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是作家的一把利器 | 关注
本文选自“相约星期二读书会·文学课”。赏析的篇目为当代小说家张者的短篇新作：《虚构的花朵》（《当代》2021年2期）与《山前该有一棵树》（《收获》（2021年3期）。
作家张者
张者短篇小说分析
——以《山前该有一棵树》、《虚构的花朵》为例
人面鸟
《树》以回忆的视角和笔法，描写了许多年前一所荒山秃岭里的边疆矿区小学，一个老师带着自己的学生养护一棵胡杨树的故事。
回忆性笔法最大的优势是作家可以对素材进行随心所欲的剪裁。
对于叙事性文体而言，“回忆”简直就是作家的一把利器，比如鲁迅以此法创作的《孔乙己》《故乡》等等。“回忆”不仅能省略掉那些无关紧要的环节过程，还能凸显已经逝去的事件关键点，那个特殊时刻的声音颜色气味，那个特别之人的表情动作心情，因为有了时间的加持而熠熠生辉——人类的记忆力本身就这么奇妙啊。
“许多年以后”或者“长大以后”，已经成为小说家们信手拈来的常用技法。尤其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更是经常被作者拿来做情节的简略跳跃或用作选材的自然“过滤器”——短篇小说对篇幅字数以及人物情节场景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小说家必须力求精简。张者的这两个短篇对素材的取舍与表达，即是如此。
仅从故事的角度来看，《树》的内容并不复杂。
文中的“我”，主要是作为线索人物而存在的。不少作家喜欢借孩子的眼睛看世界，比如都德《最后一课》，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孩子的心地最纯真，对世界的感知最敏锐，也最容易发现被成年人熟视无睹的人生秘密。《树》中的“我”是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人物命运的参与者和讲述者。
胡老师，作品男主。
关于他的身份来历，小说写道，“让一个大学教授当小学老师，这对于他来说也许是一种惩罚，对我们来说却是最大的福分。我们这些在绿洲出生的新疆兵团人的二代，通过胡老师了解到外面的大千世界。”作为一个满腹经纶的小学语文老师，胡老师的“语”就是让我们背诵各种古诗文，“文”就是给我们布置写各种作文——
当他望着远方的戈壁和漫山遍野的石头让我们写《树》的时候，我们不干了，因为我们的眼前根本没有绿色，更别说树了。
小说就从这里开始了。
这无法完成的作文，便是本篇小说的情节起点了。对一群生活在无树之环境中的孩子们来说，去想象一棵树是极其困难的。于是孩子们望着窗外所有的石头，喊出了“山前该有一棵树”！于是，胡老师带着我们去想象一棵树、寻找一棵树。当矿上的人们为孩子们挖树、移树、栽树以后，胡老师又继续带领我们用甜水，用童子尿，用诗歌去滋养树期盼树，这因“树”而发生的一切，便构成了小说的基本内容。
我们满心期待着移栽的胡杨树能够重新焕发生机，为眼前这荒凉之地带来真正的绿荫。我们的愿望如饥似渴如痴如醉，小说文字的密度与情感的浓度也一浪高过一浪。其间我们诵读诗文，我们喝到“甜水”，师生一起去水渠洗澡，孩子们喝水憋尿一节更是诙谐幽默令人捧腹……作者的运笔在松紧之间，开合有度且收放自如。
巴哈提是小说第二段出场的男二号。
小说的第一段只有一句话：“这是个啥地方嘛，都是光秃秃的山，裸山。”都知道好的小说，第一句话就定了全篇的调子。这句满是怨恨的口语表达，与小说的题目《山前该有一棵树》，二者内在的顺势与字面上的反义，传递出饱满的张力。
一个光秃秃了无生趣的地方，因为有了“我”和我的胡老师，有了我们，还有巴哈提，一切就都不一样了。而补鞋匠巴哈提老乡的人物设置与关系处置，尤其体现出张者小说技法运用的娴熟和功力。这个有点“异类”的存在，成为作品的故事背景甚至情节不可或缺的要素。
这长着两撇可以诙谐地左右抖动的八字胡的补鞋匠第一次出场，是在小说的开端部分。巴哈提职业简单，但民族所属含混不清——这一点很重要。
这个人物的第二次出场，是为了纪念胡杨树的到来，矿上放电影的时候。我们忙着看《冰山上的来客》，巴哈提在忙他的烤肉。几串烤肉，让人欢笑让人哭，也让读者对作品人物的贫困饥饿满怀忧伤。
