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图像史的书法史
文 / 黄小峰
内容摘要：书法史的研究有多元的维度。本文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角度出发，认为绘画史和书法史的研究应该建立更紧密的有机联系。书法、书写与文字，是绘画再现中的重要视觉因素。从图像史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书法，有利于在绘画史与书法史之间搭建起一条通道。通过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南宋《女孝经图》和清代《康熙南巡图》中书法图像的观察，笔者对此观点做了进一步论述。
关键词：书法史 绘画史 图像史 《女孝经图》
书法在中国艺术史乃至世界艺术史中的地位已无需多言。多年前，方闻（Wen Fong）就提出，正是来自书法的影响，使得中国绘画能够在元代以来超越“模拟形似”的局限，从而超越“再现”，走向“表现”，构建起一部独特的“历史”。〔1〕朱青生亦认为，书法所代表的抽象艺术是世界艺术史的重要现象：“除了再现之外，至少有另外一条道路，这就是书法——抽象艺术史——用一条线或者一道痕迹、一个形状、一个物质的状态就能寄托和表达人的全部精神。”〔2〕在中国古典艺术的分类中，无论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四艺”（琴棋书画）还是“三绝”（诗书画），书法或者书写都占有重要位置。对书法或者书法史的研究，也是中国艺术史写作漫长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术界对于书法史研究方法、理论的探讨已经相当深入了，且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历史学与书法研究互动的思路。〔3〕譬如，近年来，荣新江、罗丰、史睿等历史学家和考古学者就从知识传播、书籍史、写本文化等角度对唐代书法做出了新的研究。同样，书法史研究者也通过个案考索，在使书法史材料成为重要历史文献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些进展都体现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笔者所从事专业为中国美术史，尤其是中国古代绘画。不过，尽管我们通常说“古代书画”，且书法史也是美术史的重要部分，但书法史研究与绘画史研究在目前中国的美术史学科中还有着明显的分野。绘画史学者较少关注或深研书法史，反之亦然。放眼世界范围，情况也很类似。譬如在北美的中国美术史和东亚艺术史界，研究书法的学者比例也相当少。〔4〕这也许与我们对书法的一般认识有一定关系。书法与文字、书写密不可分，所以，书法史与以讨论文献材料为主的文字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比较容易建立深厚的关系。但是与以讨论视觉材料为主的美术史之间反倒容易形成壁垒。经典的书法史研究是把书法作为艺术门类和艺术样式，主要进行的是经典书法作品的研究和风格史的研究。历史学、文学等领域内对书法的关注主要是将书法作品作为历史和文献材料，比如石刻史料的研究。相对而言，在美术史领域内，书法作为图像和视觉材料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研究方向。
[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局部)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大型的脚店门口，彩楼高处悬挂着有大大的“新酒”二字的酒旗。大门入口两边挂着一对立轴，上面大书“天之”“美禄”。
