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系列第六十九篇：两代人的耕耘——“康雍之治”

上周我们分享了清朝在文学和艺术上的造诣，从本周开始，我们重点了解三个阶段五位皇帝统治时期的大清。第一个阶段是康熙、雍正的大清兴盛，第二个阶段是乾隆的大清巅峰，第三个阶段是嘉庆和道光的大清中衰，从而更加详细地了解清朝社会的方方面面。本周我们着重了解康熙和雍正皇帝统治时期，由于之前已经分享了清朝从顺治到道光年间的军事、文化和思想变迁，所以在之后的分享中以上部分就不再赘述。

1.皇权的强化

康熙登基后不久，沿着顺治皇帝削弱八旗旗主分立特权的道路继续前行。通过清除权臣鳌拜党羽、拉拢索尼和苏克萨哈势力，直接控制了八旗中的核心——“上三旗”（镶黄旗、正白旗和正黄旗），牢牢掌握了军权。之后通过将八旗旗主官名更名为“都统”，并派皇子亲自主持各旗旗务，将八旗的统治权牢牢控制在了手中，为其削弱其他政治势力奠定了坚实军事基础。

掌握实权的康熙，很快就进行了第二招，削弱宦官权力，他严格控制宦官的数量和品阶，规定宦官的事务只能涉及宫廷内部，由内务府管理，不得干涉任何朝中事务，其官阶也不得超过四品。很大程度上杜绝了宦官干政的局面，较为彻底地解决了明朝遗留下来的宦官问题。

以明朝为鉴，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康熙大力打击权臣和朋党势力。清除鳌拜后，国丈索额图成为了新的权臣，权势熏天，于是康熙扶持明珠牵制索额图。在其教唆并依靠太子企图谋取大位失败后，康熙开始大肆清理索额图及其附属力量。几乎同时，又全力压制明珠势力，消除了明珠党羽对皇帝中央集权的阻碍。对内加强集权后，康熙设立“南书房”，培养忠于自己的机要班底和亲信，大力削弱清军入关前设立的，只为解决大清重大事务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实权，让皇帝的地位和权势凌驾于各大议政王之上。不仅如此，康熙还创立“密折”制度，要求在朝所有官员必须把机要政务通过密折告知他，密折都不留存稿底，皇帝批复完成后立刻派送给陈奏的官员。以此康熙能够更加直接地了解基层吏治和百姓民生，摆脱了高官对社会底层的信息封锁。

到了雍正年间，皇权的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其中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制度就是创建“密建储位制度”，不仅彻底消除了中国上千年因皇子争夺皇位导致政局动荡的隐患，而且还以此从权臣和储君手里取得了对皇权的全部控制权，保证了之后近两百年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高度统一。

不仅如此，雍正还花费了四年的时间，逐一清理了三大政治势力，极大强化了中央集权。首先集中力量消灭了“八阿哥”允禩及其党羽，解决了康熙末年皇子争储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去除了集权的最大障碍。而后，年羹尧和隆科多，因为雍正继位早期的宠信，势力不断做大，在朝廷内部逐渐形成了“年派”和“隆派”，严重威胁到了皇权，成为了中央集权的障碍。于是，在雍正逼迫羹尧自杀后，不惜发动汪景琪案和钱名世案等文字狱，大面积消除“年派”势力。几乎同时，雍正对隆科多下手，将他终身圈禁了起来，“隆派”势力也迅速被打压。电视剧《雍正王朝》把这个情节改编，将时间轴放到了雍正统治的末期，只为故事情节需要，并不是历史事实。

雍正四年，即公元1726年，在三大势力均被清除后，他独自创立了“军机处”。起初名为“军需房”，1729年更名为“军机房”，1732年正式更名为“军机处”。这个刚开始只为商讨西北用兵事宜的机构，却成为了今后百年间地位崇高的权力机关。但同之前朝廷权力中枢的“内阁”不同，军机处官员没有实员，配给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实际需求，可以随时增减。而且，军机大臣虽然地位崇高，却没有一点实权，只是负责参谋和传达皇帝的命令，军机处官员之间毫无隶属关系，全部只对皇帝一人负责。于是全天下的一切生杀予夺和奖惩迁贬的权力都集中在了皇帝手中。这让原有的内阁成为了摆设，更让“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名存实亡。军机处的创立，标志着皇帝的中央集权达到了中国从清朝以来君主制度的鼎峰，极大提高了朝廷的办事效率，保证了君主专制的高效运行，极大维护了清朝统治的长期稳定和统一，为即将来到的乾隆鼎盛打下了坚实政治基础。

