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 彼得·汉德克：把自己生下来多么艰难
2019年10月10日，瑞典学院宣布了2018年和201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们是波兰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奥地利的彼得·汉德克。
这两位，汉德克我们比较熟悉，他2016年来过中国，国内翻译出版了他的主要作品，九卷之多，洋洋大观。托卡尔丘克呢，我感觉大家都不太熟，反正我不熟，这几天总是把她说成“邦达尔丘克”，一边说着一边知道我说错了，邦达尔丘克我熟啊，那是苏联的大导演，我看过他导的《战争与和平》。然后一边想着一边说：波兰女作家邦达尔丘克……
一个文学奖评出来，不管是诺贝尔奖还是别的什么奖，只要这个奖有影响力，大家关注它，就一定会有或大或小的争议。相比之下，比如诺贝尔化学奖或物理学奖就没什么争议，国际数学界还有一个奖，叫菲尔兹奖，那就更没争议，评出来我们只能膜拜。为什么无争议？原因很简单，那都是最强大脑啊，哪儿轮到我们插嘴，我们都不懂啊。物理学、化学、数学，搞到那个段位，都不在常识范围之内，公众不能也不必参与。文学就不一样了，很少有人会谦虚地承认自己不懂文学，文学事关人类生活、事关经验和情感，提供想象和言说，人是什么样、人应该和可能是什么样，这几乎不存在什么唯一的真理，大家都有发言权，大家的感受和想法和判断肯定千差万别，在千差万别的对话中逐步形成相对的公论。所以，关于谁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很难有绝对的答案。比如，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瑞典学院那些女士们先生们，他们把这个奖都颁给了托卡尔丘克，偏不肯颁给阿特伍德。托卡尔丘克的小说我紧急补课看了一本，《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我的感觉是，阿特伍德是女巨人，托卡尔丘克相比之下还是个文艺青年。
当然，我的看法也可能是偏见，我很羡慕那种人，他们把自己搞成小宇宙，他们的偏见就是他们的真理和科学。这很好，但我做不到。当我们确认谁是好作家、哪一部小说是好小说时，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有限性做出判断。什么是有限性？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禀赋，有自己的经验背景和知识背景，你的趣味和偏好。我就是个钢铁直男，我就喜欢《三国》《水浒》，受不了《红楼梦》，有问题吗？没问题，你喜欢就好。但另一方面，文学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中找到和认出我们自己，它还是我们住宅之外的一条街道、村子之外的一片原野，让我们去结识陌生的人，见识那些超出我们感知范围的事，让我们领会他人的内心、他人的真理，由此，我们才不会成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的囚徒，我们去探索和想象世界和生活的更广阔的可能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可能性。什么叫不可能性？就是在你的小宇宙里你认为这不可能，想都没想过，但是，现在，你打开这本书，看着不可能的事物，如何被想象、被确切地展现出来。
所以，现在，就谈谈汉德克。本来还应该谈谈托卡尔丘克，但是，以我有限的阅读，她对我来说不是“不可能性”，她是令人厌倦的“可能性”，这样的小说我读上几十页就知道大致如此、不过如此，而读小说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希望能靠它抵御人生的厌倦。
汉德克是奥地利人，生于1942年，今年77岁了。关于他的生平，这些天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介绍，我就不细说了。汉德克曾经嘲讽诺贝尔奖，说该奖的价值不过是六个版的新闻报道。现在呢，他自己也变成了刷屏两三天的新闻人物。在突然激增的关于汉德克的知识中，我特别感兴趣的只有两点，第一点是他的身份。
