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2020“年度学者”——束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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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景南：把王阳明“还原”为一个“人”
特约撰稿 ｜ 查明昊
2020年初，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束景南教授洋洋百万言的《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出版。2020年底，束教授因其2017年出版的《王阳明年谱长编》获颁“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读者恐怕绝难想到，《阳明大传》的写作准备期实有二十年之久，而萌生研究王阳明的想法则可追溯至五十年前。
束教授1945年出生于江苏丹阳。1962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在名师云集的环境里，束教授获得良好学术训练。尤其是韩儒林先生“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名言和元史研究课，对束教授养成严谨求实的学风、注重实证的研究方法有重要影响。也正是在那个王阳明被打入冷宫的年代，束教授对王阳明其人其学产生了兴趣。
1978年，束教授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蒋天枢先生攻读先秦两汉文学。其时，蒋先生正在整理《陈寅恪文集》。束教授回忆说，“我第二次到蒋先生家里聆教时，蒋先生就拿出了《柳如是别传》的手稿给我看。他强调说，研究先秦两汉文学首先要过古文字关，做学问要从自己校勘古籍入手。所以我那时主要按蒋先生的要求学习甲骨文、金文，由苦读《说文解字》与‘前四史’进入到对先秦两汉文学哲学的研究，从蒋先生那里学到了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路子与治学精神”。
陈寅恪先生和蒋天枢先生
读研三年，束教授迎来了学术之路上的第一个收获期，先后发表《论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扬雄〈太玄〉创作年代考》等论文。此一时期，是束教授治学路径的奠基期：由文献的梳理考辨入手，继之以史学的实证，终之以理论的思辨，融贯文史哲。
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束教授到苏州大学中文系任教。他做了一个大胆而富有挑战性的决定，由较为熟悉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转到宋代大儒朱熹研究上来。为此，他“每天上下午来回步行四个小时，从家里到学校图书馆抄阅材料，每天都因翻看大堆积满灰尘的线装书，把手指染黑了”。
1983年、1985年先后写出《朱熹佚文辑考》《朱子大传》，并分别于1991年、1992年出版。《朱子大传》出版后获中国图书奖等奖项。1994年，束教授调任杭州大学古籍所（现浙江大学古籍所），继续朱熹研究，于2002年出版《朱熹年谱长编》，为近二十年的朱熹研究画上了一个完满句号。
此一时期，是束教授治学特色的形成期：以关键性人物为中心，开展辑佚考辨—年谱长编—思想传记为路径的系统研究，“文化还原”的研究方法亦初步确立。
《朱熹年谱长编》出版后，束教授觉得终于可以启动念兹在兹的“为王阳明写大传的工作”。王阳明研究最大的困难是：一方面可信可用的材料太少；另一方面大量散佚的文献记载，或不为学人所知，或因不能辨其真伪，而无人敢用。束教授花了十年的“笨功夫”，于2012年推出《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复于2014年推出修订版。进而于2017年推出《王阳明年谱长编》。
2020年，束教授推出了《阳明大传》。学界评价甚高，认为该书“纠正了历来的种种误说”（吴震），“颠覆了五百年来人们对王阳明的传统认识与看法”，为王阳明研究“开创新局”（陈尚君）。
此一时期，是束教授治学功夫的精进期：辑佚考辨—年谱长编—思想传记的研究路径更加清晰，“活的文化还原法”更加纯熟，对宋明儒学最伟大的两位学者的认识也更加深透。
谈及今后计划，束教授说，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生平举凡研究中国儒佛道三大文化涉猎思考有新得的东西都写出来，在学术路途上继续有所贡献。
问 答
束景南：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南京大学读书时，我就有心想研究朱熹和王阳明。1963年我一次去逛夫子庙，意外花一元五角买到一部《阳明全书》。1968年大学毕业去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同窗好友徐锡君又意外从千里之外寄给我一部《四书集注》。从此这两部书伴我度过了十载农村民办中学教书的日子。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终于有了研究朱熹、王阳明的条件。导师蒋天枢先生给我看了陈寅恪大师《柳如是别传》的手稿。我还听说朱东润先生1949年前就写过一部《王阳明大传》，可惜书稿散失。这都增强了我为朱熹、王阳明作大传的信念。我的研究打算是：宋明理学的发展是一气贯通的，必须先研究朱熹，后研究王阳明。研究朱熹、王阳明都必须走自己的路，分三步走：一是先充分开拓资料，写出佚诗佚文辑考；二是考定生平行事，写出年谱长编；三是进行思想研究，写出思想大传。我大致按照这一思路和方法，花了五十年时间完成了对朱子学、阳明学的研究。
中华读书报：您说自己的研究是“把一个时代的哲学意识、人生信条与政治追求还原为现实人的活的文化个性、文化心态”，可称为“文化还原”的研究方法，与“哲学的”乃至“哲学史”的研究方法颇有不同。关于研究方法，您是怎么考虑的？