通篇看这位风趣幽默又有点狡黠的巴哈提老乡，混在一群面目模糊的孩子堆里，感觉就仿佛看见小蛋糕上点缀的精美图案或者某种特别拼色：没有它，蛋糕也还是蛋糕的味道，可一旦有了它，小蛋糕立马脱胎换骨似地上了档次，且显出某种别样的格调。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旁观者也是见证者，只有巴哈提，才能从一众汉民族师生的校园生活中发现“非常规”的东西；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自然而然地说出我们正在大声诵读的《左传》和《诗经》，这些在最荒凉贫瘠的土地上滋养人类灵魂的东西，是“经”！而这一揣测性的“恍然大悟”，也正暗合了汉文化对“经史子集”的归类，且自然令读者联想到，胡老师这个内陆知青带给边疆孩子们的，何止是简简单单的认字读书呢？那是文化意义上的启发教育与引领传承啊。
鲁迅先生谈自己的小说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张者笔下巴哈提，无论其外貌特征还是言谈举止，都深得鲁迅“拼凑”神韵，其人物的特别设置与人物关系的巧妙处置，看上去自然妥帖。巴哈提本人跟学校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作者让他成为学校跟前的修鞋匠，电影放映场卖烤肉的小摊主，和我们背诵古诗文时的倾听者和参与者。张者借这一双因为民族差异而天成的“慧眼”，观察品味我们因司空见惯而缺乏发现的常态生活。观察哨太远，需要的时候够不着，牵扯易露斧凿。可如果让巴哈提成为学校中的一员，就太近了，巴哈提就不会因为“少见”而“多怪”。对于小说写作者而言，作品人物关系的松弛度不够，辗转腾挪尤其需要大开大合的时候，时空难免逼仄。凡事一旦勉强吃力，就露怯了，就不够从容，不美了。巴哈提作为补鞋匠与小摊主和旁观旁听者的位置，不远不近的，刚刚好能够被作者召之即来，比如他第三次出场为作者画好的“龙”来点睛，自然点题；又挥之即去，因为他是外人，“不需要”的时候就自然被隐身了。
《树》中出现了两篇古文，《曹刿论战》和《诗经·国风·东门之杨》。就实际教材看，它们是作家根据作品主题表达的需要而做的情节虚构。但两篇虚构课文的引入借用，对整篇小说的意境做出了非常成功的开掘与拓展，《曹刿论战》又为《东门之杨》做了很好的铺垫。
小说中的《曹刿论战》，是伴着故事里的开山放炮声而呈现的。学校是矿山子弟学校，炮声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小说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小说中的胡老师在隆隆炮声带领我们诵读《曹刿论战》，而这位文化的传承者，也在这炮声中永远离开了他的学生——作家的道具运用真是功夫了得！
我们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总是自带强大气场的。《东门有杨》一出，整篇作品霎时被点亮了！《诗经·国风·东门有杨》在这篇小说中一共出现了三次。中国古典小说的“三”被张者运用得每次都恰到好处。
第一次出现，是胡老师让我们给胡杨树灌溉童子尿的时候。我们夜里不睡想给树多施肥，见此情景，胡老师教孩子们诵读了课外新诗《东门之杨》，说是给胡杨树精神鼓励。
这首原本表达男女约会因久候不至而满怀惆怅的一首古典情诗，被胡老师借来表达师生们对新移栽的胡杨树生根发芽的期盼，一如他告诉孩子们那“东门之杨”就是胡杨。孩子们是懵懂无知的，如此有意的模糊表达巧妙弥补了老师刻意解读的错误。作品借用更适合表情达意的《东门之杨》来叙事抒情，文笔很有蕴藉之美。
《东门之杨》第二次出现，是在小说后三分之一处。
在太阳落山时，我们还会看到他（胡老师）在胡杨树下祈祷。不知道是为了树还是为了自己，有时候我们也会站在胡杨树下念念有词：“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晢晢。”
巴哈提老乡问：“你们念什么？”
我们回答：“念经。”
“汉人的经？”
“是的，《诗经》。”
“管用吗？”
“当然管用，能鼓励胡杨树早点生叶。”
“教教我，我们一起鼓励、鼓励的。”
后来巴哈提先念一段自己的经，然后，仰天望着树上他能看到的树芽，吟诵那段《诗经》。
