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读｜我曾住在红十字会巷

红十字会巷位于西安新城区，西起炭市街，东接尚德路，是一条在东大街之北，与东大街相平行的东西向巷子，大家一般都简称为红会巷。我出生在西安的红会巷，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童年时光。

顾名思义，红十字会巷的命名与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医院有着密切的关系。

国际红十字会

瑞士的亨利·杜南当年目睹战争中伤兵常乏人照顾治疗，令人痛心，遂于1863年与古斯塔·莫瓦尼埃等人一同成立了“救援伤兵国际委员会”，后于1875年改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此后，国际红十字会就将亨利·杜南的生日5月8日定为“世界红十字日”；而红十字标志也是由瑞士的国旗颜色翻转而成。由于十字是基督教的宗教符号，伊斯兰教徒不愿意接受，因此1876年奥斯曼帝国采用了“红新月”标志。至1986年，国际红十字运动改名为“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而红十字会联合会则于1991 年改名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最近，为了“照顾”对“红十字”和“红新月”长期怀有抵触情绪的以色列人，《日内瓦公约》的192个缔约国在会议上通过了增加新的红水晶标志的附加协议书。伴随着“红水晶”标志的生效使用，以色列加入国际红十字运动指日可待，国际红十字运动正在走向更广泛意义上的普遍性。一百多年来，由于红十字运动在战时及和平时期对人类社会的卓著的贡献，共获得3次诺贝尔和平奖，加上创办人亨利·杜南于1901年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共获得4次最高的和平殊荣。

亨利·杜南（1828－1920）

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前身可追溯到1904年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1904年2月（清光绪三十年），在我国东北旅顺口爆发日俄战争，数十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在旅顺的外国侨民都由本国政府或红十字会出面，接运撤离战区。宣布中立的清政府也派船接运中国同胞，但却遭到俄国的拒绝，不准救援船只入港。为救护中国难民，上海海关道沈敦和等人出于义愤，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与红十字有关的组织。为得到国际上的承认，1904年3月10日，清朝商约大臣吕海寰、工部左侍郎盛宣怀等人在上海邀请中立的英、美、法、德代表，共同协商成立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并在当年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清政府遂拨白银10万两作经费（各地绅商及衙门也劝募20万两白银）。1907年更名为大清红十字会，由中外合办、政府拨款资助并得到国际社会承认。

第一届红十字会长盛宣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大清红十字会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1912年1月，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认，1919年7月正式加入红十字会协会。1933年，改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先后隶属内政部、军委会和行政院领导。1912年袁世凯、1933～1946年蒋中正还曾分别担任过名誉会长。

民国初时红十字会会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带领一部分人去了台湾，而秘书长胡兰生等7人，于1950年组团到了北京，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接管。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央政府决定采取改组的方式，将原红十字会改组为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搬迁至北京。并将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22号房屋（民国初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旧址）作为总会迁京后的会址。并于1950年8月2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会议，会议明确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

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明确政府与红十字会的关系：政府履行对红十字会支持、资助、保障、监督的职责，红十字会协助开展人道工作。第六、七届名誉会长为江泽民，第八、九届名誉会长为胡锦涛，现任（第十一届）名誉会长为王歧山。

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徽

过去，几乎大大小小的医院、诊所门前都有红十字标志，甚至医护人员的白大褂，一些用具，以至门帘上都印有红十字。因此给我以错觉，以为红十字表示与医疗工作有关。1996年1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规定了政府与红十字会对红十字标志使用的监督管理等方面的相应职责，到处都能看到红十字标志的现象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

西安红十字会    西安红十字会医院

武昌起义爆发后，1911年10月22日，张凤翙（huì）、万炳南、钱鼎三、井勿幕、郭希仁等组织发动起义，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宣布陕西光复独立。1911年10月24日起义的第三天，由于起义军民和清军均有大批人员伤亡，由康毅如先生发起，邀请医务人员，并与当地教会医院合作成立“秦军恤伤院”，分别在西安和潼关、乾县、武功一带，进行医疗救护、掩埋尸体和战场服务，后改称“红十字战地医疗救护队”。随后，西安红十字会成立，时称中国红十字会西安分会，1946年改称西京分会。1949年又改称西安分会，隶属中国红十字会。