身份政治是后冷战时代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新的世界政治和文化格局中，“我是谁”成了一个很纠结、很尖锐的问题，这绝不仅仅是启蒙话语中个人的自我意识问题，它还涉及族群、政治、权力关系。对于全球化体系的边缘地区和边缘人群来说，身份政治尤为重要，比如女性、女权。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一个焦点，就是要有女作家。有没有女作家，不仅是文学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关系到“政治正确”，这个压力很大，所以瑞典方面赌咒发誓，昭告天下，一定要评一个女作家出来，结果就是托卡尔丘克。而汉德克，他看上去好像没有这个敏感的、边缘的身份问题，他是白人男性，奥地利是欧洲和西方文化的中心地带，按说他应该很知道自己是谁，不会为此而焦虑。但其实，他的生父和继父是德国人，至于他怎么就成了奥地利人我也懒得追究，反正德国和奥地利搞成一家历史上也不止一次；我要说的是他的母亲，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的历史说来话长，简单说，就是大部分在斯洛文尼亚，一小部分在奥地利，汉德克的母亲就属于这一小部分，所以才认识他父亲。那么斯洛文尼亚在哪儿啊？就在奥地利南边，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而十几年前的民族主义狂热，把南斯拉夫打成了一片血海。这件事对汉德克的身份意识、对他的创作乃至对其生活都造成了很大影响。
彼得·汉德克
关于汉德克，还有一点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除了剧作家、小说家，他还是“世界蘑菇大王”。据他自己说，他是世界上蘑菇知识最丰富的那个人，是不是吹牛我也不知道。蘑菇还不是可吃的蘑菇，茶树菇、猴头菇、平菇、松茸什么的，不是，汉德克并不是专精蘑菇的吃货，他感兴趣的是不能吃的、吃了要发疯死人的毒蘑菇。据他说，世上的毒蘑菇有二百多种，他都认识。他为此还写了一篇带点儿自传性的《试论蘑菇痴儿》，一个人痴迷于蘑菇，寻找蘑菇的故事。顺便说一句，除了蘑菇这一篇，他还写了《试论疲倦》《试论点唱机》《试论成功的日子》《试论寂静之地》，这个“寂静之地”就是厕所，我读的书不多也不少，很多年前在《荫翳礼赞》里读过谷畸润一郎写厕所，然后就是汉德克这一篇。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博物学兴趣的作家。这样的作家中外皆有，比如纳博科夫也有这方面的兴趣，他不研究蘑菇，他研究蝴蝶。写作这件事，上班下班没法分得清楚，作家整个的生命都会放进去，蝴蝶蘑菇也会不知不觉地进去。纳博科夫的小说就有蝴蝶之美，汉德克呢，他的写作也有毒蘑菇的风格。毒蘑菇艳丽、妖冶，一点也不低调，这艳丽和妖冶是危险的，它是诱惑，也是攻击，骗取你的注意，抵达它的目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你的中枢神经啊，麻醉、致幻、休克等等。所以，汉德克的写作，一直受到毒蘑菇的复杂意象的影响。——前几天，我正这么聊得起劲，有个家伙在旁边嘀咕：那个，毒蘑菇也有不艳丽的。我一下子就熄火了，啊？是吗？那好吧，汉德克的写作一直受到毒蘑菇的复杂意象影响，比如毒蘑菇的低调、家常，它不会引起我们的警觉，它欺骗我们，潜入我们的神经，控制我们的意识，就好比语言…… 这时，又有一个小家伙在旁嘀咕：汉德克说的是二百多种蘑菇，不是二百多种毒蘑菇。——好吧，算我没说，下次他来我请他吃云南菜。
瑞典学院对汉德克有一个简短的评价：“他兼具语言独创性与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围和特殊性。”
——关键词是“语言”。语言问题是我们理解汉德克的那把钥匙。汉德克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奥地利同乡：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启动了哲学在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关于人、关于人的存在，两千年来众多哲学家苦思冥想，提出无数说法，到维特根斯坦这里，他说，你们都想多了，都没想到点子上，关键在语言，人存在于语言之中。他的论述很艰深，这里不必细说，总之，他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哲学和文学，比如在汉德克这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
汉德克在中国最有名的作品是《骂观众》。2016年他来中国，所到之处，大家跟他也不是很熟，没有那么多话题可说，所以，一搭话就是请您谈谈《骂观众》。老头儿后来都有点烦了，说我1966年刚出道的时候有一个《骂观众》，到现在四十多年了，又写了那么多东西，你们老提《骂观众》，这么些年我不是白活了吗？
但《骂观众》确实重要，从《骂观众》入手，我们可以理解汉德克的根本想法和根本姿态、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那时起，他已经写了四十多年了，他的风格当然有变化，但是，这个根本似乎没有变。
