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秦纪一》（三）
读《资治通鉴·秦纪一》
（三）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设置何种教令），何行而可（实行何种方法）？”荀卿曰：“凡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贤则治，不贤则乱；礼仪则国治，反之则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卬（音：卬，仰望）则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则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权力集中，政令混乱）；是强弱之常也。齐人隆（重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他人没有）。是事小敌毳（小股敌人） ，则偷（勉强）可用也；事（对付）大敌坚，则涣焉离耳（涣散离心）。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招募）市佣（市井之人）而战之几矣。魏氏之武卒，以度（标准）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背着）二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达标）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其气力数年而衰，而复利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要想做人上之人，就要靠战斗）。使以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奴役）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之道。故四世有胜（孝公、惠文、武、昭襄，每一代都取得大的胜利），非幸（幸运）也，数（规律）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抵挡）桓、文之节制（约束有方的军队），桓、文之节制不可以当汤、武之仁义（仁义之师），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数国者，皆干（追逐）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利益收买的）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綦节（尊重君主，遵守制度，饱受节义）之理也。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谁能做到节义守礼），则作而兼殆之（兼并其他）耳。故招延募选，隆势诈，尚功利，是渐（渐渐成了习俗）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上下齐心）之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譬之犹以锥刀堕太山也。故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独夫纣，’此之谓也。故兵大齐则制天下，小齐则治邻敌。若夫招延募选，隆势诈，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代翕代张，代存代亡，相为雌雄耳。夫是之谓盗兵，君子不由也。”
半民：军队士兵的组成也是一门大学问。齐之技击、魏之武卒、秦之锐士、桓、文之节制、汤、武之仁义这么五类士兵。
齐国的士兵是在商业气氛浓厚的齐国特点组成的，士兵参军打仗就像是做生意，靠着军饷吸引和养活的，犹如今天的“法兰西海外军团”，属于雇佣军性质，这样的部队，打起顺风战，还可以，因为前面就是最吸引他们的利益，一旦打起逆风战，就会争先逃命，因为利益是肯定不存在了，保命成了最重要的，所以，齐国会有乐毅伐齐之七十余城被攻破，才会有，齐王建的不战而降秦。
魏国的士兵由于李悝的变法，组成了一个比较先进的挑选和训练机制，这就是著名的“魏之武卒”有些类似今天所说的职业军人，专业化军人，有点像明代的“军户”。职业军人素质，军人技能相对要高于临时拼凑的，没有更多加以训练的军队，但荀子也看到了其中的弱点：一个国家人口是确定的，参与打仗和参与劳动的人口一旦严格的区别开，如果打仗的人口多，势必劳动的人口就会少，劳动的人口减少，战争的供给从何而来，尤其是战国中后期，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士兵死亡越来越多，势必就要大量减损劳动人口以补充军队人数，形成一个两难局面，更何况，士兵素质也会越来越差，“魏之武卒”在战国初期还可以，可是魏武侯之后，四面出击，到处惹事，需求量更大，补进去的士兵素质就会越来越差，徒有虚名，所以，这种军制不可“纯洁”、长久的保持下去。二战时候的日本就是个现成的例子。
秦国是个比较偏僻、贫瘠、生产能力落后的国家。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生存条件的艰苦反而造就了秦人尚武好战的民风。商鞅利用了这个特点，形成了一种“寓兵于民”的制度，类似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奖励军功，杀敌越多、虏获越多，功劳越大，收获越多。这样很好的解决了战争能力和战争人口的问题。因此，在“杀伐征战”的战国时代，如鱼得水。但是荀子似乎也看到了秦国这种做法的难以为继。因为没有好的，坚定的制度、纪律的约束，军队往往会人自为战的个体行为，而战争归根结底是“集体的屠杀”。比如说，三个秦军面对着一个敌人，怎样去解决杀掉敌人和分配军功的问题。再比如说，秦统一后，没有战争了，没有获取军功的机会了，军队怎么办，军人怎么办？三十万进军岭南的秦军，没有参与镇压秦末的农民起义，坐视秦政权的灭亡；四十万章邯的秦军，在没有解决好为什么而战---军功的问题，不就没有做到围赵而克，反而是而后的连败而降吗？
这个问题就要靠“桓文之节制”的军队来解决，即军队的纪律问题，纪律是让“人自为战”的勇悍之兵变成一个集体的重要保证。当然，我认为，在这里荀子又犯了儒家常犯的一个毛病---“法先王”，总是觉得从前的比后来的的好，过去的比今天的好。试想，真的拿齐桓公的军队和战国的军队PK一下，我以为齐桓公的必输无疑。不过，荀子说的这个道理确实颠扑不破的。毛主席早在红军草创初期就深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严肃军纪，逐渐形成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也是保证红军以弱胜强的极其重要的原因。