秦军恤伤院开幕摄影

西安红十字会医院是在“红十字战地医疗救护队”之后正式成立的。据《西安中华民国时期大事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12月  ，陕西军政府将原满城南部官地327.5亩划归西安红十字会医院建院。这片地方位于东大街与尚德路西北角，是交通便利、商业繁华之地。当时军政府对于人道主义救援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视，可见一斑。其实，最早该医院名为西京市红十字会医院。

西京市红十字会医院

红十字会巷的历史

西京市红十字会医院建成时，正门在东大街上。医院东边紧邻的大街叫红十字会街（即现的尚德路南段），在紧邻红十字会医院的北面有条街，因位于红十字会街西边，称为红十字会西街，可见红十字会医院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大家习惯称红十字会医院为红会医院。红十字会巷是在原红十字会西街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红十字会街则在以后并入了尚德路。据说以“红十字会巷”命名的街道全国仅此一个。

民国时的红十字会街

小时候的红会巷

红十字会巷的西口在炭市街上。说到炭市街，可能不少人和我一样会想到白居易的《卖炭翁》，诗中那个“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形象就会浮现在眼前。其实唐代古长安城比现在的西安城区要大得多，现在炭市街的位置是唐长安城中心区，应该是皇室重要机构的所在，绝对不会是商业街，当然就更不会是炭市了。据专家们考证，唐代长安的炭市应该在当时的西市，也就是现在新建的大唐西市一带。现在的炭市街据说是辛亥革命时，赶走了当地的满族达官贵人，拆掉了满城，于1927年开拓，因起初曾以买卖煤炭为主而得名。在我的记忆里，西安解放前后，大家习惯把那一片叫菜市，街两旁都是卖蔬菜、肉及各种副食品的商店，甚至街中心都有摆上案子卖肉的摊贩。每天上午都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逢年过节更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后来，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闻名全市的副食品市场。

我家住的那个院子临近巷子的西头，院子挺大，前院一圈房子住着十几户人家。后院有一排房子，还有一口井，我家就住在后院。大院里住的大都是些穷人。印象深的有一户是鞋匠，每天在炭市街口摆摊给人修鞋，我放学回家常路过那里，见面都会打个招呼，觉得他总是忙忙碌碌的。有一户是个给人洗衣缝补的寡妇,为人挺和善。她的小儿子是我上小学时的同学，这位同学的父亲曾是一个山西商人。因为她们母子俩穿着打扮总是干净得体，说明原来家境应该不错。同学的母亲会经常拿出一个小布袋子，摸出里边的卡片让我们认字，后来我父亲也仿照给我写了些卡片。有一户是个烫着时髦头（当时对卷发的称呼），且衣着打扮与院子里其他女人不同的中年妇女，他孩子年龄和我差不多，长得挺白净的，奇怪的是大人常叮嘱孩子不要跟他玩，问起为什么却说因为他嘴臭，我注意到他好像有颗门牙是黑的，说话有点儿大舌头，吐字不太清。后来想必因为孩子的母亲大概是个妓女的缘故吧，而且不知为什么我总认为孩子他爸应该是个国民党军官，不知道是死了还是跑了,扔下了母子两个。其实那孩子还是挺老实的，我总觉得他有些可怜。还有几个可能是社会变革时期的落魄者，记得有一个人每天早上在门口刷牙，动作挺夸张，刷了牙后还特意用个不锈钢片刮舌头，还有一个人额前常戴一个铝制的据说可以清醒头脑的玩意儿，觉得他们总有些寒酸却不减斯文的样子很有趣。