《骂观众》很简单，但是惊世骇俗。这是一个剧本，和我们所熟悉的戏剧完全相反，它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舞台上也没有布景，甚至就没有传统的舞台与观众的区分。从头到尾，就是四个人，站在那里，喋喋不休、夹枪带棒地骂观众。你们这些蠢货，你们要看的所谓戏剧，不过是“用语言捏造出一桩桩可笑的故事来欺骗观众，将他们引入作者精心设计的圈套”，你们“心甘情愿地受愚弄，毫无思想、毫无判断地接受一种虚伪的、令人作呕的道德判断”。
《骂观众》骂的仅仅是戏剧吗？不是的，从根本上说，汉德克是在骂语言。汉德克的创作起于对人类语言的质疑和批判。他和维特根斯坦一样，认为人存在于语言之中——我们之所以是个人，那是因为人类发明了、学习了、使用了语言，离开了语言，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就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语言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条件。但由此也带来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语言是外在于我们的，是异化之物。语言不是我发明的，也不是你发明的，是我们学来的，是一整套社会的和文化的知识、传统、能力，强制性地传给你、教给你，你不学行不行？当然不行。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存在都受语言的支配，这种支配是根本的，是你自己意识不到的，越意识不到越根本，我们都以为是“我说话”，实际上，我们想想，大部分、绝大部分情况下，其实都是“话说我”，我们对此习以为常，我们意识不到。
所以，就要“骂观众”，就要通过这样的冒犯性行动，迫使你意识到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讲“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对汉德克、对维特根斯坦来说，灵魂深处在哪里？就在语言里。语言绝不仅仅是被使用的工具，也绝不仅仅是指涉及客观事物的符号系统，不是中立的、透明的，它自带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一种语言，它都积累、生成着复杂的意义，正是语言所携带的这些意义支配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法国作家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曾经谈到，恋爱作为一种情感体验，它植根于一套恋爱话语，不是指向生殖的，而是指向精神的、隐喻的、游戏的这么一套话语。《阿Q正传》里，阿Q面对吴妈，有话要说，又说不出来，憋了半天，憋出一句：我要和你困觉！这就不是恋爱，这是生殖和找打。阿Q不是五四青年，他没有一套恋爱话语，他如果说，我想和你度过每一个夜晚，那会怎么样？也许不会挨打，没准还能谈下去。电影里、电视里、小说里，凡恋爱言情，必须是普通话，用地方方言一定笑场，为什么？因为在中国，恋爱话语本身就是用白话、普通话、书面语建构起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语言提供的现成剧本中演戏。
如果仅仅是谈恋爱倒也罢了，问题在于，这种语言的力量，它会变为统治权力和统治秩序，它会从生命的根部驯服人，它会让你不知不觉就认为女人就是低男人一等，穷人就该永远受穷，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等。汉德克的作品，都是从这个问题出发的，都是从对语言的这种警觉和批判出发的，由对语言的批判，到对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到对人的存在的反思。从最初的小说《大黄蜂》开始，他就从根本上质疑传统的西方文学，认为那些小说，不过是为人们提供理所当然的、骗人的世界图像，小说作为一种语言方式、话语方式，是虚构的，但渐渐的，这种虚构入侵乃至支配和替换了现实。在汉德克看来，要造反、要革命，就是要从语言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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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花城杂志企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