柯律格（Craig Clunas）在《大明：明代中国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一书中专辟一章《街头的词语：文字的文化》，从一个新颖的角度讨论了作为“公众性文字”（public text）的书写文化，作为精英艺术的“书法”自然也包括在内。那些古代街市和商业经济中的招幌、告示、公文、传单、契约，有一些就只能从绘画图像中去发现。比如，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各式各样的招牌和幌子。詹霓对此作过考察，注意到了这些文字和书法与宋代市民生活的关系。〔5〕大型的脚店门口，彩楼高处悬挂着有大大的“新酒”二字的酒旗。大门入口两边挂着一对立轴，上面大书“天之”“美禄”。这两个立轴不是直接悬挂在柱子上，而是绑在两个红色的方形小箱子表面，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怀疑是原始的灯箱——晚上会点亮发光。而在店门口不远处，的确竖立着一个大型的灯箱，我们能看到两面用顿挫分明的行书分别写着“十千”“脚店”。这些文字是手写的、印制的还是刺绣的？它们对于认识宋代的大字或榜书文化是否有价值？在画中，能够辨识以及不能辨识的文字和书写还有不少，比如算命摊悬挂的小条幅写着“神课”“看命”“决疑”，还有一个小酒店里悬挂的立轴，上有几个整齐的方块，也有暗示性的小字，很可能是一个菜单。这些文字如何被吸纳进书法史研究作为材料，就要看所设定的问题。比如，画中一辆驮运货物的独轮“串车”上盖着的一张写满草书的纺织品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卢慧纹把它与宋代墓葬中的草书屏风联系起来，视之为宋代狂草书风在民间盛行的证据，也因此说明为何狂草会在当时被视为粗鄙的俗书。〔6〕余辉则认为这是从一个屏风上拆下来的，反映了北宋后期特殊时期内对于苏轼等元祐党人书法的禁毁。〔7〕
[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局部)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画中一辆驮运货物的独轮“串车”上盖着的一张写满草书的纺织品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卢慧纹把它与宋代墓葬中的草书屏风联系起来，视之为宋代狂草书风在民间盛行的证据，也因此说明为何狂草会在当时被视为粗鄙的俗书。
作为图像的书法是古代绘画中常见的视觉因素之一。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女孝经图》卷中，在《夫人》章对应的一段画面里就出现了一柄有趣的书法团扇，用草书书写，虽然很难辨认确切文句，但可以看出是两行七言诗句，分列在扇面左右两边。画面主人公是一位贵族女性，她手拿书法团扇坐在院房的正厅中，扭头看着身旁的黑漆方桌，桌上摆着一方砚台、二函书、二个卷轴、一对象形镇纸，以及一个青铜香炉。桌子另一边站立着两位年轻女性，从装束来看并非侍女，而是家族的年轻女性，正在听女主人教诲。画中的关键物品都画得很仔细，包括女主人身后的一面大屏风。屏上画着水岸边的几杆翠竹，一只白鹭正欲从空中落在竹林里，暗示了画面中团扇使用的夏季。在这个由视觉图像构成的空间中，书法团扇是最关键的，因为它是画中女主人的贴身之物。它的意义何在？
[南宋] 女孝经图(局部)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女孝经图》卷中《夫人》章对应的一段画面出现了一柄有趣的书法团扇，用草书书写，虽然很难辨认确切文句，但可以看出是两行七言诗句，分列在扇面左右两边。
画面对应的《夫人》章文字如下：
居尊能约，守位无私，审其勤劳，明其视听。诗书之府可以习之，礼乐之道可以行之。故无贤而名昌，是谓积殃；德小而位大，是谓婴害。岂不诫欤！静专动直，不失其仪，然后能和其子孙，保其宗庙，盖夫人之孝也。
此章主题是大家族的女性尊长，她能够勤俭持家，以身作则，约束自我以及所有家族女性。屏风上所画的微风摇曳的竹林和白鹭，正是这种品德清高的家族女性的象征图像。画家重点表现的显然是“诗书之府”和“礼乐之道”，因为这二者是大家族的女性自我修养的重要方面。画家巧妙地用精致的文房古器、书籍卷册来展现这一点。可想而知，那柄精致的宫廷书法团扇，暗示的也是这一点，且应是画龙点睛的图像，它既是“诗”，也是“书”，同时也是“礼”。
在南宋的宫廷，书法扇、绘画扇是很流行的事物，也是宫廷礼仪的重要方面。每逢重要节日，宫廷都会制作一大批团扇赏赐给宫廷女眷以及重要的朝臣及其女眷。最高级的扇子是御书扇，常会在团扇另一面配上宫廷画家的绘画。宋高宗、宋孝宗、宋宁宗、宋理宗的御书团扇均有存世。此外，一些宫廷女性也是书法家，比如著名的宋宁宗杨皇后。把这些留存于世的作品和《女孝经图》中的书法扇联系起来，就有可能对更多问题进行思考：《女孝经图》中的扇子是一柄单纯的书法扇吗？是否其另一面也会有图画？为什么不展示团扇有画的一面，而要展示有书法的一面？团扇上的草书是谁写的？男性还是女性，皇帝还是皇后？什么身份的女性才可以拥有这样的书法扇？扇面中的书法具有怎样的意义？是供女性欣赏、学习和练习书法，还是同时也可以学习古典诗歌？书法如何形塑女性形象？
