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的脱落概念制作：论似曾相识：
拉康的脱落概念制作：论似曾相识：
一只“闪回”的黑猫 ，
尼欧：“Oh, Déjà vu.”.
——黑客帝国
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弗洛伊德将似曾相识的经历与无意识的幻想联系了起来。并不是着眼于 “此时此地” 的人的身体或心理状态，或他们当时在做什么，弗洛伊德检测无意识的动力学，认为是来自压抑的欲望所产生的影响。因此， “在我看来，将经历过某事的感觉称为幻觉是错误的。在这样的时刻真正触动了我们的乃是曾经经历过一次的东西，只是我们无法有意识地去记住它，因为它从未进入过意识中。” (SE VI, 266)。为了充分披露，应该顺便提及的是，弗洛伊德认为法国神经学家约瑟夫·格拉塞特 (Joseph Grasset) 的似曾相识理论是跟自己非常相似的，但当弗洛伊德在 1904 年时将他对似曾相识的评论添加进入时，他并不知道格拉塞特在该主题上开展的工作，而是直到1907 年出版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第二版时他才添加并提到后者。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当我们遇到类似于无意识一厢情愿幻想中的情况时，就会产生以前经历过某事的感觉。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幻想，而是将它转移到代表它要实现的情境之中，就像在梦中一样。幻想是无意识的，因为它被压抑了，工作中的移置使我们能够将似曾相识看作是对无意识材料进行初级过程的影响。因此，当我们经历似曾相识时，我们应该将其置于与梦境、失误或症状相同的联想过程中。
弗洛伊德回忆说一个女病人发现它不可思议的经历，当她拜访她的朋友的家时，第一次她就出现已经去过那儿的经验，感觉到她见过这个家中的每个房间，她走进里面。并没有着眼于房子本身，弗洛伊德的重点集中在这个朋友的环境正镜像了她自己的环境，即在一个可能接近死亡的病重的哥哥的房子中。这个女人自己的弟弟已经过世，而在此之前，身患重病，而弗洛伊德检测到一种留下她作为唯一的孩子，那么就需要弟弟死去，而这才是激励并导致的似曾相识的经验压抑的无意识幻想：
“她应该有意识地记得，她自己在[一位弟弟即将去世]前几个月经历过这种情况：她根本没有记住这点 —— 这被压抑掉了 —— 她将想起这个事的感觉转移到了周围，即花园和房子上，并产生了自己是“虚假认识” 的受害者，因为当前的这些以前看过的这一切都是一模一样的。从这个事实发生的压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她之前对她弟弟的死亡的期望没有从愿望性的幻想所删改。” （SE VI，267）。
虽然拉康没有并具体引用到上面提到的弗洛伊德的这段话，但当他在研讨班 III 中对似曾相识的非常相似的解释时，他清楚地讲到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描述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它一直是心理学家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同音词 - 它总是一个象征性的关键是半开的事物的主动力。似曾相识时的情况是通过与再现已经以前有过，但忘记了同源的符号情势下完整的符号意义而活下来的东西，这是通过再次经验那些并主体所没有理解的所有细节的内容。这就是给主体的印象，即他已经看到了当下的上下文和背景” （研讨班 III，第 111-112 页）。
然而，在更早的、两年前的研讨班 I 中，拉康确实将似曾相识描述为一种由于压抑的影响而被遗忘的体验，但更彻底地表明，它是已被拒斥的东西。
有趣的是，在他对狼人案例历史中的似曾相识的简短评论之前，他提到的例子与狼人向弗洛伊德讲述的回忆相同，弗洛伊德在 1914 年关于 《déjà raconté（似曾讲述）》 的论文中又提到了同样的回忆，理由是狼人确定他之前已经跟弗洛伊德讲过了。回顾一下狼人的回忆，弗洛伊德原文是这样提到的：
