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眼与大功德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这句话说的是一种巧合，小心眼原本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可有些小心眼，无形之中成就一种大功德。

书法正式开始流传应该是从晋代，为了学习书法家的笔势及法度，拿着书法家的作品临摹成为后世人学习书法的必须途径。可前代书法家的作品终究有限，不可能人人都能得到，且纸绢的书稿也不利于保存。

于是，有聪明的人就想到把书法家的字刻在石头上，这样不仅可以永久保存（石头其实也会风化磨损），且刻在石头上的作品，可以通过拓片的形式广泛传播。

晋朝到现在近2000年了，晋以后的书法名家作品，我们基本是通过碑刻来学习和传承的。

因为石头有风化和磨损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碑上的字迹是越来越模糊，有些碑因为石质不是很好，加上师傅刻得较浅，个别字可能出现模糊不清，甚至还有个别字因为风蚀而整个看不清。

为了寻求更接近书法家书写年代的拓本，就成为很多书法爱好者的首选。如何知道拓本更早呢？理论上是碑上的字迹更清晰，碑上的字更多一些的。

在金石文字学家专门研究拓片的年代，判断年代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比对法，即将两张字数不一的进行比对，以判断早晚。

你说怎么会那么巧，不同年代的拓片字数上就不一样呢？风化真的那么厉害？其实不然，这都是人的小心思造成的。

中国文化人有私心，他们的私心不敢堂而皇之地展示，于是，他们就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留记号。如做茶壶的师傅，他们会把自己的名章敲在壶里最不容易察觉的地方，即便是清廷造办处的师傅，他们给皇家制作工艺品，他们也极力做出让人看出他们独特的标记。做拓片的人其实最容易留下记号，他们在碑上制作好拓片之后，就会从碑文上敲掉几个字。也就是说，从此往后，再来拓这块碑的人，拓片上一定比他拓的少了几个字。

因为文化人的这个小心思，也让后世人对碑刻进行断代的时候，有了直接的证据。这就是小心思带来的大功德，假如没有这些人前期使坏，后世人还真的没有了参考标准。

我把码字当成了每日的功课，每天码字完毕，我基本不会回头看自己码过的东西，一者因为没有时间，再者也是因为不太容易发现自己的错误，更为重要的是，我不改正也是想仿照拓片的故事，故意留下一些破绽。

互联网是完全公开和透明的，我的文字别人可以随意地复制转发，假如未经公开出版发表就被别人转去了，就很容易变成别人的东西，以后我要是再拿这篇文字说事的时候，文字的所有权就不属于我了。

由是，我觉得留几个错漏之处也不是坏事，熟悉我的朋友看见了，他们会选择跳过，假如真的别有用心的人截胡了，有这一些错误存在，理论上可以帮我证明版权归属。

我这个小心思，也是跟拓碑前辈学来的，他们故意敲掉几个字，那是有意为之，我写错了字不是有意的，可我的无心之失，正好也能达到他们别有用心的效果，想到这，我都挺佩服自己的活学活用。

在文物鉴定行业，很多鉴定方法都是通过分析小心思，以成功给文物断代。比如从器型上看，越是外形变化多端的，那一定是时间更靠近一些，因为越是早先的人，做一个物件，他们更多的还是想到起实用性，而非艺术性；早先越是贵重的材质，加工它花费的心思越少，因为材料太珍贵了，技师们都害怕浪费原料，可越往后，技师们喜欢在花样上花心思，因为技术更加先进了，他们有做花样的可能。

假如你还是不信的话，你可以去博物馆看一下雍正和乾隆时期的瓷器，雍正的瓷器，因为重在选料、工艺、艺术上，所以他不会过多地追求器型的繁缛，繁缛意味着失败的概率加大，比如转心瓶、连体瓶等，一旦制作失败，其投入的料、工都白费。反过来理解是，乾隆知道自己在用料和艺术上超过不了他父亲，因此，他就在奇、巧、怪上做文章。

小心思的因，带来大功德的果，其实，这不成其为因果，小心思与大功德之间原本没有因果关系，但是，现在看起来有了因果关系，怎么解释呢？

我只能说，世间万物是普遍联系的。

一个花瓶，可以根据瓶上佣九乾八来断代，也可以根据画画的颜料断代，甚至可以通过器型断代。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著作6部，累计出版20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1部）：《一车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安庆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