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高源 | 司马古镇名称由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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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高源

据史料记载，春秋时孝义曾设瓜衍县，到秦王朝时又设兹氏县。显然，这一时期孝义及周边不仅已有先民开发定居，而且已经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行政区域了。

据《下栅村志》载，“在当时，还没有命名下栅的人们便是他的子民。这些人们便选择土地肥沃，依山傍水，赖以生存的白沟河畔定居。”到隋朝末年，入住下栅的居民已经从“王沟里”一直延伸到沟外的“白沟村”。此时，太原节度使发兵叛隋，白沟河一带成为兵家过往作战的军事要地，于是，村民为躲避战乱，便在村中挖地道逃生。从后来人们经常在地中发现的无名塌陷，充分见证了这一历史史实。

2003年，有村民在办砖场时，从地下挖出唐僖宗四年（877）的墓志碑一块，碑志记载为“孝义县，良川乡，下栅村”。更进一步证明了晚唐时，下栅村落已成，村名已定。

今说司马为啥却要旁征博引地绕道下栅，如此赘述，何也？

我要以最具说服力的实证，证明下栅早在晚唐时期村落已经够大，村名已经明确。由此，我想既然远在孝义南山根底的下栅这么早便有居民入住，那么，地处孝义平川，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比下栅一带居住条件更为优越的司马一带应当更早，最起码是同期便应该会有先民捷足先登，在这里开垦良田，安家落户了。这虽然不足以说明司马村已经有村落形成，但这一带不会成为时人入住的空白点，却应当是不争的事实。只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文字和实物证据证明罢了。

那么，司马村究竟何时形成？村镇名称是如何获得？

据我们已经掌握的资料，最早见诸文字的是清雍正四年（1726）《孝义县志》卷四之《寨堡》一节：“司马堡，县东北十里，高一丈八尺，周围一千四百步，门楼四座。”据今司马村民张永朴和李海泉等用皮尺实际丈量的结果，古堡围墙约有 2670 余米，即五华里多长。显然，此时的司马堡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大镇子了。又在同一志书卷十之《古迹》一节中有“温公镇，县东十里，即今司马村，相传温公常经宿于此，故名”等语，强调温公镇即司马村也。

第二个能说明司马村来历的史料是清乾隆九年（1744）司马村张氏家谱中的一段碑文：“乃知邑东北乡司马村曾有温公之遗迹焉，盖是村因以温公而得名者也。”

又据乾隆三十五年（1770）《孝义县志》之胜迹祥异卷一《胜迹》载：“温公镇，旧传司马温公经宿处，在今城东北十里司马村。”乾隆三十六年（1771）《汾州府志》载：“温公镇，在孝义东北十里司马村，以传温公常经宿于此，故名。”所有这些都是反复说明温公镇即司马村，司马村因温公经宿于此而得名。

近日，曾有人跟我说，司马村原来已有村名叫温家庄。我深感新奇，遂电询司马村人，皆言无此一说。后来，我仔细一想，恍然大悟，估计这位朋友也可能是听说过司马村叫温公镇的说法，于是，便以为温公者必然是温姓老人，或温氏公民，故而称之为温家庄也是有的。这也难怪，我们都不是研究历史人物的专家，有此误判也在情理之中。因此我想，要深入了解司马村名的来历，很有必要先对司马温公做一番简单的介绍。

司马温公何许人也？他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汉族，今山西夏县人。司马光从小聪敏过人，后登进士第，累进龙图阁直学士。宋仁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任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方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当时的首相，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大臣。

他曾和王安石同朝共事，一度也曾对宋朝的许多弊政有意改革，但他不同意王安石轰轰烈烈的执政风格。朝堂上二人会争得面红耳赤，但私下里却没有个人恩怨。王安石固执放任，司马光却谦恭随和。有一次两人同被某大官请客，主人命人捧上鲜花，司马光为人朴实，不喜戴花，但顾及主人面子，仍将鲜花把在手中放到胸前，王安石却把花直接掷于一边；在主人敬酒时，司马光虽然平时并不饮酒，但碍于面子还是勉强喝了几口，而王安石却始终滴酒不沾，令主人十分尴尬，又无可奈何。由于司马光为人踏实，温良谦恭，一生光明磊落，死后被皇帝赠予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后人称司马光为司马温公便是由此而来。

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司马光的恩师庞籍出任并州知州，为河东路（今山西省）经略安抚使时，司马光随任并州通判。通判虽为知州的副手，但权力很大，到南宋时由皇帝直派，可以监督上至知州，下至知县的各级官员，相当于今天的特派员，具有监察官的性质。但庞籍既是司马光的恩师，司马光自然不会另生事端，只会服服帖帖地协助恩师料理地方各项事务。于是，才有了到基层视察防务，到孝义司马村经修寨堡的事产生。

