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言｜|好的翻译犹如射箭正中靶心——访翻译家傅浩
程 文：您以译著《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耶胡达·阿米亥诗选》获得第三届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您为何选择翻译阿米亥？换言之，您是如何选择翻译对象的？
傅 浩：靠直觉。喜欢就会翻译，不喜欢就不译。当然也有勉强的时候，例如别人约稿或翻译某位诗人的“全集”。我以前对阿米亥一无所知，上大学的时候偶然读到他自译的英文诗集《阿门》，就一下子喜欢上了。而我译叶芝，本来只选自己喜欢的诗作，但出版社要出全集，就只好硬着头皮连不喜欢的作品也都译出来了。显然，勉强硬译的那部分效果就不太好。
程 文：据您介绍，您是从英文转译阿米亥的，在转译的过程中，会碰到哪些障碍？是如何解决的？
傅 浩：一般来说，经过英语翻译的其他语种的作品会变得更容易懂，因为英语翻译传统注重归化。所以，语言不成问题，困难主要在于背景知识。过去主要靠工具书和《旧约全书》，因为阿米亥诗里常用希伯来《圣经》典故。现在网络发达，很多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另外，我现在也自学了一点点希伯来语，阿米亥的遗孀赠给了我全部的希伯来语阿米亥诗集。在增订第三版时，遇到英译文有表达不清楚之处，就去查对希伯来语原文，以期得到确解。
程 文：您从事诗歌翻译，自己也是一位诗人，译作风格似乎与您的创作风格有内在的相似。译诗者同时也是诗人的情形并不鲜见。译者的个人创作与翻译之间关系如何？
傅 浩：创作是创作，翻译是翻译，我尽量自觉地不把二者相混淆。创作是自家的孩子，打也打得，骂也骂得；翻译是收养人家的孩子，就得给予足够地尊重。创作可以随便修改，翻译的修改总要瞄准原作。在创作中，我追求自己个性的风格；在翻译中，我尽力追摹不同诗人的原作风格。我的创作不会刻意具体模仿哪位诗人哪篇诗作，但我会任由我的阅读渗透到我的无意识之中，任其在不知不觉中发酵，在精神层面影响我。例如，我欣赏菲利浦·拉金的诚实低调、阿米亥的睿智厚道、叶芝的精雕细琢、威廉斯的大巧若拙，这些品质或多或少会融入我的创作。当然，有些技巧我也会借鉴，但尽量做到不着痕迹，化于无形。有网友评论说我的诗“不像翻译家写的”，我认为这是对我的褒奖。他大概以为翻译家写诗应该像洋腔洋调的翻译诗或有受翻译诗影响的痕迹吧。
程 文：对诗歌翻译（包括文学翻译）有两种观点，一为“学者之译”，强调对原文作深入研究以及译文的准确；一为“诗人之译”，强调译者有创造的自由，允许在翻译中自由发挥。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之争？
傅 浩：借用佛家语说，这两者都是边见，是人为的分别。在实际中，只有好翻译和坏翻译之分，或像某名人所说的，只有坏翻译和更坏的翻译之分。我一向认为，好的翻译只有一种，犹如射箭，正中靶心，是谓得中，其余都是偏差。一切努力都是在向靶心靠拢。
所谓“学者之译”，深入研究是必要的，“译文的准确”若意味着拘泥于原文语法而不知依译入语习惯变通，也还是不准确。有些写诗或爱好诗的业余译者喜欢给译文加上繁冗的注释，以显得译本有权威性，我觉得大可不必。译注应该控制在最低限度，只提供客观事实的说明，而不添加主观的评判或无关的解说。至于说“诗人之译”就意味着自由创造和发挥，那这个黑锅我不背，许多诗人也不会背。一百多年前，不懂汉语的埃兹拉·庞德肆意改写了汉学家翟理斯和费诺罗萨的译文，为西方读者“发明”了中国诗，从此给半懂不懂外语的诗人壮了胆，在译诗界树立了极坏的榜样。其实，庞德的所作所为只能叫编辑或改写，是任何不懂外语的编辑都做得到的。在西方，这类改编一般是算做诗人自己的创作而非翻译的。我在少年初学外语时也曾自发倾向于自由创造和发挥的意译法，因为那样可以遮丑，掩饰自己外语程度的低下，以后随着外语程度的提高，就自然越来越倾向于忠实准确的直译法了。
程 文：可否请您再谈谈诗的“可译性”问题？
