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敬和张良的关中论
文/ 商子雍
商子雍，1942年12月25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资深报人、作家、中共党员。曾任《西安晚报》文艺部副主任、理论评论组负责人、周末专刊部主任、总编辑助理。现任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西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西安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杂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秦腔研究会副会长，同时担任西安文理学院、西安欧亚学院客座教授和陕西电视台特约评论员。政协西安市第九、十、十一届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创作，有二百多万字的作品出版，出版有十本个人文集，作品获全国及省、市级奖励五十余次。出版有《求是斋杂品》(1995年)。
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读过一篇题曰《关中论》的当代散文，印象不错，但具体内容却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能记得清楚的，是上千年以前娄敬、张良对关中的论述，不过，他们是口头发表自己的见解，多亏史圣司马迁把这两位先贤的高论记录在《史记》里，这才使得后人有机会了解他们对关中认知的准确和深刻。至于忽然想起娄敬和张良的关中论的缘由，是因为前些天参加了一个专家论证会，论证的对象嘛，是西安规划馆的陈列方案。说实话，接到邀请后，着实犹豫了好大一阵子：自己并非规划或博物馆领域里的专家，这样的论证会，有资格出席吗？只是由于几年前去成都市考察文化时，那里的成都市规划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缘此对如何从规划这个独特的角度，来展示城市从起根发苗、到不断发展的历史这么一件大事，多少有一些思考，所以最终才决定参与论证——尽管有那么一点儿勉为其难。具体来说西安，要从城市规划这么一个角度，充分展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前世今生，西汉王朝的定都长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够最终决定在关中建都，有一个名叫娄敬的小人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娄敬是齐国卢（今山东济南长清）人。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他被征为戍卒前往陇西守边，路过洛阳时，碰到了同乡虞将军，求他引荐见到了刘邦。其时，在消灭了项羽的军队后，刘邦已经基本上计划建都于“天下之中”的洛阳。而娄敬面见这位新皇上，则从历史、人口、赋税、军事等多个方面分析，说应该放弃洛阳，“入关而都之”。刘邦向群臣征求意见，大都是山东人的大小官员，“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就在刘邦犹豫不决之时，张良慷慨陈词，对娄敬的主张明确表示支持，促使刘邦改变建都洛阳的初衷，“即日车驾西都关中”。打开《史记》，其中记录娄敬和张良当年热情赞美关中的文字，至今读来，仍让人荡气回肠、激动不已。娄敬曰：“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张良曰：“ 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请注意，在这二位的宏言谠论中说到的天府、天府之国，指的是关中！一个出身卑微的草民，能有高出庙堂之上衮衮诸公一大截的见识，一个身份卑贱的戍卒，敢于面对包括皇帝在内的一堆大人物，发表自己独具只眼的见解，娄敬者，胆识超群也！正是由于当年娄敬的振臂一呼、张良的大声呼应，我们生活着的这个城市，才成为了历史上西汉王朝的都城，才有了长安这么一个光照千秋的名字。念及此，我们能不感恩娄敬、感恩张良吗？所以，在那一天的论证会上，我郑重建议，即将闪亮登场的西安规划馆，理应在一个醒目的位置，把当年娄敬和张良的关中论隆重推出。由娄敬和张良的关中论，又想起了大诗人李白对另一座城市的诗赞，诗云：“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家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平心而论，这首诗确实写得不错，客观而言，成都，也的确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好去处。但问题是，成都和长安，是两个特色迥然有异的美丽城市，把这样两座城市放到一起对比，“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应该是最为恰当的评价，轻易断言“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认为长安不如成都，无疑是不恰当的。其实，在这一组《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中，李白曾多次把长安和成都联系到一起，如“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阳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等，固然都在褒扬成都，但却丝毫不曾贬低长安——当然，在我看来，相提并论就已经是高抬成都了，要知道，尽管李白的这一组诗是写于天宝之乱平定之后，大唐王朝的国势已大不如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时期，但作为首都的长安，依然是当时中国、甚或世界的顶级城市。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一家文学月刊当小说编辑，其时求学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的伍松乔，是我重点联系的一位作者，还曾专程去成都和他见面。后来，此君成长为造诣颇深的巴蜀文化研究专家。一次，我们在一个文化活动中不期而遇，闲谈时言及李白的那七言四句，伍松乔面呈得色。我忍不住也要为自己的家乡争一点儿面子，于是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言道：成都让人喜欢，李白的这首诗也不错，但据我所知，在四川江油长大的李白，一生里虽先后几次来到成都，但每一次都是以游客的身份，游客在旅游目的地悦目赏心之后，说一些稍稍过头的夸奖话，比如“秦川得及此间无”之句，很正常，何况李白又是一位特具浪漫范儿的大诗人。而《史记》中所记录的娄敬、张良之关中论则不然，那可是关系到新王朝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的大事，其中不会有半点儿虚言妄语……伍松乔回应道：娄敬、张良以政论推崇关中，当然要行文严谨，李白用诗歌赞美成都，难免会艺术夸张，但总体而言，二者都还是发自内心的实感真情吧！
2013年夏，和赵季平、雷珍民、肖云儒、马治权、张红春一行6人，应邀造访泸州老窖酒厂，本文提到的伍松乔祖籍泸州，其时已安家成都多年。在泸州，我和伍松乔通了一次长长的电话。2015年11月，去成都考察文化，下榻的金河宾馆与著名的宽窄巷子毗邻，在宽巷子的一个小书店里，买到了伍松乔的一本新著《天下古成都》。成都先后去过十几次，有关成都的书，也陆续读过几十本，自以为对成都已经了解得够多了，所以对这本书，其实并没有打算细读，只是留个纪念罢了。但不料2017伍松乔突然辞世，还不到70岁，令我深感悲伤。2020年春、夏，在家里躲避疫情，细细阅读了这本《天下古成都》，获益匪浅。今天写作此文，又一次想起与伍松乔交往的旧事，心中有说不尽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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