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物览】青铜器——小盂鼎
小盂鼎与大盂鼎均为西周中期周康王重臣“盂”所作，故均应笼统称为“盂鼎”。因陈介祺复吴云书称“大盂鼎容八石，小盂鼎容十二石”，但大盂鼎器小字大，小盂鼎“其文记献俘而字小”，因此清代晚期学者称字大器小者作“大盂鼎”，另一件字小器大者称作“小盂鼎”。
据传小盂鼎高度在110厘米左右，重量为500余斤，总计铭文约400余字，文体与《国语》及梅传本《尚书》等诸诰语法类似，为西周早期字数最多的一篇金文。
小盂鼎不但器形庞大，铸造精良，铭文众多，书体秀劲且披露诸多史实，因而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可惜出土不久即流失湮没，幸好陈介祺藏有一张拓本，后吴式芬借摹入《攈古录金文》，为迄今所见唯一一张拓本。由于迄今所知仅有一件模糊拓本，且相关文献资料稀缺，因此小盂鼎铭文长期以来难以辨识通读，令人困惑。
关于小盂鼎铭文的辨读，吴式芬《攈古录金文》始有释文，后经郭沫若、陈梦家、唐兰、李学勤等学者的辨认和研究，大部分文字已得到正确解读。
关于小盂鼎之具体年代，郭沫若、陈梦家、唐兰、王世民先生等考证为周康王时器。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依据拓本铭末“隹王廿又五祀”，断为康王二十五年器，主要立论于铭文中有“用牲啻周王（武）王成王”，认为武王、成王之后自是康王无疑。张闻玉、陈连庆先生经细审拓本，认为铭文当是“卅又五祀”，周康王在位只有26年，小盂鼎应为其子周昭王时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亦载：“昔日在昆明，审罗氏影印本，似应作‘卅'。本铭与‘卅八羊'之‘卅'直立两笔距离，与此略等”。李山、李辉从铭文篇幅、书法，语词、仪注描述及赏赐，人物、战事等方面提出22个疑点，认为大小盂鼎非康王时器，应为穆王时器。丁骕先生用金文资料排年历，将大、小孟鼎排入穆王时期。
与大盂鼎铭文所记周康王二十三年对贵族“盂”策命、赏赐诸事不同，小盂鼎铭文记述的是西周中期周王室军队与其境北部“鬼方”所进行的一次重要战争。铭文谓“盂”率周王室军队大败“鬼方”，并将所俘虏的“鬼方”酋长3人，兵士1300多人以及许多车马牛等辎重、财物献于周王，得到周王嘉奖，周王特命审讯3名酋长并最终将他们处死。因此，仅就考究西周历史一系而言，“小盂鼎”似乎较“大盂鼎”更具科学价值。所以郭沫若先生说：“此文所记，于古史古礼极关重要，惜残泐过甚，苦难属读，而器亦不知去向。”上世纪50年代陈梦家先生的《西周铜器断代》，其中第四篇专论小孟鼎，不仅比过去多辨识出不少字，并且援据文献，就鼎铭所反映的史事和制度多有发挥。随后，日本学者白川静在《金文通释》中，进一步作了一些订补。
小盂鼎铭文是具有“私人叙事”性质的记叙文，不是真正的礼典，但它记载的大献礼仪式，对于研究西周礼学具有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小盂鼎铭证明《仪礼》等传世文献的价值不可低估。《仪礼》不是真的“周礼”，不过《仪礼》十七篇中的《乡饮酒礼》《燕礼》《公食大夫礼》和《觐礼》十分接近小盂鼎铭文时代的文化背景，他们关于献主、宾、众宾、祝、介的记载对于破解小盂鼎铭中的宾、邦宾具有启示意义。
关于小盂鼎出土后的流传，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成书的吴式芬《攈古录金文》载：“器出陕西岐山，安徽宣城李文瀚令岐山得之。”其后，王国维晚年在《小盂鼎跋》中记述：“此鼎与大盂鼎同出陕西眉县礼村，宣城李文瀚宰岐山，遂携以归。赭寇之乱，器已亡佚，拓本传世亦稀，惟潍县陈氏有一本，海丰吴氏借摹入《攈古录金文》中，海内不闻有第二本。辛酉（1921年）春日，上虞罗叔言参事，借得陈氏本影照，精印百本行世，此其一也。”陈梦家且言小盂鼎“亡佚于太平天国之际，而另一说则以为项城袁氏（袁保恒）实藏此器，重埋入土，今不知所在。”