小时候，我有一次和父亲早上一起去菜市,父亲买了一块肉,因为他有事要办,就把肉放在篮子里让我拿回家。我那时也挺贪玩，由菜市到家一路都挺热闹，我挎着篮子东瞅西瞧玩着回到了家。母亲在门口迎着,我把篮子递过去时才发现肉没有了。母亲笑着问：买的肉在哪儿呢？这时旁边同院的叔叔说是不是让老鹰叼走了（当时西安城内的天上经常有老鹰盘旋，时不时会突然俯冲下来抓食物，有时是谁家养的小鸡，有时是小孩提着的肉等，挺吓人的）。当时我吓得有点发蒙了，母亲又赶快接着说：肉已经到家了，是你叔叔逗你，看你只顾玩了，就悄悄把肉拿回来了。说到买肉，我还记起一件事。好像是在我上小学前后，有一天母亲让我去买块羊肉，说是要包饺子。可我从来没有自己去买过肉，但母亲让去也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在菜市场我转了一圈儿，看中了一块精瘦肉就买了回来。把肉交给母亲，母亲过了一会儿自己又去买了点肥些的肉，搭配起来做了饺子馅。后来我想母亲当时还是想试试我的能力，尽管让她失望，但是并没有严厉地责备我。

我在1951年春季开始上学，因为父亲早早就教我认字、数数，所以在学校学习挺轻松。第一学期结束，我的成绩不错。有次我从外面玩回来，妈妈正和人聊天，提到我她不无骄傲地说：那天老师来家访，远远地就说恭喜恭喜，6岁的娃娃考了个第一。

我虽然生在旧社会，但却是长在红旗下。这就意味着要经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我接触最早的运动应该是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及土地改革）。建国后，各地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残余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还有土匪、恶霸等。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清除这些反动势力，政府在1950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那时我才五六岁，记得有一次我出门走在东大街上，看到沿街有些商店把收音机（当时还是一般老百姓都很少见的稀罕之物）放到门口马路边的凳子或桌子上，里边传出一阵阵讲话声和口号声，而马路两边很少有人听收音机，街面显得很空旷。过了一会儿，远处从钟楼自西向东有汽车开过来，但临街商店里的人好像无动于衷，并没出来看热闹。车队前边是开道车，后边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每辆车上都有战士持枪押着反革命罪犯。罪犯们被反捆着双手，胸前挂着大牌子。我印象他们大多都穿得挺破旧，其中还有胡子挺长的老头以及有点蓬头垢面的妇女。大都低着头，脸上暗然无神。我知道这是行刑车队，其中不少人是要被枪毙的。路边上的人也只是目送着刑车一辆辆开过去，没有叽喳的议论，更没有以后运动中才多起来的激越口号。空气中好像凝结着一股肃杀之气，静得可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抗美援朝则记得学校里常教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等歌曲，每天早上做早操时一边列队一边唱着“反对武装日本”。街头有时会演活报剧，总会看到戴着涂有星条旗高帽子扮演的美国佬，围着一圈人看。我们去东大街的儿童书店，在那里看到有不少抗美援朝内容的小人书。那时孩子们常爱一起集体说的顺口溜是：美国佬，大鼻子，想吃中国的酿（西安方言读ràng）皮子（一种陕西特有的面食小吃，现一般则称“凉皮”）。因为当时豫剧著名演员常香玉捐了一架“香玉号”飞机影响很大，我们小学生也捐款，有时还上街去募捐。至于土地改革因为不涉及城市，所以没一点印象。

红会巷院子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还是过春节，那时整个院子的节日气氛突然浓起来，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新鞋，院子里、巷子里都是高兴玩耍的孩子,即使平日不相识也可以通宵地一块儿放炮、游戏、打闹。大人们也都比往日要和气、高兴，即使哪个孩子不小心闯了祸或孩子们打了架，也绝不会像平日那样受到训斥、打骂。我记得那时父亲还为我和弟弟、妹妹做了一个电石乙炔灯，既可以照明还能点炮。