2014 年 5 月，司马村民张永朴在本村张宏魁家中偶然发现了一份记载有司马镇始历的资料。这是张氏家谱中仅存的一部分，其余已遗失。这份资料详细讲述了司马光到村里经修寨堡，并给村庄命名等相关事宜，进一步印证了孝义历年旧志书中所讲述的种种有关情况，十分肯定地确认了司马镇就是由司马光所赐这一史实。现将这份资料中有关的部分原文抄录于后，以飨读者诸君。

《司马镇始历》：自有宋司马光奉敕来此经修寨堡，盖成房屋百十余间，迁蒲州、解州等县余夫百十余人，分居一十六巷，命名一十六姓，授以牛具，开垦田地，铺粮经收，因此里名司马里，村名司马村（笔者注：当时实行的是里甲制），由宋历元以后。

这段文字并无落款，因系与大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正月十五日张氏后裔张曘所作之《张氏家谱序》共存一处，但笔迹不同，拟为他人同期所作。

既然村名的由来已经明确，就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司马村落的形成年代了。如果说清雍正四年《孝义县志》所指的围墙便是当年司马光在此“经修寨堡”时所建，那么，即使他从蒲州、解州等处引来的百余人也是绝对占不了这么大的地盘的，显然，司马光到此地时这里已经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村子了。

至于有人根据司马村南门拱顶嵌石上书“中阳雄镇”四字，而引出“孝义早在三国魏时称中阳县，后经几番改制，到北宋太平兴国中又置中阳县”的话题，从而得出司马村落不仅早已存在，而且当年已经是县内雄踞一方之大镇的结论，窃以为这一论断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司马温公是在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才到并州任通判，此时距三国已有 800 多年，距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也有七十多年，那时，司马温公可能还未出生，修筑寨堡更无从谈起，又何来有南门一说？至于嵌石上为何会书有“中阳雄镇”四字，这也很容易解释，那是因为孝义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中阳县的建置，所以，古人欲借此抒发怀古之幽情，展示历史之悠久，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正如我们今天会在府东街牌楼上书写“孝义永安”的题款，在新义街东南角建有“永安市场”等一样，只是借用古名而已，难道据此就能说这些都是早在三国或者是北宋时期就已经有了？其实，即使在司马光修筑了寨堡，又盖成房屋百十余间，并从外地移来百十余人口，这里仍然算不得是孝义的“雄镇”。更何况在四百多年之后的明嘉靖甲子年（1564），这里又遭受了一场特大洪灾，“致使村中土地荒废，人烟绝迹”。此后，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就成为当地的“雄镇”。所以，这块石匾只可能是在又过了多少年代之后，司马镇又重新崛起，真正成为境内大镇，在重建南门时所设置的。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当年司马温公虽然在此修筑了寨堡，命名了里名、村名，但当年司马温公到此地时，这里究竟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处女地，还是早已有土著人口在此定居？能不能就此肯定这便是司马村最早的村名？关于这一点在张氏的遗文中虽然没有明确讲到。但请读者诸君记住张氏遗文中“经修寨堡”这四个字，它告诉我们，皇帝下诏派司马光到基层只是来视察防务，修筑寨堡，加强地方治安的，而并非是要他到基层组建村庄，安置难民。既然如此，这只能说明司马光到司马村之前，这里已经有先民入住，有村落形成，只是治安工作做得较差，经司马光修筑了寨堡，增盖了房屋，又引来了移民，于是，才又给村里重新起了个村名而已。至于原来的村名叫啥，由于我们手头没有足够的文字或碑石资料，故而无法知晓。

综上分析，司马光当年到司马村做防务时，虽然这里不是县内有名的“雄镇”，也不能因为我们无法考知其原有的村名，就断定当年这里尚无村落形成，结论只能是存疑。有待后人去进一步考古发掘来解开这一千年谜团。说不定多少年之后的某年某月，也会如下栅人一样，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从地下发掘出了古老先民遗存的残碑断瓦，把村史又向前推进了几百年甚至千年，都有未可知。诚然，这只是本人的一己之管见，还有待专家及广大读者诸君进一步考证拨谬。好在考察历史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发现，不断逼近真相的过程。也许这个谜团可能永远无法解开，成为一个永久的疑问，但这也不足以为奇，为怪，为憾！

君不见在这茫茫尘世上有多少沧海桑田的世态巨变，有多少悲欢离合的人间奇闻，有多少蒙冤受辱的屈死孤魂，始终被历史的风尘深深地掩埋在不为人知的地底？迄今为止，所有的考古发现也只能是这一切的凤毛麟角。甚至连张曘薰所提供的这一份资料严格说来都不足以成为当时的实证，仍可能是上辈人一代代传下来的说法。但它仍然不失为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为我们明确提供了千年古镇名称的由来，有此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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