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修：我当棉花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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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学
我当棉花技术员
作者 | 赵永修
原创 | 乡土中原（ID：gh_06d145e3125e）
在我的青年时代，曾有过一段当棉花技术员的经历，至今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1974年3月18日，我从县第八高中（大河屯）毕业了。当时高中学制为二年，春期为学年始，秋期为学年末。本来我们应该在春节前就毕业了，但上级为了恢复原来的秋期为学年始，春期为学年末，为避免造成年级空挡，我们需多上一个学期。当时，因为出现了“马振抚事件”，春期开学后，县里派来了三名工宣队员进驻学校，办了两个星期的学习班后，由于没有教材可学，学校说愿意留下的学生学工学农，不愿留下的可以毕业了。同学们心里明白，所谓学工学农，就是到学农基地劳动和做砖坯烧窑。而愿意留下的人数太少，所以只好让我们都毕业回乡了。同学们风趣地称为上“农业大学”了。
回乡不到一个月，4月15日那天，我接到大河屯公社的通知，去公社开会。会议上安排，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抽调我们50余名同学到12个棉花基地大队当棉花技术员，每个棉花基地大队还派去一名棉花厂职工带队。我和赵义权、牛书典、张保林由棉花厂职工秦章杰带队被分配到了车厢店大队。回到家稍作准备后，第二天我便背起行李去了20里之外的车厢店大队。
按照公社的统一安排，我们的待遇是每人每月由所去大队供应60斤原粮，10元菜金，另有10元（其中5元交家庭所在生产队记一个整劳力工分，参加生产队分配；自己所得5元）。这样的待遇标准，在今天看来简直微不足道，但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农村青年来说，虽算不上高，却也是该知足了。
刚到那里的几天，我们就住在大队部里，伙食被安排到社员家里吃派饭。按当时的规定，每人每顿付一角钱，四两粮票。那时社员们的生活很艰苦，尽管偶尔管一次派饭，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饭菜。有一天晚上，电影放映员来放电影，放映员和我们被安排到同一家吃饭。当晚主人家煮的是红薯干。主人待人倒实在，给我们每人盛了一大碗。主人家的孩子闹饭，哭哭啼啼不想吃。男主人便大发雷霆：“日你妈，你吃不吃？就这红薯干还是老子借哩！”那位放映员实在吃不下，勉强吃了几片儿红薯干，扔下粮票和钱就走了。我们几个是在农村熬过苦日子的，好害饭都能吃，另一层原因是怕都走了，太抹主人面子。
几天以后，大队干部将我们分到了生产队里。我和赵义权被分到了杨坡村，牛书典和张保林被分到了车厢店村的生产队里。领队的秦章杰并不长驻大队，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看看。
杨坡村的生产队干部对我们两个安排得还是挺妥当的。他们专门为我们找了一间住室。伙食安排到保管员王付义家里。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待人朴实厚道。他原是方城县人，早年逃荒要饭流落到这里的。因为杨坡村的群众绝大多数都姓王，与他同姓，所以都没有把他当外人看。大队供应我们的粮食和菜金直接都给了他，我们也不用做饭，况且我们也不会做饭，也少为吃饭的事操心了。
杨坡村那一年种了30多亩棉花。我们去的时候，棉苗已经出土了。说实话，与其说我们是当棉花技术员，不如说我们是学棉花技术员更确切些。作为刚跨出校门的学生，我们连一点儿种棉花的知识也没有，可以说远不如社员们，就连最简单的整枝打杈也不懂，甚至分不清哪是果枝，哪是油条（不会结棉铃的枝条）。当然，这些活儿根本用不着我们说，也不需要我们做。锄草、整枝打杈这些活儿是分包到户管理的。
对于棉花的病虫害防治，是技术性较高的活儿。刚开始时，我们分辨不出各是什么虫、什么病，分别用什么药防治？我们完全是门外汉。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向社员们请教，才懂得了一些。生产队里有四位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男女青年专职负责病虫害防治。我们常和他们在一起，时间长了，彼此熟得很，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不少棉花病虫害防治知识。那时的农药种类较少，只有六六六粉、1059、1605、3911、乐果、石灰硫磺合剂（土农药）等常规农药。我们也基本掌握了它们的防治对象和操作方法。
