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三绝和永州八记表现了苏轼和柳宗元怎样不同的人生境界?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中国古代有很多人在仕途不畅的时候都喜欢在山水之中寻找一种慰藉和超脱。这点和今天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今天很多人心情烦闷的时候,总是说出去走走散散心。

古人也是这样。

只是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是真的能感受山水之乐,从而可以从现实的痛苦中超脱出来,像欧阳修、苏东坡;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他们虽然极力想要用游山玩水来摆脱内心的痛苦,但是却始终没能得偿所愿,甚至更加痛苦。典型的代表就是柳宗元。

柳宗元和苏东坡两个人其实有很多相似的遭遇和经历,两人都是二十多岁就考中了进士,都是因为变革被贬,不同的是苏东坡反对变革,而柳宗元倡导支持变革失败。两人又都被贬谪到过蛮荒之地。所以两个人的遭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不同的是,两人面对打击和苦难所表现出的人生境界完全不同。这一点从同为记游类作品的“赤壁三绝”和《永州八记》就能看出。那么赤壁三绝和永州八记分别表现了苏轼和柳宗元怎样不同的人生境界?

东坡五年黄州住。实际上只有四年多,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苏轼一生最黑暗最低谷的日子。

因为苏轼刚刚经历了“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九死一生。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想尽办法罗织罪名要置苏轼于死地,好在经过大家努力,入狱一百三十天的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近似被当地政府看管的犯官。

虽然免遭杀身之祸,但是入狱期间,苏轼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遭受了非人的折磨。现在贬到黄州,又是闲散官员,没有公务。所以苏东坡有很多的时间出去游玩,进而从痛苦和惊悸中超脱出来。苏轼也确实能从痛苦中超脱出来,这不光是恩师欧阳修的影响,也有其自身性格和成长环境的原因,再就是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

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首句苏轼就以旷达洒脱的胸襟指出,大江之水滚滚不断向东流去,滔滔巨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曾经的周瑜是何等意气风发,何等英雄有为,但是现在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点波涛,这些终将都会过去。既然这样又何必沉浸在痛苦之中。现在望着的月亮也曾经照着周瑜,现在周瑜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淹没在历史的波涛中,将来我苏轼也是一样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这天地之间唯一不变的就只有江上的这一轮明月。

正如在《前赤壁赋》中,苏轼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只有江上的清风,以及山间的明月,听到便成了声音,看到便绘出形色,取得这些不会有人禁止,感受这些也不会有竭尽的忧虑。自然发展的规律苏东坡已洞察于心,了然于胸。

所以苏东坡能够从痛苦之中超脱出来,是因为他真的有一种旷达超然的襟怀。这点在黄州时期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宋·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种诗词只有苏东坡能写出来,这种旷达的襟怀只有苏东坡有。

正如王巩从海南回来到黄州看望苏轼,苏轼写给柔奴的词那样:此心安处是吾乡。

不管是在黄州,还是后来被贬谪到海南的蛮荒之地惠州、儋州,不管到什么地方,遭遇再大的挫折和打击,他依然能豪迈向前,永远乐观而旷达。

这是属于苏东坡的豪情!这是只属于苏东坡的人生境界!

而相同的情况发生在柳宗元身上就完全不一样了。同样被贬谪到蛮荒之地——柳州,柳宗元就不能像苏东坡那样做到“此心安处是吾乡”。柳宗元是深深陷在痛苦之中,最终死在了柳州,享年46岁。所以一个人的寿命真的和他的心态有很大关系。

但是柳宗元不想一直陷在痛苦中,他想办法排遣了,可是他排遣不了。你看他到广西柳州后,也去游山玩水,但是他看到的是什么?