但是毛主席更加高明的地方是最后一点是“汤武之仁义”，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而战”的问题。只有士兵每个人都能明白为解放自己而战，为从根本上解放自己，即解放全人类而战，士兵（个体）所焕发出的战斗力，军队（群体）所焕发出的战斗力才会是天下无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发展史，以最落后的武器、最年轻的军队，打败蒋介石红军时期的数次“围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八百万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国民党军队，打败号称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所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所有这些充分证明了无敌于天下的军队，应该是什么样的军队。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设置何种教令），何行而可（实行何种方法）？”荀卿曰：“凡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贤则治，不贤则乱；礼仪则国治，反之则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卬（音：卬，仰望）则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则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权力集中，政令混乱）；是强弱之常也。齐人隆（重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他人没有）。是事小敌毳（小股敌人） ，则偷（勉强）可用也；事（对付）大敌坚，则涣焉离耳（涣散离心）。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招募）市佣（市井之人）而战之几矣。魏氏之武卒，以度（标准）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背着）二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达标）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其气力数年而衰，而复利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要想做人上之人，就要靠战斗）。使以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奴役）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之道。故四世有胜（孝公、惠文、武、昭襄，每一代都取得大的胜利），非幸（幸运）也，数（规律）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抵挡）桓、文之节制（约束有方的军队），桓、文之节制不可以当汤、武之仁义（仁义之师），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数国者，皆干（追逐）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利益收买的）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綦节（尊重君主，遵守制度，饱受节义）之理也。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谁能做到节义守礼），则作而兼殆之（兼并其他）耳。故招延募选，隆势诈，尚功利，是渐（渐渐成了习俗）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上下齐心）之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譬之犹以锥刀堕太山也。故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独夫纣，’此之谓也。故兵大齐则制天下，小齐则治邻敌。若夫招延募选，隆势诈，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代翕代张，代存代亡，相为雌雄耳。夫是之谓盗兵，君子不由也。”
半民：军队士兵的组成也是一门大学问。齐之技击、魏之武卒、秦之锐士、桓、文之节制、汤、武之仁义这么五类士兵。
齐国的士兵是在商业气氛浓厚的齐国特点组成的，士兵参军打仗就像是做生意，靠着军饷吸引和养活的，犹如今天的“法兰西海外军团”，属于雇佣军性质，这样的部队，打起顺风战，还可以，因为前面就是最吸引他们的利益，一旦打起逆风战，就会争先逃命，因为利益是肯定不存在了，保命成了最重要的，所以，齐国会有乐毅伐齐之七十余城被攻破，才会有，齐王建的不战而降秦。
魏国的士兵由于李悝的变法，组成了一个比较先进的挑选和训练机制，这就是著名的“魏之武卒”有些类似今天所说的职业军人，专业化军人，有点像明代的“军户”。职业军人素质，军人技能相对要高于临时拼凑的，没有更多加以训练的军队，但荀子也看到了其中的弱点：一个国家人口是确定的，参与打仗和参与劳动的人口一旦严格的区别开，如果打仗的人口多，势必劳动的人口就会少，劳动的人口减少，战争的供给从何而来，尤其是战国中后期，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士兵死亡越来越多，势必就要大量减损劳动人口以补充军队人数，形成一个两难局面，更何况，士兵素质也会越来越差，“魏之武卒”在战国初期还可以，可是魏武侯之后，四面出击，到处惹事，需求量更大，补进去的士兵素质就会越来越差，徒有虚名，所以，这种军制不可“纯洁”、长久的保持下去。二战时候的日本就是个现成的例子。
秦国是个比较偏僻、贫瘠、生产能力落后的国家。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生存条件的艰苦反而造就了秦人尚武好战的民风。商鞅利用了这个特点，形成了一种“寓兵于民”的制度，类似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奖励军功，杀敌越多、虏获越多，功劳越大，收获越多。这样很好的解决了战争能力和战争人口的问题。因此，在“杀伐征战”的战国时代，如鱼得水。但是荀子似乎也看到了秦国这种做法的难以为继。因为没有好的，坚定的制度、纪律的约束，军队往往会人自为战的个体行为，而战争归根结底是“集体的屠杀”。比如说，三个秦军面对着一个敌人，怎样去解决杀掉敌人和分配军功的问题。再比如说，秦统一后，没有战争了，没有获取军功的机会了，军队怎么办，军人怎么办？三十万进军岭南的秦军，没有参与镇压秦末的农民起义，坐视秦政权的灭亡；四十万章邯的秦军，在没有解决好为什么而战---军功的问题，不就没有做到围赵而克，反而是而后的连败而降吗？
这个问题就要靠“桓文之节制”的军队来解决，即军队的纪律问题，纪律是让“人自为战”的勇悍之兵变成一个集体的重要保证。当然，我认为，在这里荀子又犯了儒家常犯的一个毛病---“法先王”，总是觉得从前的比后来的的好，过去的比今天的好。试想，真的拿齐桓公的军队和战国的军队PK一下，我以为齐桓公的必输无疑。不过，荀子说的这个道理确实颠扑不破的。毛主席早在红军草创初期就深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严肃军纪，逐渐形成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也是保证红军以弱胜强的极其重要的原因。
但是毛主席更加高明的地方是最后一点是“汤武之仁义”，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而战”的问题。只有士兵每个人都能明白为解放自己而战，为从根本上解放自己，即解放全人类而战，士兵（个体）所焕发出的战斗力，军队（群体）所焕发出的战斗力才会是天下无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发展史，以最落后的武器、最年轻的军队，打败蒋介石红军时期的数次“围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八百万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国民党军队，打败号称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所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所有这些充分证明了无敌于天下的军队，应该是什么样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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