傅 浩：国内译诗界曾有人提出“三美”说，称译诗要兼具意美、音美、形美。这源自鲁迅所谓的汉字“三美”，略同于庞德所谓的“三诗”——音诗、象诗、义诗。庞德认为以音韵胜的音诗和以义理胜的义诗都不可译，惟有以形象胜的象诗可译。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独特的发音系统，音韵自然各个不同，就连拟声词也都不同，例如汉语与英语模拟的鸡鸣狗叫都不同，所以互不相干。词语由于语境不同而具有的许多言外之意是无法单独用一个词语对译的，故玄奘法师发明的“五不翻”中的“多含”即适用于此；玄奘的解决办法是译音再加解释。类似的，我认为音韵在译出过程中不得不丢掉，而形式可以在译入语中另铸；原样照搬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按照内在的规律性平行模拟却也不是完全做不到，例如原诗的行数、每行的音节数、节拍数、押韵的格式、甚至行内韵、头韵等，都是可以模拟的。至少可以把形式整齐的原诗译成整齐的，而不是把所有的诗都译成自由体。意义和形象当然是最可译的，但应当注意，不宜为挖掘意义而破坏形象，而应直译形象而暗示意义。
程 文：目前主流的翻译观趋向于认为译入语应为自然、流畅、地道的中文，而在译诗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异质的东西，难以完全归化为自然的译入语，如玄奘所言“五不译”者。您如何看待译诗所用的语言问题？
傅 浩：无论中外，翻译界一直都有两种倾向：一是面向读者的，二是面向原作的翻译。面向读者的翻译重在传播，自然以辞达为尚，有时甚至不惜大刀阔斧地删改以迎合读者。英语的翻译多属此类，莫言的作品译成英语时就遭到了痛改痛删。面向原作的翻译多为前面提到的“学者之译”，重在研究，以紧贴原作为尚，极端的译作似乎只有懂原文的人才看得懂，例如达摩笈多译的《金刚经》，简直就是用汉字写的梵语嘛。然而，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归化的译法是封闭性的，不利于译入语读者吸收新知；异化的译法则是开放性的，反而有利于译入语读者接受异质文化的刺激。文学史上许多创新就都是在这样的刺激下发生的。模仿古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句法的英语钦定本《圣经》的语言改变了英语诗歌的面貌；汉译基督教《圣经》的怪异文体也影响了我国现当代某些颇有影响的诗人的创作。有人认为翻译不应有翻译腔，要让读者意识不到是在读译作；也有人认为翻译就是要让读者意识到是在读译作，就是要有洋腔洋调。我认为，翻译应当在译意准确的前提下尽量遵守译入语的习惯用法，遇到玄奘所谓的“此无”情况时，才需适度发挥创造性，或者详加注释，而不应删改回避。遵守译入语的习惯用法并不等于偏离原文随意发挥。译诗应以直译为主，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可译的意象，甚至句法，不像译散文那样，可以降低形式和风格方面的要求。
程 文：诗歌翻译如何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
傅 浩：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我自己的情况，在前面已有所回答。大致说来，做翻译可以磨练语言，使语言更精确、更精练。读翻译作品可以扩大眼界，见识不同文化。这些都会给创作带来有益的营养。至于说我国的新诗起源于翻译，美国的新诗也起源于翻译，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以说，无论中外，每一次诗体创新，几乎都与翻译的横向移植有关。
程 文：诗歌翻译对译者有何要求？
傅 浩：时下流行“诗人译诗”的说法，认为诗人是译诗的最佳人选，或只有诗人才译得好诗。我认为这种说法还需加以限定。适合译诗的诗人不应是只会用母语写诗，而外语半通不通，抱着本双语词典就敢翻译的。理想的人选应该是：既能用母语，又能用外语创作诗，至少熟悉两种语言的作诗法和诗歌作品，对所译对象有所研究者。
程 文：您对理想的诗歌翻译是如何定义的？
傅 浩：面向当代，用现代普通语言；意义、形式、风格有机统一，无限平行接近原文；不增一字，不减一字，不错一字，字字有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