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底淤泥中的惊世文明——跨湖桥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跨湖桥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镇湘湖村跨湖桥
发现及发掘时间：1990年发现并首掘，2001年进行第二次发掘，此后发掘工作持续至今。
距今历史：7000-8000年
考古地位：是浙江境内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为探讨长江中游和下游的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研究当时整个长江流域的文化格局以及此后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其器物特征不同于长江下游地区已知的各支考古文化，是一支全新的、独立的文化类型。
浙江省跨湖桥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西南约4公里，浙江第一大河钱塘江与浦阳江流经这里。遗址及周围地区是古湘湖，现已大部分淤积，正是这些三四米厚的湖床淤泥有效地保护了下面七八千年的古老文化。跨湖桥遗址发现以来却受到了“冷落”，直到2004年，跨湖桥文化才作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文化类型被考古界所确认。
考古发现过程
跨湖桥遗址处在旧湘湖湖床的下面，早在20世纪初，湘湖就已经名存实亡。古湘湖湖底千百年来形成的淤泥，成为制造砖块的优质原料，淤泥保护了跨湖桥文化，也同样使这古老的文化遭受了严重的灾难。
1970年前后的某一天，湘湖村的村民听到一个消息：杭州砖瓦厂要在冷饭滩附近设立一个新的取土点。消息一传开，湘湖村村民连夜突击，围堤抽水，抢占阵地。当时冷饭滩一带属于无法正常耕种的沼泽地带，取土的第一步必须围堤抽水。那一晚，一家新的砖瓦厂诞生了，这就是后来的萧山城厢砖瓦厂，挖土制砖的人们便在不知不觉中蚕食旧湘湖底下的这座文化宝库。
跨湖桥真的是河姆渡的“后辈”？参加跨湖桥遗址发掘的工作人员不愿意相信。但由于第一次发掘出土的文物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跨湖桥遗址重要性的认识，研究工作未能进一步深入，跨湖桥遗址就在这些怀疑中被“冷冻”了十年。就在它受“冷落”的几年间，跨湖桥遗址第一次发掘现场已遭到破坏，考古学家再也难以找回这一远古人类的居住区。
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浦阳江流域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专题调查，调查步骤是从上游往下游走，跨湖桥是调查的最后一站。12月20日，考古调查队来到跨湖桥进行试掘，没有新发现。几天后，根据当地民工的指引，转移到取土坑东部继续探掘，终于发现了文化层堆积。这时，这一地带已经被列入砖厂冬天的取土计划，为了保护遗址，考古队马上决定再一次进行抢救性发掘。
这次发掘于2001年5月正式开始，发掘的面积并不大，仅为350平方米左右，却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出土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址，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为了再次给跨湖桥的文物测定确切年代，考古队把取到的标本送到北京大学等5个不同的权威机构进行科学测定，测出的数据达28个之多。得到的结论却是惊人的一致，这些科学研究无可辩驳地说明，跨湖桥文化距今为7000至8000年。“冷冻”了十年的跨湖桥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入选了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次发掘还传出一个“垃圾堆里捡珍宝”的美谈，因为这次发掘挖出了一个远古垃圾场，而品种繁多的千古垃圾又是传递古人生活、生产、思想、文化等重要信息的载体。古人往往将村落临水的湿地当作倾倒垃圾的场所，跨湖桥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结果，再次证明了这点。出土的大量牛骨、鹿骨等正是古人吃剩的垃圾；大量的陶器碎片正是古人的遗弃物；破碎的骨耜正是古人丢弃的已不能使用的生产工具……