“当我五岁的时候，我在我的护士附近的花园里玩耍，用我的小刀在我梦中的一棵核桃树的树皮上雕刻[见 SE XVII 29]。突然，令我无法形容的恐惧的是，我注意到我的手（右手还是左手？）的小指被割破了，它现在只挂着在皮肤上。我没有感觉到疼痛，但是非常害怕。我不敢对我的护士说任何话，她只有几步之遥，但我在最近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无法再看一眼我的手指。终于，我冷静了下来，再看了看手指，发现它完全没有受伤” （SE XIII，204-205）。
弗洛伊德确信切断手指是阉割的变相表现。如果我们将其翻译成拉康术语，这似乎表明，对阉割观念的象征性接受，根据从阴茎到手指的梦境和症状形成的原初过程而被取代了。然而，当拉康在1954年的研讨班上讨论狼人的这个部分时，这是为了应对让伊波利特做的关于弗洛伊德《否定》一文的报告，他认为正好相反：狼人根本没有接受阉割。
在“接受”的位置上，拉康利用弗洛伊德的Bejahung一词，它意味着肯定，在1925年的《否定》论文中。拉康在此对Bejahung的定义在于是对什么进行的肯定’ （研讨班III，第82页）。行为不仅是指被感知的事物，而且是在心理上被接受的行为。在拉康的术语中，他指的是它作为象征化（symbolisation）的机制’ （ 同上，第83页）。这个 Bejahung 的观点是在一种主体性的十字路口上。在 1956年的研讨班 III 中，拉康用它对立于 Verwerfung，即一种拒斥：
“在这种纯粹、原始的 Bejahung（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 层面上，建立了最初的二分法—— 受 Bejahung 和原始符号化影响的事物将拥有不同的命运。受原始 Verwerfung 影响的事物将有另一种命运。” （研讨班 III，第82页）。
在《否定》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提出了两种判断：存在判断和归因判断；后者，归因判断，归结为归属问题 —— 即事物是否具有特定属性。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判断是一种智力活动， “肯定或否定对具有特定属性的事物的占有；并且它断言或质疑一种在现实中存在的呈现物。” （SE XIX, 236）。这是一个问题，即给出最初被感知到的存在判断的东西，随着每一个连续的感知，从而需要重新发现原始感知：
“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它只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思维具有将曾经被感知的东西再次呈现在头脑中的能力，通过将其再现为呈现物而无需外部对象继续存在在那里。因此，现实检验的第一个和直接的目标并不是在真实感知中找到与所呈现的对象相对应的对象，而是重新找到这样的对象，说服自己它仍然存在着。” （SE XIX, 237 -238）。
狼人并没有Bejahung，即并没有阉割的肯定。但是，根据拉康的说法，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否定阉割；相反，他直接拒斥了阉割。这不是否定，而是非-肯定。这种排斥的影响，即Verwerfung，是它并没有出现在符号登录中的。这种对符号的拒绝或排斥导致一种直接的外部世界，在我称之为原始真实、非符号化真实中感知的表现形式” （研讨班 I，第 58 页）。换句话说，拿拉康关于妄想的著名格言来说，符号中被拒绝的东西在实在中返回（研讨班 III，第 46 页）。产生幻觉是因为没有对阉割的肯定 —— 幻觉代替了对阉割现实的接受及其对符号的同化。
那么，这是如何帮助我们从拉康的角度去理解似曾相识的呢？拉康说，似曾相识 “位于这两种关系模式之间的，这两种就是再认的和已见到的关系模式” （研讨班 I，第 59 页）。在似曾相识那里，因为在狼人的情况下，“阴性幻觉，有一种没有获得肯定的知觉。
回到弗洛伊德的评论，他认为有关在似曾相识的知觉不只是一种假象，但指的是 '这是我们以前曾经已经经历过，只是我们不能有意识地记起它，因为它从来没有进入意识过’ （SE VI，266）拉康有效地将差异重新定位为不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水平之间，而是在感知和肯定之间。你可能已经有了一种与你在似曾相识中所经历的相关经验，但它没有得到肯定，也没有在象征中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弗洛伊德在狼人案例中描述的前精神病的幻觉与似曾相识的体验之间似乎存在密切关系，因为它们都源于无法将感知与肯定和因此，用拉康的话说，在象征被排斥或被彻底拒绝的地方产生了真实回归的效果。正如拉康在研讨班 III 中总结的那样，