在《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诗中,他看到海边的高耸突出的尖山好像利剑锋芒,到秋天了好像处处割断人的愁肠。这是因为他内心真的就是这么痛苦,所以他在诗中表现出的就是一种肝肠寸断,一种痛彻心扉。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

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柳宗元《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这不是在柳州才有的,在永州时期,在写下著名的《永州八记》时,他其实就陷入痛苦之中,难以排遣了。

805年,顺宗即位,重用王伾、王叔文等人。此时,在王叔文周围有一群相同政见的人,包括柳宗元、韩泰、韩晔、刘禹锡等,他们积极推行革新,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废除宫市(白居易的《卖炭翁》写的就是宫市对普通百姓带来的剥削)、罢黜五坊小儿、抑制藩镇、削减宦官等,史称永贞革新。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多以失败告终,而且宦官在唐朝后期是可以左右皇帝的生杀大权的,哪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所以很显然这次革新失败了。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他们8个人就相继被贬到偏远的地州当司马,故称“八司马”。

柳宗元就被贬到了永州。从805年到815年,柳宗元在永州共生活了10余年时间,创作了大量诗文,约占全部作品的60%。

司马是刺史下面的属官,只能听刺史的,刺史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柳宗元在柳州的生活很不如意,再加上柳宗元的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所以柳宗元孤零零一个人,无妻无子。相比之下苏东坡至少是有妻子的陪伴的,而且苏东坡周围总是聚集着一群朋友,这也是苏东坡比柳宗元幸运的一个地方吧。

这些打击使得柳宗元很痛苦,很压抑,所以他就想学古人用游山玩水来排遣内心的痛苦和孤寂。便有了著名的《永州八记》。但是当我们细读这些游记的时候,可以看到其实他内心的痛苦并没有得到排遣。他想要冷静、想要超脱、想要摆脱,但是他并没有做到。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柳宗元《小石潭记》

《小石潭记》,柳宗元把小石潭描绘得十分美,可是“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三个词暴露了他内心真实的感受,人如果能真的静下心来,是能享受独处的乐趣的。可是这里柳宗元只觉得孤寂凄寒,这并不是环境,而是他的心境。他并没有真的静下心来感受这一份山水之乐,所以他并不能从痛苦之中超脱出来。

在永州期间,柳宗元还写下了著名的《江雪》,塑造了一个“寒江独钓的渔者形象”。其实这正是诗人自己的真实写照。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这种痛苦他愈是想要挣脱出来,愈是陷得更深。因为他的内心没有苏东坡那样旷达的襟怀,他始终不能超脱出来。

在造物者的观点上,苏东坡指出“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是一种旷达超脱的看法。

而柳宗元在《小石城山记》说: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

意思是说造物者不把这小石城山安放到人烟辐辏的中原地区去,却把它摆在这荒僻遥远的蛮夷之地,即使经过千百年也没有一次可以显示自己奇异景色的机会,这简直是白耗力气而毫无用处,神灵的造物者似乎不会这样做的。那么造物者果真没有的吧?

看似是在说小石城山,实则是在说诗人自己,自己空有才华和满身理想,但是却不被重用,被贬谪到这蛮夷之地,我的才能什么时间才能被看到。所以这是一种悲观失望的看法,是消极的、痛苦的。

古人说君子如兰,为什么?兰生空谷,不为无人而不芳。所以不管能不能得到朝廷重用,只要能够服务百姓,能够为百姓尽一分力就要出一分力。这也是为什么苏东坡能享誉千古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心里始终装着百姓,并且不管官大官小,不管被贬谪到什么地方,他始终都为百姓做实事。

当然柳宗元也为柳州人民做了很多实事,尤其是对当地的教育和民生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也是一个心怀百姓,有政治理想的人。只是他面对挫折和打击,不能像苏东坡和刘禹锡那样有一个旷达、通透的看法,所以他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苏东坡和柳宗元,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经历了相似的遭遇和打击。一个能从痛苦之中超脱出来,有一个旷达达观的襟怀:此心安处是吾乡。另一个却深深陷在其中,无法摆脱内心的痛苦和压抑: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最终,柳宗元46岁病死在柳州,苏东坡66岁在常州病逝。足见好的心态是多么重要。毕竟活得久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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