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学习：款识文字能不能入印？
这里要说的“款识”，指的是古代钟鼎彝器上铸刻的文字。颜师古注称：“款，刻也；识（读zhì），记也。”在远古，款识是一个意思。比如这是大盂鼎：
（大盂鼎）
这是大盂鼎上的款识文字：
（大盂鼎上的文字）
到了后世款识，又有了新定义：人们又称凹入的阴刻文字称为“款”，凸起的阳刻文字称为“识”。好在我们今天不讨论款与识的定义，只讨论——
款识文字能不能入印？
关于款识文字不能入印的理论，最早出自吾丘衍的《三十五举》：
二十九举曰：多有人依款识字式作印，此大不可。盖汉时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时却又无印，学者慎此。《周礼》虽有玺节，及职金掌‘辨其美恶，楬而玺之’之说。注曰：“印，其实手执之 卩（音节）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玺，而不可印，印则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问字反，淳朴如此。若战国时苏秦六印，制度未闻。《淮南子·人间训》曰：“鲁君召子贡授以大将军印。”刘安寓言而失词耳。
关于款识文字不能入印，吾丘衍说得斩钉截铁：“此大不可”！实际上，吾丘衍之后不到300年，就出了一位以款识入印而开宗立派的大师，就是程邃，程邃是徽派的开派宗师，他最初的印风特征就是以《款识录》文字入印，用的正是商周金文文字入印。如图：
（程邃的《款识录》入印朱文印）
不但可以入印，而且程邃成了一代宗师，更不用说后世的赵之谦、吴昌硕，特别是黄牧甫了（这几位更是“印外求印”的大师）。
可是吾丘衍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为什么会得出“款识文字不能入印”这样的结论呢？原因很清楚：他受时代的局限——
三代无印，吾丘衍的第一个局限性错误
吾丘衍的立论根据是：“盖汉时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时却又无印”，很简单，汉代没有人这样刻，因为汉代人制印，用汉篆（不管我们是称为“摹印篆”还是“缪篆”），总之没有人用款识文字入印，这是他的第一个依据。这一条，到现在为止，依然是正确的。问题出在他的其他依据上：
他的第二个依据是“三代无印”。他说的这个“三代”，指的是夏、商、周三代。
我们知道，随着出土物的增多，现在的篆刻史研究，已经把篆刻的起源推至商代，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商代三玺”，如图：
（商代三玺）
这三方商玺的出土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吾丘衍当然不可能见到，更不可能预知。不过，这三方商玺基本上是图案印，与后世入印文字体系关系并不大。可以说，有印无印，无关玺印文字体系的大局。
至此，吾丘衍虽有论据上的错误，但并未对其结论产生重大影响。
周代有“卩”无印，吾丘衍的第二个局限性错误
接着，吾丘衍又引《周礼》的话，认为周代有“卩”无印。这是他的又一个局限性错误。
周代当然有印，先说西周，西周时期的玺印与商代玺印差不多，多是含义不明的图案，也基本与入印文字体系无关，如图：
（西周玺印）
当然，东周时期也有印，春秋时期的如图：
（春秋时期的印例）
以上五方只是我们从众多的春称玺印中挑出来的，依次是，“畋玺”、“士君子”、“湏戴丘立盟旗”、“（厝+阝）将洰传玺”、“大车之玺”。这是原始状态的文字玺印，实际上，这些文字，也同期存在于鼎彝器具之上，就是周金文；
更不用说，还有战国古玺的大量存在。战国玺印量大，这里就不再细说了。但有一点是可以得出结论的，使用在战国时期金器上的六国文字，与周代金器上的文字是同一文字体系的，也就是《款识录》上收录的大篆文字。