无论是《清明上河图》还是《女孝经图》中的书法，都体现为明确的物质属性。还有一些作为图像的书法并没有明确的物质属性，比如《康熙南巡图》第十二卷最后的“天子万年”四个大字。这一卷画的是皇帝结束南巡返回首都的盛大仪仗。1689年的这第二次南巡，于三月十九日回京，适逢康熙生日第二天。我们在卷尾部分看到了一幕奇观。只见永定门大街上，靠近天桥处，百姓用身体组成了“天子万年”四个大字，用人体文字景观为康熙祝寿。〔8〕
[清] 王翚等 康熙南巡图（第十二卷局部）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卷尾描绘永定门大街上，靠近天桥处，百姓用身体组成了“天子万年”四个大字，用人体文字景观为康熙祝寿。
有学者把组成四个大字的百姓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这并不确切，因为他们没有明显的职业区分。仔细看来，颇多拄杖的白须老叟和儿童。在“年”字中，赫然出现一雌一雄两只梅花鹿，显然是献给皇帝的祝寿贡品。此外还有推着或挑着花卉盆景的、挑着大酒缸的、怀抱或肩扛纺织品的、提着果篮的、捧着漆盒的、扛着大鸟笼的，表现的是百姓争先恐后为皇帝生日献礼，而非买卖人的牟利。这构成一种崭新的帝国“祥瑞”。它用的是书法的形式，采取了行草书字体。最明显的是“万”字，巧妙地用担子上挑着的束成捆的东西营造出最后一笔的飞白效果。用行草书来模拟“天子万年”祝语的“书写”，有特殊的用意，意在呼应康熙皇帝御书的书法风格。
康熙是清代第一位全面接受汉人文化的皇帝。他尤其喜欢书法，视董其昌为偶像。熟悉康熙御书的人，可能会很快地把《南巡图》中京师父老儿童组成的“天子万年”四个行草大字与康熙皇帝的手迹联系起来。或者至少可以说，这四个字所用的是康熙宫廷里流行的书法风格。对于帝国子民而言，帝王书法具有特殊意义，既是具体的个人，又是抽象的皇权。京城百姓用身体显现出的具有康熙书风的“天子万年”吉祥祝语，成为了最大的祥瑞，是康熙皇帝“万年有道”之象的核心显现。
在以上谈及的几个例子里，书法都是重要的视觉图像。试图去理解书法在图像中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绘画和图像，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书法在丰富而多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作用和意义。
注释：
〔1〕方闻《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朱青生《世界艺术史全球艺术史和外国艺术史》，《美术观察》2021年第1期。
〔3〕祝帅、史睿《唐研究中的书法史研究进展：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史睿研究员笔谈》，收入谭振飞主编《颜真卿及唐代书风》，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陈志平、史睿等《“书法史研究的材料空间”研讨会发言摘要》，《书法》2021年第3期。
〔4〕白谦慎《中国书法在美国》，《中国书法》2012年第4期。
〔5〕詹霓《从〈清明上河图〉谈宋代书法与市民生活》，《美术与设计》2014年第1期。
〔6〕 Hui-Wen Lu, “Wild Cursive Calligraphy, Poetry, and Chan Monks in the Tenth Century”, in Wu Hung ed., Tenth-Century China and Beyond: Art and Visual Culture in a Multi-centered Age, Art Media Resources, Inc. 2013, p.381.
〔7〕余辉《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详见第二章《图中的草书苫布》一节。
〔8〕相关研究参见黄小峰《如何“永生”：中国绘画中的奇异图像》，《美术大观》2021年第1期。
黄小峰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