束景南：近代以来，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传入中国，人们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诠释和建构出古代思想家的哲学体系，从而形成中国古代哲学这门学科。这种哲学与哲学史的研究，开拓了中国文化思想研究的领域与空间。但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多是有哲学观点而无哲学体系，多是集中国文化思想之大成的思想家，朱熹、王阳明等更是学贯经史子集，集儒学、经学、文学、史学、教育学、艺术学乃至易学、道家、佛学之大成的“通人”。他们的儒学，也绝不是用“哲学”所能涵盖的。因此这种把一个思想家当作一个抽象的哲学符号，由我们现代人去诠释、建构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哲学研究，便容易出现偏误。所以在写两人思想传记时，我没有采用这种抽象的哲学研究的方法，而采用了文化心态的研究方法，即文化还原的研究方法，把“历史世界”的研究同“思想世界”（包括“哲学世界”）的研究结合起来，对朱熹、王阳明作“心态世界”的研究，写出他们活生生的文化个性、文化心态。我以为这才是一种追索历史真实的人本学的研究。
工作中的束景南先生
束景南先生（第一排左六）2017年赴韩讲学时与韩国友人合影
中华读书报：写作阳明大传过程中，您为何会去读蒙克《维特根斯坦传》《罗素传》、理查德森《毕加索传》等，乃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文学作品？
束景南：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根本问题：真实的思想传记应当如何写？怎样才能真实具体地写出一个人的复杂的心态、复杂的个性，写出一个人一生思想变化发展的心路历程？中国传统的传记写作模式（如儒佛道的人物传、墓志铭、行状之类）大多写得简单干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掩饰真相，故留空白，虚构捏造，人物神龙不见首尾，历史成了一团迷雾。这不仅是资料缺乏的问题，更是思想传记的写作理念与写作方法的问题。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超越了这种传统的传记写作模式，通过写小人物的悲剧一生，反映那个天崩地裂的大变局时代及人心的变迁。西方大家写的众多思想传记也给了我很大启发。如理查德森的《毕加索传》（四卷）的写作理念与写作方法，同《柳如是别传》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从这部巨著里进一步学会了如何写一个思想家的文化心态、文化个性与文化一生的方法。
中华读书报：学界一般认为宋时有象山心学，明代有白沙心学和阳明心学，束先生如何看待三者之间的异同和关联？又如何看待阳明“心本”哲学的特色和侧重点？
束景南：关于中国古代心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学界还缺少全面的研究。我写了一篇《中国古代心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指出心学起源于孔子，他以仁心为至善本体，提出了操心存心的心学。孔子的仁爱心学为思孟派所继承，在《大学》中建立起了三纲八目的心学。宋儒邵雍上承《周易》的先天学，建立了先天的心学心法，为陆九渊所直接继承。至明儒陈白沙上承陆九渊重心悟的心学与李侗的“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思想，建立起了较完整的本体工夫论的心学体系，分别为湛若水与王阳明所继承。我考定出王阳明心学与白沙心学的继承关系，指出王阳明的良知心学是对先秦以来的儒家心学的集大成的总结与完成，他的良知心学实现了双重的历史超越：一是超越了儒家士大夫那种忧君忧国忧民的狭隘精神境界，上升到了忧人忧心忧道的终极人文情怀；二是他超越了传统观念论（唯心论）的哲学视域，转向了更本真的存在论的终极人文思考。阳明的良知心学是一个致良知、复心体的心本哲学体系，是一种充满实践理性张力的心性道德论体系，是一个解决“人”自身的存在问题的人文学体系，它旨在解决人“心”的本真存在问题，以沉沦异化的人心的复归为指归，教人如何通过致良知的实践工夫以复归至善的心体，做一个有真正存在价值意义的良知人，这才是阳明良知心学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的根本所在。
清·沈俊绘《新建伯赠侯王文成公像》绍兴博物馆藏
中华读书报：您在《阳明大传》中揭橥阳明心学思想发展经历了“心学之悟“龙场之悟”“良知之悟”“天泉之悟”。而以前人们常使用“悟道”一词，请问“悟道”与“悟”的区别在哪里？这心学四悟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束景南：宋明理学家都喜欢讲“悟”，如朱熹讲“杜鹃夜悟”“己丑之悟”，陆九渊讲“心悟”，湛若水讲“烟霞之悟”，邹守益讲“妙悟良知”等。这些“悟”其实只是指人领悟到了一种新认识、新思想。佛教禅师把“悟”说成是心的一种开悟状态，叫做“悟道”，认为通过拳喝棒打之类的手段，使人进入悟道状态，觉悟佛理佛性成佛。有人用禅师的这种“悟道”说，把王阳明的龙场之悟说成了“龙场悟道”，王阳明进入心的悟道状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实际王阳明自己从来没有“龙场悟道”“天泉悟道”的说法，王畿说“天泉证悟”“天泉证道”，也只是指证悟一种新的修行教法，同所谓“悟道”完全是两码事。王阳明的心学四悟，不过是他对心学认识的四次提升深化，展现了他的良知心学体系的形成发展历程：心学之悟，是觉悟陈白沙的心学思想，从此踏上了心学之路；龙场之悟，是觉悟了吾性自足的本体论与知行合一的工夫论，建立了易简直截的心学体系；良知之悟，是觉悟到心即良知，致知即致良知，建立了致良知的本体工夫论心学体系；天泉之悟，是觉悟到一种从实践工夫入手的修行教法，修正了他原来的“王门四句教”。这四大心悟是一气贯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