但跨湖桥文化却不能理解为仅仅是古人遗弃的垃圾，跨湖桥遗址在第一次发掘中，就已发现了建筑遗迹和多处房屋遗迹。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两座贮藏窖，里面贮满了橡子，这是古人贮藏的食物。显然，第一次考古发掘，挖到的是古跨湖桥人的居住区。?结合前后两次的考古成果看，跨湖桥是一个完整的文化遗址。
这次发掘的结果使跨湖桥遗址作为独立的文化类型引起国内专家的极大兴趣，为了补充更多的资料，同时也是为了抢救地下文物不受进一步破坏，2002年9月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对跨湖桥遗址的第三次发掘。
由于跨湖桥遗址被破坏严重，第三次开挖的探方大多处在遗址的破坏边缘，所以大都不完整，实际发掘面积约350平方米。但就在这里，却“驶出”了人类最古老的独木船。
考古工作人员以前就听村民说在这一带发现过木船，跨湖桥的发现者郑苗也曾报告发现过“小船”，但在前两次发掘中并没有发现古船。跨湖桥真的有古船吗？考古队暗暗地把寻找古船的踪迹作为这次发掘的目标之一。
最早发现古船的蛛丝马迹是在11月11日，当时考古人员正在探方里整修台阶，在地下第9文化层里，突然发现了一个木制品，形状看起来很像是木船的一个角。一下子，在场所有人的精神都振奋起来，似乎重大的发现立刻就要揭晓一般。随着清理面积的扩大，独木舟的一个凹面显露出来。因为早就相信这里有古船，这个发现让现场的考古队员兴奋异常：“我们发现了独木舟！”
经过不断发掘，在相临的三个探方里都发现了船身。独木舟的船头直到19日才被发现，由于当时船身中段还埋在一个隔梁里，而且船宽度不一，所以还以为这是两条各长2米多的独木舟。21日，考古队员打掉了中间的隔梁，世界第一古船的真面目才完全地展现在今人面前，而且长达5.6米。在这条独木舟的两侧，还发现了许多木棍，专家推测这些木棍是用来固定或支撑独木舟的，并推测这里是一个独木舟的生产或修理作坊。
2003年10月初，考古学家再次对跨湖桥遗址进行发掘。这次发掘从2002年发现的遗址东侧开始，出土了一批陶器、木器、骨器碎片，其中有一只保存完整的骨哨。考古人员希望通过对跨湖桥遗址的深入发掘，更全面地了解距今八千年的跨湖桥遗址文化。
目前，对于跨湖桥遗址的发掘仍在有序进行。
跨湖桥遗址出土文物
跨湖桥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木器、骨角器等，还在遗址中发现了灰坑、黄土台、残存墙体等建筑遗迹。由此，专家确认跨湖桥遗址是一处内涵丰富、文化面貌独特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在出土的文物当中，陶器最为精致和独特，其制作的精致程度要高于河姆渡时期，除器形规整匀薄外，主要指彩陶与黑光陶工艺。彩陶保存的鲜艳程度十分好，而且发现的完整器物较多，彩陶的分布位置及组合形态也十分清晰。
陶器的彩饰分为厚彩和薄彩两种，都施于均匀细腻的陶衣上。薄彩一般施于圈足盘的内壁，有红、黄、黑等色，从口沿向内垂挂的环带纹、半月纹最为普遍。另外，还有一些双腹盘从上到下分层设组，各有题材，十分讲究，专家推测这类器物不是实用器皿,而已经被充任礼器、祭器。最有特色的是厚彩，施于器物的外部，如罐的肩颈、圈足盘的圈足等位置。彩纹一般为以圆形镂孔为中心的放射线，肩颈部位多以组合纹饰出现，其中“太阳”纹引人注目。在手法上，点彩别具个性，往往与条纹、波浪纹相配合。厚彩材质似乎加了某种作为粘合剂的泥料，脱落后留下的乳白色痕迹仍旧清晰可辨。
黑光陶一般见于豆、罐两类器物。浙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也出土了很多泥质黑皮陶，初见很容易相混，其实胎质完全不同，外露的光泽也是不一样的。跨湖桥出土的这种黑光陶主要是一些红内黑的器物，如钵类器，内壁十分光亮，为江南其它考古学文化所不见。专家推断，这些黑光陶除了应用还原焰烧造技术外，还经过精心的打磨。器物上常见周正的弦纹、棱纹，分明使用了轮制技术。考古界一直认为距今6000多年前才有了慢轮修正术，跨湖桥出土的陶器却把这一时间推进了1000年。
跨湖桥陶器的群组合也十分新颖。从器名上看，也只有釜、罐、钵、豆、甑几种，但形态却完全是新的。如钵型釜、扁腹双耳罐、盅型钵、双腹豆。而且纹饰也愈加丰富与成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拍印的方格纹的出现，在以往的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这种纹饰从未出现过，但在跨湖桥遗址却出土了相当的数量，而且多呈菱形。另外还有蓝纹、篦纹、指甲纹、戳印纹以及“工”字、“卜”字、三角形、方形、圆形等镂空形式。
