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困境与破局（七）
铁与血——论秦清同源
“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 这句话最早的出处已无可查询。有些学者认为它是来自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东征渤海国时，畏惧女真援军的兵锋，所发出的感叹；还有些学者则是认为来自于辽代末年的契丹民谣。笔者翻遍《辽史》和《辽史纪事本末》中有关太祖皇帝耶律阿保机东征渤海国的记载和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灭辽的记载，未发现有关这句俗语的文字记录，因此这句俗语出现的时间是存疑的，有可能是民间野史所传。然而这并不是我们这篇文章所要叙述的重点，所以无伤大雅。存疑的俗语，却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渔猎民族女真部战力彪悍。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当年起兵人数不满三千，却在短短数年之内横扫北方草原，前后灭掉辽和北宋两个王朝。后金大汗/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反明，统一女真各部，为后来的八旗入关奠定了基础。虽然灭掉辽朝的女真非后来入关的女真，但论起其主体民族的起源，则都属于蒙古人种。女真人属于渔猎民族，其活动范围遍布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这些人生活在苦寒之地，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也无非是熬鹰、采珠、打猎，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恶劣的环境塑造了他们坚韧、尚武、勇猛的性格。这些特质在他们日后的对外战争中起到了决定胜负的作用。铁与血成就了女真人。
那么远在西边的秦国怎么又和女真这个民族扯上关系了呢? 请听笔者逐一解答。
众所周知，蒙古人种在新石器时代就已遍布中国北方，创造出了一系列古人类文明。这句定论的出处是来源于吕振羽先生所著的《中国民族简史》，而吕振羽先生又是根据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所提供的古人类头骨研究数据而下的定论，即“周口店猿人遗骸、河套猿人遗骸，都是蒙古人种的祖先。其所代表之人民的体质，与现在同地的居民（即我所谓的华北中国人）的体质，同属一脉。”与此同时，在北满海拉尔等地出土的文物，也基本可以判定都是蒙古人种所遗留。至此，中国人种的西源论不攻自破，缺乏实际考证。吕先生在之后的考证中，则提到了创造出仰韶文化的夏族和创造出龙山文化的商族都是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蒙古人种。满洲又恰巧是蒙古人种的分支通古斯人的居住地，出土的文物也可以证实在新石器时代，通古斯人与创造出华夏文明的夏商二族就已在中国北方活动。蒙古人种是中国人种的主要来源之一。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考古学中拉出，来看看当年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 ·秦本纪》中对于秦国世系的描写：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後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於鸣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於霍太山。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缪王，得骥、温骊、骅緌、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恶来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有子日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適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適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於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後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適者，以和西戎。
综合上述，用白话文来说，就是颛顼帝的孙女女修在织布时吞了一个鸟蛋，生下了儿子大业。大业娶了女华，又生下大费。大费成功帮助禹治水后，舜为了表彰大费的功劳，把一个姓姚的美女嫁给了他。大费接受了赏赐，留下为舜驯养禽兽。舜帝赐他姓嬴。大费的后代们几经辗转，散落各地，有的在中原，有的在夷狄。他的玄孙中衍为太戊驾车，后封为诸侯。中衍的玄孙叫中潏，住在西戎地区，保卫西部边疆。中潏生了蜚廉，蜚廉又生了恶来，父子二人都是臣服于殷纣王的诸侯。武王伐纣的时候，杀了恶来。蜚廉不在那次大战中，所以存活了下来。蜚廉的后代非子又为周孝王养马，封于秦地，又叫嬴秦，恢复了嬴姓。《史记》中关于秦国世系的阐述，意在表明秦并非真的是蛮夷，祖上也是三皇五帝时代分封的贵胄。虽然其地位处在华夏和夷狄之间，但是一直奉中原周天子为正朔，行的也是周礼。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观有个异于常人的特点——他主张把当时散落在中原王朝周边的游牧民族，都统归于炎黄世系，即夷夏同源。这个观点也是叶舒宪先生在《秦文化源流新探》一文中所提的。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和古代的历史学者，对于秦国的起源都有着一个相同的看法，那便是——秦人的祖先并非是起源于中国的西部，而是东部，最少也应该是中原地区。因为只有生活在华夏文明圈的影响范围内，为中原天子服务，才有被正统王朝分封的机会。
撇开以上太史公的主张（因为《史记》中对夏商周以前时代的记录，参杂了部分神话史诗的成分在里面，难以使后世学者信服），让我们再次把视线拉回到人类考古学这个领域。上段中我们提到，秦人的祖先是由吞玄鸟蛋而出生的。那么还有哪些民族也有着“吞玄鸟蛋”的创世神话呢？也有着鸟图腾呢？