（战国玺实物）
没办法，与商玺一样，战国玺印出土也是很晚的事情，吾丘衍同样没有机会看到。他证明周代无印或者周代玺印文字体系不成熟的证据只有《周礼》里的话：《周礼》虽有玺节，及职金掌辨其微恶揭而玺之之说。注曰：“印，其实手执之 卩（音节）也。”
他认为《周礼》的这段话能够证明，当时的玺印，只是有职人员，拿在手中用于表明身份的“卩”，其作用并不是为了抑压或钤印。
吾丘衍出现了又一个论据上的的错误，周代当然有印，且这些印，并不只是拿在手里充当“卩”。没办法，他没见过周代玺印，得出错误结论可以理解。
紧接着，是秦印，他又接着犯错误。
秦印全用正字，只是取信，吾丘衍的第三个局限性错误
到了秦印，吾丘衍认为：如秦氏玺，而不可印，印则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问字反，淳朴如此。若战国时苏秦六印，制度未闻。《淮南子·人间训》曰：“鲁君召子贡授以大将军印。”刘安寓言而失词耳。
当然，他说这一句是为了证明周时无印。进而说《淮南子》里刘安的话也毫无依据。只是“寓言而失词”罢了。他认为秦印的作用也不是用来钤盖的，因为他看到的“秦印”上的文字是正字，又或者，他看到的只是秦印封泥。
这个观点与我们现在手中的材料不相符合，因为秦印中，我们几乎见不到朱文印，而这些白文印，多是篆书反书，不是正书。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秦印的使用方法在于抑压封泥，封泥之后，形成的印文是朱文正字，如图，
（秦印与封泥效果）
那么，我们基本可以做这样的猜想：吾丘衍这里说的“秦印”很可能是战国古玺，战国古玺被明确断代是晚清的事儿，因为战国古玺文字中的文字多是六国文字，直到现在，尚且有大量战国玺印我们无法辨明文字正反，甚至有一部分玺印文字本身就刻成正字，所以，他认为刻正字无可厚非。
秦人当然有印，也不是古人“淳朴”到用了正字的程度，只用以取信（因为他看到的很可能不是“秦印”）。
（战国玺印：孙某某）
他顺带又提了战国时的苏秦佩六国印的说法，是制度中没有记载的，实际上，秦统一后，湮灭六国文字，因此不可能有苏秦的制度史料，苏秦合纵六国毕竟是反秦的。这个不用多说，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战国玺印已非常成熟，无须证明了。
结论
综上所述：吾丘衍得出款识文字不能入印的结论的理由是“古无先例”：1、三代无印；2、周代有“节”无印；3、秦印也只是取信；4、汉代不用款识文字。
而实际上，这四条“古无先例”的论据，除了第四条汉印不用款识文字外，其他三条全部都是错误的，因此，他的结论自然也会失去准确性。审美是多元的，印式也就是多元的。
实际上，到赵之谦（1829-1884）时，赵大师已经开始将古镜铭文字、古泉币文字、秦诏版文字、汉吉金文字、汉砖文文字等纳入入印文字，举例如图：
（赵之谦和他的吉金文字入印印例）
第一方“寿如金石佳且好兮”是取材古镜铭文字的印例；第二方“郑斋所藏”是取材六国币文字的印例。在他这里，款识文字还没有纳入他的创作取材范畴。
到了黄牧甫（1849-1907）时，吉金文字更是大量纳入入印文字体系，佳作极多，这种印风也渐成从者云集的重要流派，就是“黟山派”。如图：
（黄牧甫和他的吉金文字入印印例）
第一方“锺”，有极强的装饰性，从印式到文字，都有强烈的金文色彩；第二方“吉安稽首”、第三方“永受嘉福”印，“煞刀”、“捺刀”极其醒目；第四方“万物过眼即为我有”用的正是款识文字特有的“乱石铺地”之法，看上去如满天星斗，又如万花筒一般炫目精彩。
所以，钟鼎彝器上的款识文字不仅能够入印，而且可以刻出精彩的作品。毕竟，审美是多元的，艺术形式当然也是多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