出土的有机质遗物中，骨器数量不少，包括耜、镖、镞、哨、针、纬刀、簪、双尖叉形器及一些功能不明的复合工具。骨耜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作，端部有圆型插孔用以装柄，经研究发现成孔方式是用火烫灼后再行挖凿的。另外还有很多用动物肢骨的骨壁、肋骨加工而成的骨具，磨制精致。出土的一件骨针长9厘米，最大径不足2毫米，孔径不足1毫米。同时还出土了纬刀、双尖叉等纺织工具。
跨湖桥的动物群比河姆渡遗址简单，从出土的动物遗骨来看，包括鹿、猪、牛、狗、獾、鹰、鳄和豚等。猪、牛等动物的牙齿磨损度普遍较高，这是跨湖桥人肉食大多来自狩猎的证据，因为老迈的动物缺乏抵抗力，容易成为捕杀对象。说明狩猎在跨湖桥时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跨湖桥遗址还出土了很多木桨，其中一半是半成品，上面满是清晰的刀砍斧削痕。数量最多的是木锥形器，尺寸近似筷子，中间稍粗，一端平头，另一端尖；另一种木锥的一端削成扁舌形。另外还出土了数件木“簪”。
遗址出土的石器也很有特色，器形主要有斧、锛、凿，还见有极少量的镞、石片形刀、石杵、磨盘等。石质多为青灰色的硬质沉积岩，附近地区无法找到这种岩材，应该从远方交换得来。
充满疑团的跨湖桥
2002年3月27日，来自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20余位专家会聚萧山，针对跨湖桥文化类型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面对着疑团重重的跨湖桥文化，许多在场的专家学者禁不住发出了“太意外”、“看不懂”的感叹。
1.高超的彩陶制作技术
跨湖桥文化是一种高龄文化，它的稻作农具骨耜，在制作上十分粗糙，远不及河姆渡骨耜精细，出土的大量兽骨也表明古跨湖桥人还是以狩猎为主。但是，7000年前的跨湖桥人却掌握了高超的陶器制作技术，特别是通体磨光的黑光陶器，似乎与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中的黑皮陶器有着某种联系。难怪当初会有专家认为跨湖桥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后辈，至今专家们也无法解释跨湖桥文化遗存中的这种“青春色彩”。
2.骨针和蚕丝线
在跨湖桥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不少负载重要信息的宝贵物品，其中就有一枚精巧的骨针。这枚骨针针眼相当细小，即使采用今天的棉纱线或涤纶线，要穿过这个小针眼也不容易。那么，古人究竟用的是什么线？当时不可能有棉纱线或涤纶线，要穿过这么细小的针眼，只能使我们想到了蚕丝线。难道距今七八千年的跨湖桥人已经在接触蚕桑了？考古学家至今也不能得出答案。
3.使用中药的祖先
跨湖桥遗址中还有一个小陶釜，底部有烟火熏烧的痕迹，釜内有一捆植物茎枝，共约30余根，长度在5至8厘米之间。由于陶釜已烧裂，古人将其丢弃了。陶釜内的植物成了考古工作者关注的重点，他们推测这捆植物是远古的中草药，遂将标本送往药品检验所进行检测。但由于标本的有机质不足，难以确定其具体的药性和名称，只能定为“茎枝类”。虽然至今也无法确定是什么中草药，但这一考古新发现对研究我国中草药的起源，尤其是煎药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4.黏合剂
细心的考古工作者在清理陶片时，还意外地发现一块黑光陶片上有修补的痕迹，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古人是用什么黏合剂来修补陶器的。
5.跨湖桥的毁灭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跨湖桥文化是突然之间消失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作为跨湖桥文化继承者的证据不足，这种文化缺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尚是未解之谜。
