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同样重视图书管理

同登石渠阁，共阅金匮册。从书中可以汲取很多知识，人们都很重视对于图书典籍的管理，在三国时期也一样，如秘书监一职的出现。

历史渊源

对于图书典籍的管理，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时期，案《史记》人们耳熟能详的老聃就是守藏室的，即藏室史。到秦代，就出现了御史大夫一职，也有管理图书典籍的职能。西汉承秦制，沿用御史大夫，同时出现了御史中丞一职，作为御史大夫的属官，负责掌管典籍。

西汉时期，主要藏书于温室、天禄阁、石渠阁，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有一场石渠阁会议，输出了一部《石渠论》。至于温室、天禄阁可以在《隋书》的记载中看到，刘向、刘歆就是负责校对众多典籍的。顺便，编著了《七略》的刘向、刘歆父子，可以说是古典目录学的奠基者。

“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隋书》

东汉时期，案《晋书·职官志》，藏书主要在东观，众多当世名儒曾在此修撰国史，比如蔡邕就参与过，历经几代人，作《东观汉记》。这一时期有校书郎、东观郎等职务负责典校书籍。汉章帝曾效仿石渠阁奏议，在白虎观复现了一次，输出了《白虎通义》。

三国变迁

东汉延熹二年（159年），出现了秘书监一职，专门负责管理图书典籍。不过这一职务很快就被废除，到了曹操时期才改为秘书令、秘书丞，就是职能也变了，变成典尚书奏事。魏文帝曹丕时，把典尚书奏事分给了中书令，秘书令改回秘书监，到这才恢复了典司图籍的职能。前后出任此职的有刘放、薛靖、王象、王肃等人。

相应地，蜀汉有秘书令，东观、秘阁令史，如郤正、陈寿、王崇等人都担任过这些职务。吴国有东观令、秘书郎，历任者有朱育、华覈、周处等人。直到孙休时期依然重视图书管理，孙亮时有韦曜、薛莹等共修《吴书》，孙休时要求韦曜效仿当年的刘向，校定群书。

董卓入京，汉献帝刘协被迫西迁，这导致了大量图书典籍的损毁，当时典籍以缣帛、简牍为主要材质，其中缣帛都被士兵顺手糟蹋了...魏国有秘书郎郑默，他改变了刘向《七略》所用的六分法，在主管三阁典籍分类工作时，初次使用了四分法，作《中经簿》用于记录魏国藏书情况，也算是开了先河，后来由荀勖继续发展此法。

不过，秘书监一职在三国时期不是很受重视。薛夏作为秘书丞时，兰台还认为秘书监和自己不是一个级别的，不过被薛夏怼回去了。时任秘书监的王肃，也为此打抱不平，屡次上书要求提高秘书监的地位。他认为秘书监不应该归属于少府，且要求秘书丞、秘书郎的待遇向中书郎看齐，也确实提高了秘书监的地位。

多读书，总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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