根据叶舒宪先生在《秦文化源流新探》一文中的考证，鸟图腾为东夷文化的普遍特征，秦始祖诞生神话以女惰吞玄鸟卵为契机，所以秦人也应被看成是发源于东夷的—个族群。那么东夷又是什么人类族群呢？据王钟翰先生在《中国民族史》里的考证，夏商周时期的东夷专指今山东省和淮河北部那些非华夏方国的部落，它的文化直接继承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它的族源来自于大昊和少昊两个部落集团。东夷族在历史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并不是很融洽，特别是在周朝时期，曾多次爆发战争。《尚书·费誓篇》和《逸周书》中都提到西周初年周成王与鲁公伯禽东征讨伐东夷费国时的记录。东夷人的部落里有个叫熊盈族的部落，以熊为图腾。在甘肃出土的先秦时期的文物，也发现了熊型青铜器和带玄鸟图案的器皿。与此同时，殷墟内也发出现了类似于熊和玄鸟混合的玉器。这所有的证据都似乎在暗指一个事实——东夷人与商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秦人的祖先与东夷熊盈族也有着相似的殉葬习俗。
如果以上的证据还不能佐证秦人的祖先是由东部迁往西部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些物证。
古史学家卫聚贤在《古史研究》中提出：从字形和字音的双重分析中发现，“赢”与“熊”本为一字。他所引用的文献是：《公羊传》“葬我小君顷熊”，《解诂》云 ：“熊 氏，楚女。”《左传》则写作“敬赢”。可见“熊”“赢”二字是互换使用的。也就是说，熊盈族部落的人也可能姓嬴。此外，根据韩伟先生在《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中的考证，赢秦的宗教观念与东夷有着血肉关系，这点可从秦人的祭祀中得到回答。《史记·封禅书》中记载，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即位,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皋之神,作西畴,祠白帝。读到这里我们肯定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一个地处西边的国家会祭祀一个东边部族的首领？一切的一切都仿佛指引着我们说出那个真相——秦人的祖先起源于位于中国东部的东夷部族。
可问题却又来了，即使你能证明秦人起源于东夷，那么这和女真人有什么关系呢？与大清朝又有什么关系呢？
根据李德山先生的《东北古民族源于东夷论》一文的考证，东夷人与东北古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中记载：
从考古发掘材料上看,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分布于今山东、河南东部及江苏、安徽两省北部地区的东夷考古学文化,依次为北辛文化、大议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这是同一文化的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在东北地区,由东北古民族所创造的考古学文化,与东夷族系的考古学文化有着广泛的共性特征。尤其是与山东仅一水之隔的辽东半岛和辽西走廊地区。
这些文化特征体现在石器的制造上，彩陶的工艺上，还有类似鸟型的器皿上。同时东夷人与东北古民族有着相同的文化习俗，即人工头骨变形（小孩子睡觉睡扁头），蹲踞礼，猪狗羊殉葬习俗以及善使弓箭。于是乎，专家便以此推断东
夷人是在与中原王朝的斗争中，逐渐落败，丧失了其居住地，一路向北迁徙，形成了之后的东北古民族。否则就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华北一线的古人类与南满地区的古人类有着相似的文化特质。此外，古代扶余国国王的婢女也有着 “吞鸟卵而诞子”的传说（扶余国位于今东北地区）。
东北古民族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历史记载。根据王钟翰先生的《中国民族史》所记，秦汉以后的东夷，主要是指先秦的东北夷，又将倭人列于其中，泛指东方的民族和国家。先秦的东北夷包括肃慎和挹娄。肃慎部远在周武王时期就向中原的周王朝进贡过。其地理位置根据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民族史》考证，大约在北燕之东北，也就是今天松花江上游和辽宁一带。当时间进入到隋唐时期，肃慎则慢慢淡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靺鞨部。靺鞨部后来建立渤海国，一部分靺鞨部（黑水靺鞨）族人向北迁徙，后受唐朝册封，成立了黑水都督府。后来渤海国被辽朝所灭，靺鞨部改称女真（亦或是肃慎这个词语在通古斯语里的音译，有待考证）。女真部先后建立了金朝和清朝，这一历史想必大家都已耳熟能详。以上是关于蒙古人种中操使满-通古斯语系的族群的迁徙史。杂乱无章的故事线，到了这一段是要明朗起来了。
简单来说，整个时间线应该是这样的：
旧石器时代（蒙古人种）——新石器时代（蒙古人种创造出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等一系列文化）——夏朝初建 &东夷并存——商朝代夏&东夷并存——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周朝伐东夷——东夷式微遂分裂，一部迁往东北，一部分迁往西戎——东北古民族演变，女真部诞生——明亡清兴，再次入主中原。
然而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秦人的祖先来自于东夷，东夷与通古斯人是同种异族（都是蒙古人种，但族群有别，习俗有别）；女真部有可能是被周朝击败迁到东北东夷人的后代，也有可能是后来从蒙古高原迁至东北，使着南通古斯语的通古斯人后代。不过基于以上所述的史料，前者可能性比较大。后期的女真并非是单一民族，而是混杂了数个民族的混合型民族，不可以旧时眼光视之。加上与秦朝和东夷有着相似的图腾崇拜和创世神话，秦人与女真人实为兄弟民族，同宗同源。
笔者花费精力书写这篇考据文章，意在驳斥“华夷有别论”。区别一个民族的优劣，并非是以种族来定义的，而应当是以文化制度的先进与否来定义。孔圣人曾经说过：“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若是一味地强调单一民族的优越性，那便是对其他兄弟民族的不公平。在现代化社会的中国，民族应该融于国家与社会之中，人人以国家公民自居，培养自身的公民意识与社会契约精神，而不是一味地强调民族有别。我们固然要尊重、要保护兄弟民族的习俗与合法权益，但也必须要注重其公民角色的培养。每个人的背后都烙着中华文明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