那时红会巷环境虽然有些脏乱差，大杂院住的各色人等，但大家各忙各的营生，很少见到撒泼吵闹、打架斗殴的。印象较深的是有一次我家放在井边的铁桶，晚上忘收回家里给丢了，我父亲第二天一早去小东门的“鬼市”花两块钱又买回来了，可见那时的小偷还不少。

我小时候身体瘦弱，常感冒发烧，记得我父亲的一位老乡家附近有位西医穆大夫，因而多找他给我看病开药，好像常吃那种叫“早发夕安”的药，还有一种记不清了，向及我弟弟才想起是“早发大安”，当时吃了还挺管用。但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药，到现在我也说不清，在网上也只查到“早发夕安”是一条谜语“千里江陵一日还（打一西药名）”的谜底。我弟弟记得厂卫生所医生曾告诉他，一种是阿斯匹林，一种是磺胺。还记得有一次我的牙痛得厉害，那时都把龋齿叫作“虫牙”。那位老乡说了一个偏方：把鳝鱼的肠子用纱布包好放在虫牙位置咬上，停上一段时间会把虫牙里的虫引到纱布包里。那个老乡就住在炭市街口上，那天父亲去街口菜场买了条鳝鱼去他家，两人剖杀后依法炮制给我治虫牙。后来取出纱布包，拨弄寻觅了许久也未见有虫子。但那老乡信誓旦旦地说，他曾亲眼见到过别人用此法时纱布包里有小白线虫。后来我想，也许是那孩子肚里有蛲虫，不爱洗手导致虫卵入口后进入虫牙洞里长出了虫子。不过记得当时用此办法后牙痛的确消停了些日子。大人们看病多找中医大夫，记得当时附近的东大街上有“太和堂”“普太和”等有名的中药铺，我曾在那里等着拿药。药店伙计抓药时，在台子上先铺好一张包装纸，用一杆精致的小戥子，仔细地一味药一味药地称，称好一味后还在药上放一张薄薄的印制精细的方形纸签，上面印有该药的图形、名称、药性等。如果一次抓多副药，即使同味药也会一剂一剂地称，绝不会像后来那样称出总量后用手大致分成几份。而且抓完药后自己对着药方一味一味复核，完后还另找一位师傅再一味一味复核一遍，其认真程度令我至今难忘。那时回家每次煎药前我都会对照药物看看那些纸签，让我认知了许多中药。后来抓药时，药包里的纸签越来越少了，最后再也见不着了。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不留上些夹在书里存上。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些年在红会巷的童年生活还是挺有趣的，但因为那时年龄尚小，许多事都淡忘了。

如今的红会巷

红十字会巷南边的红十字会医院1965年就从旧址迁到了南稍门，规模、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成为西安以骨科为特色的著名大型医院。新名称已经改为“西安市红会医院”，而且院标上的红十字也与正规的红十字标志不同，大概能说明除了历史，现在的红会医院与红十字会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西安红会医院标识

1965年，西安市中医医院与原红十字会医院院址对调后挪到了那里，但2015年1月，中医医院也整体搬迁到了北郊凤城八路。现在那里又新起了大楼，但红十字会巷却一直带着红十字会的名称默默地孤独守望在那里。

如今的红十字会巷

改革开放后，由于紧邻炭市街，红会巷入驻了许多食品材料商店，还曾红火了一阵。但随着各大超市的建成以及网购的发展，现在已是风光不再了。

去年又去看了看，由于巷子两边都盖起了居民楼，道路变得窄狭不少。而且后来拆掉了一些违章临建，巷子围墙、建筑立面都显得破旧不堪。最近又去了一次，随着全市为迎接全运会而进行的城市形象提升工程的开展，巷子重新铺设了沥青路面，整修了临街围墙及商铺门面，面貌可谓焕然一新。但处在市中心黄金地段的红会巷，随着附近街面高大新建筑的次第落成，却日益显得逼仄。

其实作为地名文化，红十字会巷在西安近代史上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