以持续深入的障碍，其中便包括忽视了它原有的大文学格局。在此逻辑上，我们认为文学传统概念的介入，在应对历史社会和文学的碰撞时带来了新的机遇。立足于文学传统及其资源，自身承续并融汇成为中国文学之新传统，是打量民国文学的最佳切入口之一。换言之，传统视角的有效引入与回向溯源，必将提供一条通往“大文学”本身的通途。

美国大师级学者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对传统的研究最具权威性，他的《论传统》一书是整个西方世界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探讨传统的力作。依据他的见解，作为一个与历史感密切相关的概念，“传统”最基本的涵义是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择其大略有以下数端：一是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二是传统的特殊内涵指的是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之变体链。希尔斯的传统观念是“大文化”层面上的，立足点是时间意识与变体链。具体运用到文学领域则可以提炼为“大文学”的观念，一方面文学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流动不居是它的常态；在古与今之间，文学传统都会被重新唤醒并得到融通。另一方面，文学传统与创新、创造之间存在血缘联系，人在精神产品上的不朽创造力，是推动文学传统前行、变化的主要动因。文学史观念的刷新，属于创新、创造的精神活动，是传统的题中之义。文学史的观念少于文学现象，但也无损于后者的客体性存在。

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

以此传统的眼光来扫描中国文学，大文学则无疑是我国几千年的文学传统之主流。首先，中国文字对“文”的流变与解释，既包括甲骨文“纹身之文”的含义，也包括《周易》中“物相杂”之意，《说文解字》则这样释义：“文，错画也，象交文。”对于生命个体而言，文包括“容之文”，“辞之文”与“德之文”几重涵义；对于社会而言，文是指文化、人文，是世间器物、制度、精神的综合呈现。至于文学则是文的法式与规则。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这样解释：“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显然中华典籍凸现出来是大文学的视野与情怀，一切具有人文价值、事关人类精神活动的文字记载，都悉数纳入其中。其次，中国文学在历史的长河中，已有异常丰富的积淀，审美的与非审美的，形象的与非形象的，抒情的与言志的……凡以语言为工具对社会生活进行审美、情感反映的均可谓之文学。但是，出于各自研究的需要，许多研究者或者将传统中的文学划分为广义与狭义，通过细化、限定来予以条块式研究；或者提炼文学性概念，圈出“纯文学”的领地；或者标举情采声韵，赋予诗词曲赋在文学上的正统地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问题是，文学概念的各自标举，在拥有合理性的同时则往往忽略、遮蔽它固有的内涵。至于文学史的编写则更是如此。自清末黄摩西撰写《中国文学史》以来，文学史的书写在清晰地呈现文学历史不同侧面的同时，自然包括了对文学的大量压缩、枝剪、变形与伤害。对历史长河中具有时间连续性特质的事物,往往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加以打量才能准确把握。可是，在自圆其说的辩辞下又有多少研究者细究过这一悖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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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版《周易》《说文解字》《国故论衡》

       中国文学的文学传统，其丰富、驳杂并不会因为一时的遮蔽而消失，其“阐释变体链”的芜杂与自足仍然具有不可书写的本质性力量。但是尽管如此，正如西方哲人艾略特所说，“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你如要得到它，你必须用很大的劳力。”传统不是僵化而不变的，文学史的书写是属于“创造”者的事业。“创造“之于传统具有伟大的意义。和一切人文领域一样，创造的基本特点是喜新厌旧，总是处于由旧向新、由新向更新的永恒之途中。在这个意义上，新的文学史概念的提出、运用，对既有文学阶段、文学现象的分析和疏理，都成为一种历史的中间物，联结于传统的另一个重要内涵上，即创新、创造与传统的血缘关系。文学传统要求后起的研究者不断激活传统，不断深入文学现场，想象社会历史的总体格局，从而不断展示新的文学风貌。

正是立足于这一基点，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大文学”史观的兴起，民国文学研究将更加凸现原来的风姿。以大文学的观念，总览民国文学历史的、审美的存在，揭示人心与社会、文化的内在本质，所描画的既是一种旧中求新的文化地图，也是旧中含新的精神谱系。从传统的视角理解“大文学”本身，其突破性的真正意义与价值当然远远不止这一些，它还可以多维延伸：譬如，对形形色色固有的文学观念进行去蔽化处理。文化传承、地域区隔以及精神创造的强弱，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与历史的眼光，趣味、格调、胸襟杂呈，真知、盲点、偏见互现。典型的如流行的西方各种主义与理论，在与时代、民族、国家相结合上，便先后留下了诸多不足，民国文学的时间与空间，很难得到客观的把握。再譬如，民国文学研究热的兴起，是十多年来或近年来由于数位著名学者的鼓吹与量力而行展开的，他们对传统的尊重意味着中国文学的承续，“大文学”史观欣逢其时，因为精神创造的意义远远重于因袭的价值。回到“大文学”本身的诉求，内在地要求通过文学的阐释而对民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展开对话，寻找情感、生活的历史真实已是迫不及待。这不仅仅只是回到过去，而是通过返回，再一次出发，打通古今文学的关节，清理出一条承接传统而又永不断流的精神清流。