有很多专家认为，跨湖桥文化的毁灭，最可信的推断就是毁于海水侵袭。据地质水文资料载，从全新世初期开始，东海大陆架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这次海侵在距今6000-7000年达到高峰，包括会稽山脉在内的宁绍平原周围地区，沦为一片浅海。这次大规模的水淹对跨湖桥文化的前途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钱塘江、浦阳江泛滥更加速了这一带环境的恶化，今日凶猛的钱江大潮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结合历史记载来看，今天会稽一带的自然环境最符合大禹治水的历史条件，如果这段神话是史实，那么跨湖桥遗址大约不幸落在治水无为的鲧的时代，治水的失败就是跨湖桥遗址结局的写照。
跨湖桥文化的难解迷团给江南沿海一带的考古科研提出了一个个新的课题，只有等待着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让这些迷团大白于天下。
跨湖桥之最
1.弓钻取火
跨湖桥遗址出土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木器、石器，这些器具的本来面貌是怎样的？跨湖桥人到底将文明推进到什么程度？经过对这些奇特器具的研究，考古学家做出了解答。
据考古资料显示，一万八千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可能掌握了钻木取火技术，但遗址中并没有出土取火工具。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奇怪的工具，经考古学家考证是弓钻取火的工具，说明跨湖桥人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
通常一个弓钻是由钻柄、钻身、钻头和弓等部件组成，从跨湖桥文化遗址发掘的一些史前文物看来，弓钻的主要部件已经具备——从弓钻的组成看，骨制复合器就充当钻柄。
在跨湖桥文化遗址发现的复合器由动物骨头做成，因为被长期使用，其表面表现出古玉所特有的包浆状。木质管形器是钻身，木锥则充当钻头，尖端有黑色炭化现象，炭化稍上方有一个“小台阶”，这是为了防止木锥尖端无限制往下钻取。
这些工具拼接起来就成为弓钻，然后在木块里加入引火物质，再配上一个用木条做的带绳索弓弦的弓，将绳索绕在转杆上，将弓来回拉动，就能取得火苗了。
2.慢轮制陶术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黑光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罐口的7条环状平行弦纹。这些环状平行弦纹到底是用什么技术制作出来的，一直是个谜。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一个木质陶轮底座出现在考古学家的面前，这个木质陶轮底座不仅解开了环桩平行弦纹的谜底，更由此证实了跨湖桥人已经掌握了慢轮制陶的技术。
黑光陶器的弦纹就是用陶轮修整技术加工成的。制作黑光陶时，只要将未干的陶胎置于陶轮的转盘上，并仔细对中，用一手转动转盘，另一手用木器、骨器或石器接触要修整的胎体，经过多次转动后，就可以在胎体上留下所需的环状弦纹了。
陶轮的出现是制陶业的一场革命，以往陶器制作都是用泥条盘筑，然后通过手工捏拍制作而成。这样制作出来的陶器不够圆，厚度不均匀。而慢轮制陶技术使得陶器形状更好，厚度均匀，弦纹则能大大增加陶器的美观。之后，在慢轮制陶技术上发展起来的快轮制陶技术则更先进，它曾制作出厚度只有2毫米的“蛋壳陶”。
世界最古老的陶器发现于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距今12500年前。而跨湖桥文化遗址是8000年左右的，也就是说，其间经过近5000年的劳动探索，先民们终于发明了慢轮制陶技术。
据考古资料认定，世界最早的陶轮出现于西亚两河流域，距今5700到5300年。以往，在我国距今7000年左右的半坡遗址已经发现了陶轮加工特征，但没有发现陶轮。而此次跨湖桥文化遗址发现木质陶轮底座，也就证实了中国的陶轮技术先于西亚两河流域2000多年。
3.海水制盐
在研究跨湖桥“黑光陶”黑亮之谜时，专家发现8000年前湘湖人已会海水制盐。
考古学家在对40件黑光陶陶片的表面和内部化学成分进行测试时发现，被测陶片基本是夹碳陶，而且氧化钾和氯化钠的含量非常高。
黑光陶中高含量的氧化钾并不完全来源于陶器的胎土，还来源于草木灰。同时，黑光陶表面氯化钠含量最高达1.83%。这些盐和氧化钾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后，形成钠钾铝硅酸盐玻璃相，从而使黑光陶又黑又亮。