此时此刻的《东门有杨》，成为这篇小说作品中一抹最亮的颜色！这亮色像北斗为黑夜里前行的人指向，又如晨星呼唤迎接了黎明。如果把本篇作品比作一首“金曲”，那它就是其中最华彩的乐章。而文中胡老师对胡杨“活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下一千年不朽”精神品格的解析和赞颂，又成为这首“金曲”的最高音。虚实之间，小说人物被刻画得生机盎然。
《东门之杨》第三次出现，是在小说的结尾段。
多年以后，我们这些通过高考飞向四面八方的同学们重回新疆。我们回忆往事，回忆那棵死去的胡杨树和我们的胡老师。我们围坐在胡老师孤坟边的胡杨树下，再次背诵那段《东门之杨》……
无数像胡老师一样奔赴边疆的文化人，以他们的学识弥补丰富了边疆的文化，同时又以他们自身的文化追求与传承，构建了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小说中的胡老师就是以“一鼓作气”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其自身被文化浸染的高贵气质，影响了孩子们未来的生命走向。移栽的胡杨树因为环境太恶劣枯死了，但是胡老师留下的文化精神永存。这也是树的象征意义的形象体现。
在此虚构对于主题的意义，在于升华。这与《虚构的花朵》（以下简称《花》）异曲同工。
《花》跟《树》一样，开头一段就一句话：“沙漠和绿洲只有一步之遥。”也是一句定乾坤：作品男主张小纸与女主王筱洁的爱情，在虚实之间灿烂又幻灭。
《花朵》里的爱情故事，足够张扬又奢侈：张小纸的爱情，牵动了南北疆多地的同命运者。可虽有无数人帮助，这场始于书信里的雪莲花的爱情，还是终结于现实里的雪莲了。这一对关山阻隔的恋人，一个是返乡遥遥无期的新疆支边青年，一个是身在上海的美丽纺织女工——条条大路通罗马最让人绝望的，不是路途遥远有险阻，而是有人一直在罗马城里；而农场教师张小纸的绝望在于，他根本就没有回到他的“罗马”上海的权利！这一场异地恋的失败，并非败于距离对感情的磨蚀，这其中埋藏着更深层的历史和现实的致命伤痛。小人物在大时代浪潮里身不由己的沉浮挣扎，就是他们命运的轨迹。这一场纯洁脆弱至极的爱情，其初始有多张扬奢华，其结局就有多悲伤惨烈。张小纸不认命，于是我们的张老师精神错乱了：他在我们看《庐山恋》电影的时候大叫恋人的名字，哀号连连……
但即便已经疯了，张老师还给“我”送了一捆作文格子纸，他仍在鼓励“我”这个老师心目中最有可能成为作家的学生，一如既往。回望张老师的爱情，那些片段空隙里满是他对“我”的悉心教导。而“我”现在进行时的故事叙述，就与张老师的教育息息相关。师生情义在小说叙事的“停”与“留”之间，温暖动人。
我捧着语文书，在那金色的沙丘上晨读。我已经不再南观大漠，而是北眺天山，因为在雪线之上可能有雪莲花开。
我们这里也是天山山脉，同为天山，为什么这里没用雪莲？
……
我时常会发现张老师在沙丘的背风处挥舞着砍土曼，弥漫的沙尘就像要酝酿一场沙尘暴。原来，他挥汗如雨地劳动，是在开垦一块沙地。为了阻挡可能的沙尘暴，老师移栽了大量的红柳。那些正开红花的红柳，来年肯定不能成活，但眼前却极为壮观，像燃烧的火。
到了冬季，张老师开始在水渠里凿冰，用抬筐挑去沙地，把他的沙地变成人工的冰山雪地。我知道张老师这是要种植雪莲。
一朵雪莲花能拯救他的爱情吗？
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张老师也没有能种植出雪莲来，不过他却没有放弃，夏季挖沙，冬季凿冰，无穷尽也。
这一腔被辜负的深情还在大漠流淌，已经魔怔的张老师开启了他愚公移山的生活模式，一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节奏平缓的叙事，如静水深流，词句深处的悲悯，在读者内心最柔软处层层堆积。那样严酷的生存环境里，有些人生命犹如那棵被移栽的胡杨树，爱情也像雪莲花一样，脆弱而梦幻。可就有人以其心底仅存的微光，点亮了这个世界，更有人以不惜一切与世俗抗争的姿态告诉孩子们，生而为人是要有梦想的。如果人类对未来没有任何期许了，那我们跟那些只求温饱和繁衍的动物，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活着的意义又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