既置身于传统的历史之中，又通过自己的独特创造化入传统，实乃“大文学”史观兴起的生命力之关键所在。

03

罗维斯丨大文学的生成与演进

【个人简介】罗维斯，女，1986年生，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南开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文学并非一个独立而纯粹的概念和实体。谈到这样的观点，即便是没有接受过专业研究训练的人都可能会冒出“文史哲不分家”的印象。不过，中国文学的“大”和“杂”却不仅体现于与其他学科门类的杂糅。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这样的说法在实际情况中或许并不只是将诗文本身工具化。这种关系是双向度的：一方面是政治及伦理教化对文学的介入和利用，另一方面也是文学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渗透。

上溯至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其成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从体会文学性来考察各地风俗和政治治理的得失。这种对文学性体悟和应用能力在贯穿于我国历代的具体政治活动当中。先秦时期，《诗经》一度作为外交辞令，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政治语言共同体。这种用诗来谈政治的方式看起来颇有些浪漫的意味，实际上也是在文学上加载现实政治需要穿凿附会。这种“以意逆志”来阐释《诗经》等儒家典籍的方式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之后的科举考试中也都有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子。文学的感性与政治诉求的不确定性形成了一种恰切的匹配。

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甚至是文化氛围的熏染洗之下，阐释或过度阐释文本成了写作者和读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共谋”。要达成这种 “共谋”，就需要文本本身具有较大的含混与不确定。这与现代意义的法律法规条文力求准确，避免歧义的行文方式大相径庭。而文本意义的模糊自然不体现在字句不通，而在于其中的文学意味。这种揣测和阐释非但不是被动的，而且兴味丛生。这就使得不少原本属于非纯文学的文本具备了文学价值。

科举制度之下，读书人对文学性的体察和创造有了更实用的价值。科举考试中无论是诗赋、经义、策论都要求应试者具有相当的文学能力。这种能力成了获得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最重要手段。“事功”是历代多数士人放在第一位人生追求。但是这些本身具备良好文学素养的士人，又免不了要“竞一韵之奇, 争一字之巧”。以至于他们笔端时常透出浓郁的文学气味。这种情不自禁的流露或是有意为之的卖弄也促成了一个更为驳杂宽泛的“大文学”。新旧交织更迭的民国时期，这种“大文学”现象依旧在既定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有所延续。

有现代作家曾写过晚清时期士人甚至是市民从文学和政治的双重角度品评官方的诏策奏疏。在现代文学作品中，也有过这样的故事：民国初年，两个地方武装交火，双方竟先比拼起檄文的文采的高低。可以想见，读者对于非纯文学文本的文学性抱有相当的阅读期待。

文学能力长期作为一种社会阶层的区分。科举制度创制后，掌握、体会和制造文学性以获得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更是具备了一套相对完善的体系。达者可以凭借一定的文学能力在朝经国之大业，穷者也或可领用自身的文学技能在野谋生。与音乐、骑射等其他技艺相比，文学性的习得显然是成本低廉。因此，尽管这种对文学性的把握有层次上的高度之别，但对文学技能的学习和对文学性的欣赏显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建国初期政治对文学的过分介入、八十年代文学曾成为政治经济改革的先声等文学与社会政治的混杂也是中国文学与政治由来已久纠葛的延续。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学长期以来就是政治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并长期作为一种教化工具渗透于日常生活中。文学日渐失去轰动效应，各种应用类文体似乎也不再显示出太多的文学性……正是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分工日益明确的结果。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文学性总体上的萎缩。

从现行教育机制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较之音乐、美术等艺术门类，文学依旧是高度大众化的艺术门类。近期《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电视节目的热播也显现出民众对文学性持续而强烈的心理需求。尽管这种对文学性需求在不同人群中有品味上的区隔，但文学性似乎依旧是“文化口红”最重要的色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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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

      伴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和经济形态发展变化，一些有别于既有文学形式的“大文学”正以一些新的形态频繁出没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多年前，微博——这种字数非常有限的文体曾风行一时。甚至有文化人将自己的微博结集出版。日记在QQ空间、豆瓣等平台上的发布，也使这种私密性较强的文体显现出了更强的文学追求。网络游戏的繁荣催生了游戏文案创作。一些网游还会改编成影视作品、话剧，而后再以小说的形式出版。其中也不乏专业作家的身影。当部分作家力图更多地分享所谓大“IP”（Intellectual Property）带来的丰厚利益，文学正面对着一个更“杂”、更“大”的全新发展方向。各种新兴形式不仅在与“纯文学”建立起一些新的联系，尽管这些形式本身的格调品味受到不少质疑，但其中的文学性也不应被完全忽视。

文学广告这种商业形式已经进入了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而当前的商业运行模式下，广告也以衍生出更复杂的形式。从硬广告转为软广告后出现了大量的软文。与短小精悍的传统硬广告相比，软文有更长的篇幅，也更注重行文的艺术技巧。大量专业的文字工作者已经投入到软文的写作中。目前，无论是文化创意产业、传统商业还是互联网经济都在文案上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其中的颇有一部分从业者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甚至是专业作家。可以说，现今的文学消费已经由购买文学作品本身，到消费文学作品的周边产品，如网游，影视剧，再到消费文学趣味。在纯文学的写作与阅读大量萎缩的今天，另一些写作和阅读模式正在勃兴。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更能涵盖中国文学自身既有的诸多现象，更是一种具有前瞻性。

本期编辑：李伊湄

图片编辑：李秀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