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首富：清代巨商伍秉鉴与广州十三行简史

清代初期，朝廷平定了郑氏割据后，稍微放开了海禁政策，但时隔不久，惧怕华洋杂居和民心不稳，又采取了闭关锁国、取缔多口通商的对外策略。其中，政策的正式转折点为粤海关“十三行”的设置，规定由一些身家殷实、身世清白的商人垄断了海外贸易，建立了官督商办和特许经营的贸易模式。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乾嘉时代的潘、卢、伍、叶四大家族渐渐成为朝廷商人富裕之最，形成了著名的粤商帮派。清代人称之为：“洋船泊靠，商贾云集；殷实富庶，金山珠海”。

华洋贸易

1757年，中年鼎盛的乾隆皇帝下令取消沿海贸易关卡和浙江港口行商，仅仅在广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自此之后，各地有野心的商家陆续在广州城墙外租赁房屋，建造各类商馆、宅第，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广州十三行。此时，大清帝国虽有衰颓之势，但经济体量极大，十三行给清廷缴纳的关税几乎占据全国的40%，保障了近百年的关税收入，开拓了遍布东亚、欧洲、拉美、南亚、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与西北恰克图口岸贸易交相辉映。十三行商人巨大的财富，叱咤风云，但多数输入到皇室宗亲的私人腰包里进行花费，实际上只是大清朝廷的“另一个钱包”和“南部秘密金库”。

从制度来讲，十三行既是一个外洋商贸的民间组织，也是亦官亦商的管理机构，负有垫付外洋船货税饷、官府规礼、传达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约束洋商等法定义务，可谓是一种华洋中间人的角色，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雍正元年（1723年），广州官府营造了锦纶会馆，作为议事地点，官方指定外贸经手人，总揽华洋通商大权，派遣粤海关进行监督。

行商会馆

也就是说，洋人客商和船只必须暂停黄埔泊地，接洽十三行办理通行证，由某一洋行出面担保，才能进入贸易区做买卖。在十三行垄断之下，中外贸易顺差明显，全球白银源源不断的涌入清帝国。为此，粤海关制定了承商制、保商制、总商制、揽商制、公行制等具体章程。1720年，各个行商成立了行会公会，也制定了十三条协议，啜血盟誓，维持秩序，有三个重要的条文：

第一，政治要求。华夷商民，同属食毛践土，应一体仰戴皇仁，拆图报称。

第二，团结要求。为使公私利益界划清楚起见，爰立行规，共相遵守。

第三，公平要求。华夷商民一视同仁，倘夷商得买贱卖贵，则行商必致亏折，且恐发生鱼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与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货价，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处罚。

清代广东民间盛传一首小诗：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可见洋行贸易之繁盛。许多有远见的行商，商品贸易遍布世界各地，甚至介入了债券业务。在1754年和1790年，税银分别有52万和110万两、洋人商船接近100艘。

出海帆船

行商可以看作最早一批了解外洋和西方的群体，西学和洋货不以为奇，十三行类似于早期的公司，不少员工精通外文，飘洋过海，积极接触海外投资、铁路修建和证券行业，约有25万能工巧匠，最终演变为清代跨国公司的雏形，清代首次伦敦汇票支付货款就是潘家所为。由于行商比较了解西方，诸如最早购置美式夹板船和最先进的火轮船，积极学习了军事技术。

不过，十三行基本采取家族传承式，传统作坊和师徒性质非常明显。参与十三行经营的，以低功名士人、商人家族、散户游民和码头船工居多，或者翻译斡旋或者出卖劳力或者贩运货物，辅助行商们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代雇通商工役，构成了十三行贸易的内部运转，可以看作官方的外贸专业团体。潘家花园、伍家花园、海山仙馆等行商庭院建设奇妙瑰丽，而位于广东珠江的十三行夷馆，则提供给外国商人居住。

行商府邸

嘉庆道光年间，广州十三行大致包括了伍秉鉴的怡和行、卢继光的广利行、潘绍光的同孚行、谢有仁的东兴行、梁亟禧的天宝行、严启昌的兴泰行、潘文涛的中和行、马佐良的顺泰行、潘文海的仁和行、吴天垣的同顺行、易元昌的孚泰行、罗福泰的东昌行、容有光的安昌行，几乎容纳了当时所有的商品类型，大的洋行设有小洋行，遍地开花。在英控东印度公司编撰的《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如此记载：

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

尽管洋人说法或许有所夸大，但也可见多数十三行的立场和原则还是相当谨慎的，严格按照大清律例行事。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鉴的私人资产（动产、不动产）已达2600万银元，折合换算至人民币达50多亿元。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评选出世界历史上50位富豪，伍秉鉴名列其中，拥有大量的田产、宅院、茶园和店铺。

家族生活

伍家先祖是福建的茶叶巨商，康熙初年由福建泉州迁至广东广州，到了父亲伍国莹掌柜时，已经是广州首富潘振承家族的账房先生，他搭上了政策的快车，先后介入经营与创立了元顺行、怡和行。1801年，伍秉鉴天赋极高，惨淡经营，加上一口通商的垄断政策，最终让家族生意迅速崛起，达到了巅峰时代，超过了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叶上林等人的财富数量。当时的欧美诸国客商，皆知道伍秉鉴的大名。伍氏家族比较慷慨大方，一些商人来华赔本欠债于怡和洋行，他们一度烧毁凭据，建立了自己的信誉和名望。