最初收藏大、小盂鼎者为宋金鉴之父宋兑成。依据宋氏家谱和宋金鉴墓志铭等资料，宋兑成做过陕西武功县教谕及汉中府南郑县教谕等官。宋兑成听说县境吕村早年有人在村西沟岸上挖出一件重器，即乘骡车前往，断为大盂鼎，遂以巨资购得，携回家中收藏。而张鹏一《商周铜器多出于今陕西凤翔岐山宝鸡眉县扶风各县说》一文更云：“盂鼎不知何年出土，传言为岐山乡镇一染坊所有，置于门首，为洗染布之用，某大令过其肆见之，购得。”
宋兑成将大盂鼎载回家后，曾置于其书房中，朝夕观赏，秘不示人。正当他私下寻找拓工椎拓拓本之际，听到大盂鼎出土之地又发现一件更高大的铜器。原来，当地村民见挖宝可获重金，遂至出土大盂鼎之处继续挖掘，竟又掘出一件比大盂鼎还要高大的青铜重器。宋兑成遂再次购得此器，即小盂鼎。
道光三十年（1850年），宋兑成的儿子宋金鉴在殿试入闱，授翰林院庶吉士。据传宋金鉴原名宋金玺，殿试入闱后因道光皇帝青睐而改名宋金鉴；另有一说其在京会试时获悉小盂鼎购藏消息，因改名宋金鉴。不论如何对于宋家来说，都是三喜临门。所以，宋兑成大宴宾客并赋诗庆祝。为保密稳妥，宋金玺对外则以得中进士置酒相庆为辞，绝口不提购获两件青铜重器之事。
与此同时，宋兑成还偷偷定做了两个内镶锦缎的大木盒盛放大小盂鼎，将其置于宋家书院的藏书楼上并用帷布遮盖，只有婚丧大事之时，才将两鼎移至主宅诒苑堂陈放。同治二年（1863年）宋兑成去世，咸丰三年（1853年）宋金鉴改任内阁中书并选刑部郎中“久旅京师”。此时因宋家掌门人疏于管理，致二鼎被移至马厩用以储藏牲口饲料。同治九年（1870年），左宗棠部下负责管理西征粮务的袁保恒一日偶至宋家，看见储豆料的二鼎，再三请求，遂以700两白银“重赀购之”大盂鼎。此时宋家事务由宋金鉴侄子宋允寿执掌。宋允寿学业未成，却沾染抽大烟恶习，经不住金钱诱惑，便答应了袁保恒的索求。袁遂急雇民夫50余人将大盂鼎运回项城老家。而小盂鼎因为文字斑驳而幸免流失。
关于小盂鼎的踪迹，党晴梵《华云杂记》载：“小盂鼎，口径一尺五寸奇，铭文四十余字（误）。与（大）盂鼎措词同而言简，文字结体亦相类。宋氏式微，流落人间，民国初年，为陕西督军陆建章所得，陆失败时，复为王飞虎劫掠。王死后，闻鼎归其部下傅振甲，傅又死，鼎之消息莫得而知矣。”张鹏一《商周铜器多出于今陕西凤翔岐山宝鸡眉县扶风各县说》载：“小盂鼎，或云亦宋金鉴家物，民国初年，陆建章为陕西督军，得之，陆去陕时，为朝邑王飞虎（即王银喜）截获于省垣东关，载归朝邑，王死后，为部下傅振甲所得，以后下落不明。”虽然以上两种记载稍有出入，但均可看出民国初年小盂鼎曾为陕西督军陆建章所得。
陆建章获得小盂鼎后，曾请西安古玩商苏某为之鉴赏。不料民国六年（1917年）五月七日，陆建章之子陆承武率部进驻富平征剿反对派武装时，为陕军陈树藩旅游击营长胡景翼所擒。陆建章为救儿子，在陈树藩胁迫下被迫辞去陕西都督之职，特向北洋政府推荐陈树藩接任陕西都督。陈树藩遂与陆建章订立“献城赎子协议”，由陈树藩以武力护送陆建章于5月26日离陕。但陆建章携带小盂鼎等珍宝行至西安东关时，被埋伏在这里的陕军严纪鹏、王飞虎部突然袭击，小盂鼎遂为王飞虎部所得。王飞虎死后，小盂鼎从此下落不明。
20世纪50年代，陕西大荔师范学校教师王重九，曾深入王飞虎、严纪鹏等人故里朝邑县（今大荔县）西柿子村等地进行调查，推断小盂鼎可能失落在大荔西柿子村，为追寻小盂鼎的下落提供了有益线索。
（原载于《陕西古代青铜器》文物出版社）
小盂鼎铭拓
小盂鼎铭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