但这些盐是从哪里的来的？实验数据表明，通常海水的食盐含量是大大低于黑光陶表面所测出的食盐含量的，由此可能推断，古人制黑光陶时应该是有意识地加入一些利用古老海水制盐法制作出来的原始食盐。同时，古人还在制陶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利用草木灰、食盐和黄铁矿作泥釉的制陶工艺。
4.最早的独木舟
在跨湖桥遗址还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这只独木舟出土时船头朝东北，船尾向西南，非常狭长，接近船尾有一小部分因为砖瓦厂取土而被截掉。船现长5.6米，船身最宽处为53厘米，船体深20厘米，船帮有部分被损坏，因而宽窄不一。考古专家依据古船出土的地层年代，推断出独木舟的“年龄”约为7600到7700岁。
跨湖桥的这条独木舟的发现，把迄今发现最早古船的年限再次向前推移。在此之前，江苏武进曾发现距今2000多年的独木舟，这条独木舟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古船。河姆渡遗址也曾出土过7000年前的船桨，以及可冲气浮于水面的兽皮，但并没有发现木船的整体。从世界范围来看，最早的古船要算是埃及墓穴出土的“太阳船”，距今约5000年。在英国约克郡曾经出土过距今达9500年的船桨，但并没有发现整船。跨湖桥古船的发现，把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一下子向前推了2000多年，堪称一个飞跃。
5.我国最早的稻物遗存
在跨湖桥遗址中还出土了农用工具骨耜，这些骨耜使考古学家开始关注跨湖桥的农业遗存。
为了深入了解跨湖桥是否开始种植水稻的问题，研究人员对跨湖桥遗址进行了植物硅酸体分析和植物遗存调查。植物硅酸体分析结果显示，除第11层外，其他各层都有来自稻叶片运动细胞的遗存，并且形状较大，与现代栽培粳稻的相似。稻物遗存调查显示，湖桥遗址中有大量的稻谷、米和谷壳等古稻遗存中，谷粒型与现代栽培稻的籼稻相似。研究结果表明，跨湖桥遗址的古稻可能是尚未完全分化的群体。虽然，跨湖桥人以狩猎为主，并没有创造河姆渡人那样辉煌的农业文明，但他们已经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
跨湖桥遗址现状
跨湖桥遗址是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内涵特殊，不同于以往确立的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体系，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1999年跨湖桥遗址被萧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点。
为了保护跨湖桥遗址，2001年，萧山区政府禁止当地砖瓦厂在遗址范围内取土。第二年萧山区人民政府又下达文件要求当地砖瓦厂停产，在遗址范围内取土二十多年的萧山城厢砖瓦厂也在停产之列。2003年，萧山区政府在遗址现场设立了值班人员。
跨湖桥遗址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的保护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4年10月召开了有全国及省、市有关专家参加的独木舟保护方案论证会，通过了《跨湖桥独木舟遗迹原址保护可行性方案》，各项保护工作正有序进行。
2004年12月17日下午，在“跨湖桥遗址考古学术研究会”上，来自著名权威机构的35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新颖独特，其器物群基本组合、制陶技术、彩陶风格等不同于浙江境内任何一支已知的考古文化。因此，可将跨湖桥遗址视为一个单独的文化类型，这意味着“跨湖桥文化”作为一个全新概念，成了中国考古界的一个共识，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等全国数十个考古文化概念并驾齐驱。跨湖桥文化的命名，不仅是萧山历史文化悠久的实证，也给江南沿海一带的考古科研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是中国考古学中一个崭新的研究成果。
跨湖桥遗址陈列馆建设工程也于2005年12月18日开工，建筑面积700平方米，位于湘湖旅游度假区内，并于2006年4月20日正式对外开放，馆内集中展示跨湖桥出土的珍贵文物，是萧山8000年历史的缩影。