“什么是精神病现象？它是一种巨大意义在现实中的出现，它表面上是一无所有 —— 就它不能与任何事物联系起来，因为它从未进入过象征化系统 —— 但在某些条件下，它可以威胁到整个大厦（研讨班 III，第 85 页）。
令人惊讶的是，拉康在这段话中可能同样轻松地可用于描述似曾相识的体验。
事实上，弗洛伊德本人很快就注意到了相似之处，不仅是似曾相识和 似曾讲述之间的相似之处，还有去现实化或去人格化现象的相似之处，在这种体验中，“主体感觉要么是现实的一部分，要么是他自己的一部分。而他的自我对他来说却很陌生” （SE XXII, 245）。他将这些描述为不是幻觉，而是功能失败，并说像幻觉一样，它们都并不是特属于精神病的现象。尽管如此，他说它们代表了特定的防御模式，去人格化和去现实化是试图 “使某些东西远离自我，否认它” （SE XXII，245）。
然而，在拉康的阅读上，存在着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操作，一方面是似曾相识的地方，另一方面，是精神病的现象。拉康从弗洛伊德对于狼人专门著作中挑选Verwerfung一词，来处理这个区别。虽然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上是不清楚的，因为拉康的压抑（Verdrangung）并不意味着 Verwerfung（或脱落）所做的那种彻底的拒绝。以下是拉康在研讨班 III 中对它的评论：
“关于 Verwerfung 的主体，弗洛伊德说这个主体不想知道任何关于阉割的事情，即使是在压抑的意义上” （研讨班 III，第 149 页）。
如果我们将这与拉康显然引用的狼人案例中的段落进行比较，我们会看到弗洛伊德更加谨慎：
“我们已经熟悉了我们的病人最初对阉割问题采取的态度。他拒绝阉割... 。当我谈到他拒绝它时，这句话的第一个含义是狼人将与它完全无关，在压抑它的意义上。这确实不涉及到的是它是否存在的问题，但就如同它不存在的一样。然而，这种态度不可能是他最后的态度，即使在他婴儿期神经症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找到了很好的后续证据，证明他的认识到阉割是事实。在这方面，他再一次以他特有的方式行事，但这使他很难清楚地说明他进入他们的方式的心理过程或感受。他先反抗，然后屈服；但第二反应并没有消除掉第一个反应。在年底，有他在两种相反的潮流在并排着，其中一个憎恶阉割的想法被发现了，而其他则准备接受它...... 。但毫无疑问，第三股潮流，最古老和最深的，甚至还没有提出阉割现实的问题，仍然能够开始活动。” （SE XVII, 84-85）。
很明显，弗洛伊德很难描述狼人的个案 —— 狼人是肯定了阉割的现实并象征了它，还是没有呢？拉康也有这样的困惑，并在以下的段落中提到， “弗洛伊德的文字，不可否认的光鲜，但实在是不能让人满意。它混合了一切东西” （研讨班 III，第 150 页）。拉康因此没有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找到如他所愿的精神病的的标志。
但是，拉康，他讲到，无论合法与否，他决定在他自己的理论中调用Verwerfung术语：
“当我谈到 Verwerfung 时，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将原始能指排斥到外部阴影中，此后，将在此水平上缺失一个能指。这里有我认为是偏执狂基础的基本机制。这是一个排除原始内在的原始过程的问题，它不是身体的内在，而是能指的原初身体的内在”（研讨会 III，第 150 页） （ 研讨班III，第150页）。
如果他不是在这个想法在弗洛伊德的隐性存在争论完全成功狼人幻觉的诠释，他声称这是在否定本文的理解，它的出版七年之后来到至关重要的1918 年狼人个案的历史：
“ [Verwerfung] 以这种不寻常的优先权为前提，在 Die Verneinung [Negation] 中，弗洛伊德将其类比解释为归因判断，与存在判断是不同的。在弗洛伊德的辩证法中有一种初始的切分，进入到好的和坏的分裂中，以至于我们只有把它解释为对原始的能指的拒绝。” （ 研讨班III，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