1830年代鸦片战争前夕，粤海关外洋商船已经达200多艘，税银超过了200万两。十三行从事海外贸易，与洋人打交道，往往得黑白两道通吃且难免有不规范的操作，伍秉鉴的怡和商行本来只做正经生意，以茶叶、丝绸、瓷器、字画与锦绣为主，伍家茶叶远销美洲，逐步成为行商首脑，被封为十三行总商。

但是高额利润驱使下，下属偶尔也夹带鸦片、帮助洋商甚至联结海盗为伍，各类货物运往内陆。道光皇帝决定“严禁”烟毒之后，钦差大人林则徐到达虎门进行销烟，命令伍氏家族负责和英国商人接洽商讨，作为中间担保。伍秉鉴派遣儿子伍绍荣尽力交涉，苦口婆心，最终说动洋人交出了1037箱鸦片，试图和平化解华洋危机。

繁忙的商贸交易

但是，林则徐此时不愿意做表面功夫且内心明白，伍秉鉴处于朝廷和外洋之间，还是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者，不可避免比较难做甚至华洋勾结，加上英国商人不愿意全部交出鸦片。交涉结果自然不理想，林则徐大怒，将伍绍荣关入大牢革职审问，亲自过问后，以武力为后盾，彻底销毁了为祸民众的鸦片，毕其功于一役。同时，林则徐严厉警告伍家，将伍秉鉴吓得魂不守舍、战战兢兢。当时他已经70岁了，也因此病情加重，无法继续维持怡和洋行的运转。

事实上，中国是一个农业为本的国家，帝国财政制度有其短板，不能明目张胆鼓励逐利，十三行商人的经营正好弥补了朝廷经济的困窘。巨大的白银收入，使得朝廷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边疆、叛乱和皇室奢靡的消费等事宜。但皇家往往讲究名正言顺，要求行商积极捐献，报效君王，并通过授予顶戴、散官为交换。从1787年的平定林爽文之役到皇帝万寿、廓尔喀军需、川陕剿匪、河南剿匪、黄河河工，总共捐输就接近1000万两。同时，十三行商人富甲一方，也积极经营地方慈善公益事业，每年合计捐献10万两上下。

华洋接洽

在这种官商互动的模式下，十三行掌柜们摇身一变为达官贵人、品职散官，有了政治上的保障和官府的信任。著名行商梁经国去世后，朝廷追赠光禄大夫，可见恩宠。故而，乾隆之后广东的5000余家店铺，涉及面甚广，包括了漆器、银器、瓷器、纺织、绘画、雕刻等各个行业。行商们为了拉拢皇族和朝廷重臣，每年为宫廷输送洋货，孝敬地方封疆大吏，严格按照内廷出具的式样逐件采买，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每年进献四次，称之为“采办官物”，都是一些诸如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及宠物等贵重稀罕之物，构成了皇家奢侈享乐的行商渊薮。

客观来说，洋行有中西文明交通的积极作用，但是垄断式和传统式经营又阻碍了资本的全球化。总之，十三行在抑制和扭曲中国海洋经济自然发展进程的同时，中西海洋经济在广州市场上的碰撞在客观上又对广东和其他地区的经济产生不同层次的推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后辉煌。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典型的“四民模式”，所谓士农工商井然有序，商人地位是最低的。

广州港口

尽管十三行商户富豪对朝廷财政贡献很大，但是由于与“外夷”打交道，往往被清流士大夫看作“汉奸”，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朝廷也仅仅把十三行商人视为“逐利万国”的代理人，他们并不具备太多政治权利。虽然伍秉鉴捐纳巨款买了三品顶戴，却也没有逃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从鸦片战争爆发到结束，伍氏家族至少捐献军资400万，加上因战争影响和断裂的生意，总共达1000万两之巨。

中国古代讲究为人处世，圆滑中庸，都是在告诫人们关系的重要性。行商群体在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背景下，纵横中外，伍秉鉴的全球关系网极为复杂多元。压力之下，他曾经想过移民海外，但是受不了舟车劳顿，加上已经暮年，只能作罢。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伍秉鉴有一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商人朋友，名为吉普·库什（J·P·Cushing），双方多次通信。在信中，他多次忧虑自己的不良境遇，但是想要举家移民已经不现实，最终在1843年病逝，留下了富可敌国的商业资金。而同时代美国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总资产不过2500万美元上下，也就是700万两白银，远远不及伍氏家族的资本规模。

伍秉鉴

1843年7月22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在香港公布实施，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对外口岸相继开埠，属于十三行垄断的时代悄然远去，现代海关制度、自由贸易取代了一口通商、行商专断政策。伍秉鉴家族迅速没落，同时那些巨额资产也在历史的烟云中稀释冲淡，被清廷贵戚与各级官府巧取豪夺、温水煮青蛙，成为帝国经济的末日余晖。两次鸦片战争的破坏和1856年的十三行大火，曾经被欧美称之为“东方华尔街”的广州商馆区逐步没落和荒凉，见证了清王朝“一口通商”的繁华往事和统治机体的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