馆中的陈列厅分为三部分，第一展厅以出土陶片精心拼接成的釜、罐、钵、盘、豆等陶器为主，并展示部分牛、鹿、狗等兽骨，十分引人注目的太阳纹彩陶和黑光陶陈列其中。第二展厅展出的有独木舟以及船桨、禾科类纺织物、石器、骨器等，其中的骨器和石器非常精致优美。影视厅播放的是全面介绍跨湖桥遗址考古过程及其意义的纪录片，全面展示了8000年前跨湖桥人类制造独木舟、古老磨床以及畜养的家猪骨骼、种植的稻谷的场面。
目前，萧山区委、区政府决定结合湘湖开发，在跨湖桥建立遗址公园，并为跨湖桥遗址积极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湖底淤泥中的惊世文明
最早走近跨湖桥遗址的是杭州砖瓦厂的一位厂医，名叫陈中缄。陈医生多年来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巡视湘湖一带砖瓦厂取土坑。每次他都能在这些土坑里找到一些被路人视作破烂，他却称为文物的东西。随着拣到的“破烂”越来越多，陈中缄把情况报告了县文物主管部门，却没有得到回应。
真正让跨湖桥遗址走进考古学家视线内的是一个叫郑苗的学生。郑苗家在湘湖边，从小学开始他就对这些出土物感兴趣，看到一些精致奇特的，便拣回家里。就这样，郑苗一直到上大学还保留着收集古物的习惯。由于在学校他多少接触了一些文物方面的知识，意识到自己收集到的古物很可能是珍贵文物，就把他的发现告诉了老师。
1990年5月30日，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接到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分校的电话，告知有同学在城厢的挖土现场发现了文物，这个同学就是郑苗。文管会的工作人员立刻赶到学校，看到了郑苗出示的一些石器、骨器。第二天下午，工作人员在郑苗的带领下来到城厢砖瓦厂的取土现场。现场一片狼籍，随处可以见到陶片、兽骨。凭着职业的敏感，他们马上发现了挂在取土坑剖面上的文化层堆积。
跨湖桥遗址在迟到近20年后，终于被正式发现，而此时，该遗址已历经20年的取土。为了抢救文物，文管会在取得砖瓦厂的支持、配合后，决定进行考古发掘。
1990年10-12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地处杭州萧山湘湖之滨的跨湖桥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这次发掘的总面积为330平方米，除发现建筑遗迹、房屋遗迹外，还发现了一些陶器、石器、木器、骨器等。由于遗址深埋于古泻湖底部，长期的浸水环境及深厚淤土的隔绝作用，一些有机骨质的骨木器很好地保存下来。
这些出土的文物中，引起考古工作人员极大关注的就是彩陶。当时发掘的陶片大多由考古队员自己清洗，彩陶就是在清洗陶片时发现的。从此跨湖桥遗址发现太阳纹彩陶的话题在浙江考古圈中流传开来。因为在浙江乃至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极为罕见，河姆渡遗址只发现过三片，而且无论是用彩还是图案均很生涩。从跨湖桥出土的彩陶来看，跨湖桥时期彩陶的制作工艺远比河姆渡成熟先进。
这些文物让考古学家们兴奋不已，为弄清遗址年代，考古工作者将出土的木块送到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进行年代测定，经测定得知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7000年至8000年之间。
结论出来后，很多专家都表示怀疑。在浙江有南北两支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两者距今都有7000年的历史。新发现的跨湖桥遗址虽然年代比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都早，但在文化类型上却不像是二者的源头。那么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马家浜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由于跨湖桥出土的陶片展示了陶器制作技术上的“成熟进步”，并且明显比河姆渡的早期陶器要先进得多，于是专家推测：跨湖桥文化遗存是河姆渡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并且年代与河姆渡文化晚期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