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眼与大功德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这句话说的是一种巧合,小心眼原本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可有些小心眼,无形之中成就一种大功德。

书法正式开始流传应该是从晋代,为了学习书法家的笔势及法度,拿着书法家的作品临摹成为后世人学习书法的必须途径。可前代书法家的作品终究有限,不可能人人都能得到,且纸绢的书稿也不利于保存。

于是,有聪明的人就想到把书法家的字刻在石头上,这样不仅可以永久保存(石头其实也会风化磨损),且刻在石头上的作品,可以通过拓片的形式广泛传播。

晋朝到现在近2000年了,晋以后的书法名家作品,我们基本是通过碑刻来学习和传承的。

因为石头有风化和磨损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碑上的字迹是越来越模糊,有些碑因为石质不是很好,加上师傅刻得较浅,个别字可能出现模糊不清,甚至还有个别字因为风蚀而整个看不清。

为了寻求更接近书法家书写年代的拓本,就成为很多书法爱好者的首选。如何知道拓本更早呢?理论上是碑上的字迹更清晰,碑上的字更多一些的。

在金石文字学家专门研究拓片的年代,判断年代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比对法,即将两张字数不一的进行比对,以判断早晚。

你说怎么会那么巧,不同年代的拓片字数上就不一样呢?风化真的那么厉害?其实不然,这都是人的小心思造成的。

中国文化人有私心,他们的私心不敢堂而皇之地展示,于是,他们就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留记号。如做茶壶的师傅,他们会把自己的名章敲在壶里最不容易察觉的地方,即便是清廷造办处的师傅,他们给皇家制作工艺品,他们也极力做出让人看出他们独特的标记。做拓片的人其实最容易留下记号,他们在碑上制作好拓片之后,就会从碑文上敲掉几个字。也就是说,从此往后,再来拓这块碑的人,拓片上一定比他拓的少了几个字。

因为文化人的这个小心思,也让后世人对碑刻进行断代的时候,有了直接的证据。这就是小心思带来的大功德,假如没有这些人前期使坏,后世人还真的没有了参考标准。

我把码字当成了每日的功课,每天码字完毕,我基本不会回头看自己码过的东西,一者因为没有时间,再者也是因为不太容易发现自己的错误,更为重要的是,我不改正也是想仿照拓片的故事,故意留下一些破绽。

互联网是完全公开和透明的,我的文字别人可以随意地复制转发,假如未经公开出版发表就被别人转去了,就很容易变成别人的东西,以后我要是再拿这篇文字说事的时候,文字的所有权就不属于我了。

由是,我觉得留几个错漏之处也不是坏事,熟悉我的朋友看见了,他们会选择跳过,假如真的别有用心的人截胡了,有这一些错误存在,理论上可以帮我证明版权归属。

我这个小心思,也是跟拓碑前辈学来的,他们故意敲掉几个字,那是有意为之,我写错了字不是有意的,可我的无心之失,正好也能达到他们别有用心的效果,想到这,我都挺佩服自己的活学活用。

在文物鉴定行业,很多鉴定方法都是通过分析小心思,以成功给文物断代。比如从器型上看,越是外形变化多端的,那一定是时间更靠近一些,因为越是早先的人,做一个物件,他们更多的还是想到起实用性,而非艺术性;早先越是贵重的材质,加工它花费的心思越少,因为材料太珍贵了,技师们都害怕浪费原料,可越往后,技师们喜欢在花样上花心思,因为技术更加先进了,他们有做花样的可能。

假如你还是不信的话,你可以去博物馆看一下雍正和乾隆时期的瓷器,雍正的瓷器,因为重在选料、工艺、艺术上,所以他不会过多地追求器型的繁缛,繁缛意味着失败的概率加大,比如转心瓶、连体瓶等,一旦制作失败,其投入的料、工都白费。反过来理解是,乾隆知道自己在用料和艺术上超过不了他父亲,因此,他就在奇、巧、怪上做文章。

小心思的因,带来大功德的果,其实,这不成其为因果,小心思与大功德之间原本没有因果关系,但是,现在看起来有了因果关系,怎么解释呢?

我只能说,世间万物是普遍联系的。

一个花瓶,可以根据瓶上佣九乾八来断代,也可以根据画画的颜料断代,甚至可以通过器型断代。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著作6部,累计出版20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1部):《一车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安庆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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