当时公社设有棉花办公室，配有专职棉花技术员。在棉花生长的每个阶段，他们都会召集我们开会，指导我们怎样管理。每次开会都会给我们下发植棉技术资料，还经常到各棉田检查，提出指导性意见。
也可能是巧合吧，我们所在的杨坡村的棉花长势特别好，公社相关领导给予充分肯定，便在这里召开了全公社棉花管理现场会。事前，公社棉花办公室领导让我做个准备，开现场会时作个发言，介绍一下管理经验。但我是一个不爱抛头露面的人，便写了一份发言稿，让生产队的女青年王礼兰在现场会上发了言。
我向来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很认真的。那时候我们每天都到棉田里观察，并写下观察日记。在棉花生长的每个阶段，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病虫害？发生率有多高？使用了什么药？浓度多高？效果如何等，都随时记录下来。甚至整个棉田的第一朵花是哪一天开的？第一个绽开的棉铃是哪一天？我都做过记录。
仔细研读上级发给的棉花种植管理资料，也是我们学习植棉技术的一个渠道，从中了解到外地的一些先进经验。如桐树叶防治地老虎、瓢虫是蚜虫的天敌、赤眼蜂防治棉铃虫、高密度早打顶种植方法等。
这里略举两个例子。
地老虎（俗称“土蚕”）是棉花幼苗期的一种主要虫害。它们昼伏夜出。一只地老虎一个晚上可危害多棵幼苗，一旦幼苗被从子叶以下咬断，便再也不会发芽，造成缺苗断垄。当时的农药对地老虎的防治效果均不够理想。外县一农妇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桐树叶可防治地老虎。那是在棉花幼苗期的一天下午，农妇去棉田里补种棉籽。因为她家的箩头底坏了，为避免漏棉籽，顺便摘了几片桐树叶铺在箩头底部。那天她收工比较晚，一时疏忽，将那只箩头遗忘在了棉田里。第二天早晨她去棉田里拿箩头时，竟发现下边死了几只地老虎。农妇想：是不是桐树叶能毒杀地老虎呢？于是便采来桐树叶实验，果真是这样。看了这个消息，我们如法去做，再次得到了确认。这真是一个既环保又不用花钱的好方法。
棉花高密度早打顶也是有人实验成功的方法。种过棉花的人们可能都有这样的发现，棉花生长前期偶然碰断的棉苗，后来只有2～3个果枝，所结的棉铃自然不多，但其棉铃特别大。有人就利用这种特性，加大种植密度，少留果枝，早打顶，以密度保证每亩棉铃的总数量，以增大棉铃重量达到高产的目的。这种种植方式在我当技术员时没能亲自实践。
到了当年的9月上旬，棉花到了吐絮盛期，我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接到公社的通知，我们回到了家乡。
之后，我到本大队学校当了民办教师，担任初中语文课兼班主任。那时候上级强调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大队给学校划拨有学农基地，也叫实验田。1975年春，我征得学校负责人同意，决定带领学生搞棉花高密度早打顶实验。
当时种了1.5亩棉花，一切按照“高密度早打顶”的要求种植。常规种植方式每亩定苗3000～3500棵，每棵留5～7个果枝。而这种种植方式每亩定苗7000～7500棵，每棵留果枝3个，长出3个果枝就打顶。如果按每棵7～8个棉铃计算，每亩结铃50000个以上，就是亩产100斤以上皮棉。
但是，事情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出现了不少新情况。首要原因，是由于学校没有喷药工具和及时购置农药，没有及时防治病虫害。其次，是那一年的降雨量特别多，棉花发疯地长。同时，学生毕竟需要上课，没那么多时间带他们去整枝打杈。后来放了暑假，更不用说管理棉花了。结果棉柴没少长，棉花产量却低得可怜，并且因不通风透光而品质太差。
此后由于忙于教学工作和时过境迁，再也没有时间和心思作这样的实验了。
作者简介
赵永修，男，生于1953年10月，大河屯镇夏岗村人。1974年9月参加教育工作，小学高级教师，长期担任中小学语文科，擅长作文教学，所辅导的学生作文有多篇发表于《南阳日报》、《作文指导报》等报刊，被作文指导报社聘为特约研究员。1980年代中期始从事业余创作，在各级新闻媒体发表作品百余篇，获奖多次。2002年被县教委聘为新闻通讯员。曾编写《大河屯镇教育志》。2013年10月退休后，在《速读》、《南阳晚报》、《唐州风》、《石柱山》、《唐河文史资料》、《赊店春秋》、《宛东潮》等报刊发表新闻、散文、民间故事等7万余字，参与撰写《大河屯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