除此之外，雍正改革六科官制，调整地方官制，进一步强化了君主专制集权。一方面削弱六科给事中的职权，扩大监察御史的职权，向各地派遣各种类别的巡察御史加强对地方的监督。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增设稽察内务府的四员御史，雍正五年增设稽察宗人府的两员御史，两年后再派巡农御史到直隶稽查营田事宜。另一方面，雍正二年（公元1724），撤卫所、改州县，在边远地区增设和复置府州厅县，削弱地方官辖区，加强管理，确保了国家财政税收。种种措施之后，皇权的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皇帝对基层的遥控能力大大增强。

2.整顿吏治腐败

康熙总结明朝统治经验和教训，非常重视吏治，每次巡视都将各地的吏治和民生作为重要内容。他曾公开表示，恨贪官甚于恨噶尔丹。他采取了三种主要的措施扭转了明末的官场风气，稳定了民心，让社会初显了盛世景象。

首先，康熙慎把选官大关。沿袭继承明朝的科举制度，通过乡试选拔秀才，会试选拔举人，殿试选拔进士，一级级按照标准选拔任用官员。同时公元1678年，康熙又设立了“博学鸿词科”，让各地官员优中选优，选拔流落在民间的贤达人士。不仅如此，在科举之外，康熙还要求九卿级别的所有官员，必须以个人和家族为担保荐举士人担任特殊岗位的官员，比如督抚之职，最为康熙所重视，他甚至提出了“一心为国即好官”的重要标准，选拔出了于成龙、范成勋、马齐、姚缔虞等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清官。

其次，康熙严把考核大关。继承明朝对官员的考核制度，对地方官实行三年一考核的“大计”，对京官实行六年一考核的“京察”，对武职实行五年一考核的“军政”。三品以上官员上书开展“自我批评”，由吏部和督察院开列事实后上报，等待皇帝的亲自裁决；三品以下官员由吏部和督察院派人考核。一旦发现有人徇私舞弊，保举连坐处置。除此之外，康熙创立“两年举劾”和“注册考核”的制度，前者要求地方长官每两年如实举劾下属功过，后者要求因病、因事不到衙门上班的官员必须注册登记，防止官员尸位素餐。同时还要求京城各衙门堂官随时考察下属，如实上报情况。在此基础上，康熙在61年中，到各地巡视129次，通过各地的耳目，核查官员陈述的情况和民生实事。

最后，康熙严把奖惩大关。对贪污、玩忽职守、蝇营狗苟的官员，绝不姑息。但康熙本人为人宽厚，多以奖廉为主，他巡视非常善于发现清官，如于成龙、张伯行、陈瑸、李光地、福宁安等，选拔任用了好官、清官二三十名。只是到了晚年，他更加放松了对贪官的惩处力度，大多从轻论处，使得国库亏空，贪污之风复燃。

到了雍正继位之初，他一改康熙晚年的宽厚，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整顿吏治。但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同电视剧和小说渲染的不同，历史上真实的雍正并没有对官员和士人大开杀戒，终雍正一朝，他只对极少数的官员实施了处决，目的也是杀一儆百，大多数官员也不过是革职、降级，或者调离重要岗位，最重的也就是流放充军等。相对于杀戮和政治军事手段，雍正更依赖于教育、训诫等方法。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之后，大清上下大小官员贪赃枉法、行贿受贿的行为几乎绝迹，好官和清官比比皆是。

