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筷子”和“刀叉”的对视——中西竞自由

新闻学院17级小张同学来信：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您在上堂课提到，中文是一种比较自由的语言，欧洲语言是一种受拘束的语言。但是在古代中国，我们的等级制度比较森严，文化氛围也称不上自由，但为什么不太自由的文化土壤却孕育了自由的语言呢？还是说语言自不自由其实是与社会等级制度无关的？

小张同学的问题很有意思，也“将”了老师一“军”。我们就一点一点来展开这个问题。

1. “有我”等级 vs“无我”等级

等级，中西都是森严的，只不过森严的表现形式不同。

西方的句法有严格的等级。核心动词的形态变化，主谓二分的框架，层层析解的树形图，都是森严的等级。这样的等级，中文是没有的。

西方也重视个体的独立性。表现在语言上，就是词形丰满，句界清晰，句法严密，都是独立性强的表现。这种独立性，是在句法等级的框架中实现的。离开了树形图，个体一事无成。

西文这样的等级，我称之为“有我”等级；而中文的等级，是“无我”等级。

中国更强调集体的重要性。个体的价值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现，这很像中国的礼制、宗法制。表现在语言上，就是词形单纯，句界不清，句法松弛，一切都为了实现“实用”，即无限度地贴近真实语境，实现理解的最大可能，实现语言形式最充分的功效。词语的价值存在于上下文和语境中。

所以中文“言简意赅”，简就是无我，赅就是大我，无我才能实现真我和大我。

2. 规则自由 vs 关系自由

自由，中西都是自由的，只不过自由的表现形式不同。

中文的自由是从字和字的组合来看的，一个汉字在字音字义字能上都富有弹性，无拘无束，这就好像中国人行事很没有规则一样。但中文如此自由，为什么不会引起误解？

因为中文是在语境整体中理解的，中国人也是在整体环境中调整自己的行为的。例如判断什么时候可以自由穿马路，大体上没有问题。

因此，中国人的局部的自由在整体环境中是合理的。这就是实用理性，人文理性。

西文的自由是体现在词的丰满的形态上的。这些形态规定了个体的各种权利（功能），它是规则中的自由。而中文的自由，是关系中的自由。

与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人文理性相对，欧洲人是规则理性，工具理性。欧洲的语言也是规则至上的。

3.筷子的自由 vs 刀叉的自由

当我们说中国文化的单位自由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单位不自足，不独立，没有拘束，单位功能的实现依赖大环境。

中国文化的单位自由是为大环境服务的，也是依赖大环境才得以实现的。

中国的筷子是自由的（西方的刀叉是拘束的），中国的毛笔是自由的（西方的硬笔是拘束的），它们都是为大环境服务的。

中国文化重视的是“大”，一切“小”都是“大”中之小，都需要以大观小。

中国文化的单位能够做到“行云流水”，无拘无束，灵活自由，就是因为它把自己交给了相互关系，交给了现实环境，用自己自由的方式最大可能地适应了环境的意义。

当我们说西方文化的单位自由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单位自足，独立，充满了规则和自我限定，能够自足地表达意义。

这样的自由不依赖大环境，不为大环境服务。它用对自己的拘束和排他，实现自己的自由。

西方的刀叉就是这样的排他性的单位。你说它们自由吗？它们能够独立行事，是自由的。但它们只能按规则做自己，不能做规则之外的事，它们又是不自由的。

相反，筷子没有规则约束自己。它什么都可以做，筷子是自由的。

西方文化重视的是“小”，一切“大”都是“小”的叠加，都需要以小组大。这种建立在规则上的“小”，独立于大环境的“大”，它是自由的。

由此，有两种自由——

一种是筷子的自由，一种是刀叉的自由；

一种是毛笔的自由，一种是硬笔的自由；

一种是中国山水画散点透视的自由，一种是西方油画焦点透视的自由；

一种是汉字的自由，一种是拼音文字的自由。

4. 弹性的自由 vs 刚性的自由

从刀叉的视角看，筷子是不自由的，因为筷子没有自我；

从筷子的视角看，刀叉是不自由的，因为刀叉限制了自我。

如果你希望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现自我，你就要谦虚谨慎，让自己富有弹性和灵活性、妥协性，这是一种自由。

如果你希望独立于人际关系实现自我，你就要张扬不羁，让自己富有刚性和规则性、进攻性，这又是一种自由。

两种自由取长补短，我们就可以建立一种新型的、理想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