除此之外，雍正创造性地提出了“耗羡归公”制度。耗羡本来是为了弥补税银和税粮在运输、存储和银两锻造等过程中损耗而征收的附加税，但从设立以来就成为了地方官员“中饱私囊”的利器。附加税不断被加增，一度比正税还要高，成为了农民和纳税人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和官员滋生贪腐的温床。公元1724年，雍正二年，毅然决然实行耗羡归公，将国家规定征收的耗羡收为公家拥有，不再由地方随意摊派，之后将其一分为三，一部分用作地方官府办公费用，一部分弥补国家财政亏空，一部分留下来作为官员的养廉银。这一举措在没有额外增加百姓负担的前提下，一石三鸟，极大消除了官员的腐败土壤。

最终，在康熙、雍正两代人的努力下，清朝官员奉公守法，百姓安居乐业，政通人和、社会安宁，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特别是到了雍正晚年，更是出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景象。

3.改善民生民情

康熙年间，因顺治时期大清和南明、康熙和“三藩”的长久战争，使得人口凋敝，荒地遍野。待政局稳定后，康熙大力调整垦荒政策，提升百姓生活。一方面自上而下，要求各级官府大力推动垦荒事业，另一方面延迟起科时间（增加免征农业税的时间），自下而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康熙明确垦荒土地的产权，在康熙二十四年，即1684年，发布诏书规定农民开垦的荒地归开垦者，任何人不得再次圈禁。这一举措让两湖和广东的大批农民迁徙至四川。同时为了解决贫农没有开垦材料的问题，康熙增加贷给垦荒者牛、种子和银两，让农民发自内心地乐意去开垦荒地。但国家财政有限，发放的贷款难以满足国家的需要，于是康熙下诏鼓励各地的缙绅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资助他们去开垦荒地，大清则允诺其政治利益或财物奖励。一些列政策的执行，成绩斐然，让一度地广人稀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从民生凋敝中走了出来，成为了人丁兴旺的地方。公元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康熙感慨：“今人民蕃庶，食众田寡，山地尽耕种，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

不仅让耕者有其田，康熙还大力修改了赋役制度，极大降低了农民的劳动负担。公元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为了改变之前因战争不断增加的赋税，改善百姓生活。康熙重新编印了《简明赋役全书》，宣布不允许再另造册。康熙取消了从万历年以来增加的所有赋税项目，只让百姓按照万历年间的赋税原额缴税。不止如此，康熙简化了“易知由单”（征粮的通知单），要求单子上只能写上中下三种田亩应征收的数目，让赋税项目公开透明，消除了因项目过多、百姓知识水平不足，官府任意增加项目、欺诈压迫剥削百姓的可能。公元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为了防止差役和官府压迫农民，康熙改进了“截票”（农户和纳税户缴税的收据或者凭条），实行三联制，一个留在州县，一个交给差役核对，一个交给纳税户持有，防止官府多征而少发截票，欺压纳税人。为了让纳税更加公正公开，康熙实行纳户自行投柜法，让缴纳赋税的百姓亲自看到税银入柜。同时为了防止官府私自征缴税银，并督促农户和商户按时按量缴纳，康熙实行“滚催法”，每里五户或十户的田亩和应缴数目详细记录在一个滚单上，分成“十限”，发给甲内首名，按照滚单上的顺序依次按限催滚。

到了雍正时期，在康熙发展农业、改革赋税的基础上，又实行了一些列发展社会和经济的新举措。在康熙“永不加赋”的基础上，雍正推行“地丁合一”，又叫“摊丁入亩”，将丁徭和地赋两个合而为一，简化了赋役的征收办法。让百姓只需要缴纳地丁的赋税和银两外，不再承担其他任何的徭役了。这一举措极大解放了生产力，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生产之中，极大缓和了社会矛盾，提高了无地和少地农民干活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发展和农业生产，意义重大，为之后乾隆开疆拓土，达到大清鼎盛奠定了物质和人力基础。除此之外，雍正是中国两千年君主专制帝王中，第一个解除了“贱民籍”的皇帝，他恢复了贱民的身份，让他们以平民的身份参与劳动生产和生活学习，允许他们参加科举。这一反映“民为邦本”政治思想的举措，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和国家的现实利益，顺应了历史对民权的潮流，有利于改善民生和社会风气。

好了，本周的分享就到这里，下周我们走进乾隆看看他的十全武功，这是与您分享的第565篇文章，欢迎您的阅读，我们下周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