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武术”词义转变考论(5)
日式“武术”概念影响了中国“武术”
民国初期日式“武术”概念名词的扩散
前述发表于1908年7月12日上海《神州日报)并被当月《东方杂志》转载的《论今日国民宜崇旧有之武术》，虽然未署名，无法确证其作者，但从其开篇的“曩见日本有所谓柔术者，颇为彼国人民所崇尚”，已可判断出作者的留日背景。并且，当时正在上海创办中国体操学校的徐一冰可能性很大。
徐一冰(1881- 1922)于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于日本大森体操学校，期间加入同盟会。1907年回国，在上海高阳里设华商体操会，同时任教于上海爱国女校、湖州旅沪公学、民立中学、中国公学等校，是年底开始创办中国体操学校，1908年3月招生。《论今日国民宜崇旧有之武术)也正式发表在这一时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支持学生参加革命，组成学生军参加攻打制造局之役。
进入民国之初，在鼓吹军民主义思想的背景下，不仅使兵式体操军事训练进入了学校课堂，所谓的“旧有武术”(实际已是土洋结合的新生事物)也在此潮流中得以扩展。作为具有革命背景的体育界先进人士，徐一冰于1914年获国民政府教育部一等金质嘉禾章和“思教无穷”匾额，他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建议将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正课。
1915年4月，教育部专科主事、北京体育研究社创办者许禹生等，吸纳了徐的建议，委托北京教育会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代为提出《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的议案：(一)拟请于学校体操科内兼授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必修课以振起尚武精神：(二)拟请教授武术者编定讲义，说明原理，用科学的目光唤起学生注意：(三)拟请于师范学校内将旧有武术列为主课，以裕师资。”（体育研究社全国教育联合会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科案1924(01)）这一提案得到与会代表赞同，并呈报教育部。当时中国“教育界能注意于体育，实自此始，吾国旧有武术得加入学校课程，亦自此始。”（伊见思 北京体育学校之组织1924）
1916年9月，教育部派许禹生同孔廉白赴济南参观镇守使马良(子贞)所编创的“中华新武术”。由于当时教材缺乏，许禹生等考察后建议将《中华新武术》作为学校教授武术的参考教材。10月，教育部即明令“各学校应添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1917年秋，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四次会议上，又通过了“将‘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高等以上各学校并各门学校之正式体操”的建议。1918年，《中华新武术》上编4本由商务印书馆
出版。1919年，经国会辩论，最后通过了“中华新武术”为全国学校正式体操的决定，并通令全国实行。
所谓改良的“新武术”，实际是将中国民间旧有拳棒技艺仿照日式兵操改编而成，或者说是在甲午战后刻意学习日本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时代背景下，以日式兵操为基础形式，加工改造为中式内容。简言之，就是当时中日结合的新样式，统一口令与动作，集体操演，在名称上也有刻意模仿日本“武术”的影子，虽然其“剑术科”不易断定到底是否取自日
本名词，但其“率角科”则确是一度以日本的“柔术”相称。后来，体育教育家王健吾曾批评这一做法割裂了中国旧有武术，全失去本意。”（王健吾 华北之体育1935(02)）不过，“武术”这一概念却由此在新式学校的教育“场域”中得以大规模扩散，渐成普遍。
从如上相互关联的事件中，大致可以看出日式“武术”一词伴随相关人事在民国初期逐渐展开的历程。除了日式“武术”以外，与此相关联的“武士”“国技”“武德”等名词，也均为清末民初由东洋而来，生成与扩展范围同样与具体人事相关联，兹不赘述。（待续）
日式“武术”概念影响到中国“武术”的建构模式
从清末到民国初期，但凡提出“武术”这一和制汉语名词的场合，大都有留洋日本或间接受日本影响的人物存在，因此，从清末以来中国“武术”的发展路径，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东洋模式影响，包括向新军、学校、社会团契等新“场域”的扩展，都成为日本问题在中国土地上的衍伸。
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将“拳术”“武技”“武术”“国技”等不同称呼统称“国术”，并成立了国术馆系统，虽然一直弥漫着民族主义情绪，实际却始终深受清末源自日本的国粹主义话语笼罩，并且张之江所领导的国术馆的军事实用主义倾向，更是未脱日俄战争期间兴起的军民主义尚武思潮的控制，很多层面都有模仿先前日本武德会系统的影子。包括“国术”这一名词，虽然在中央国术馆的宗旨中表明为“中国武术”的简称，实际也自觉不自觉地以日本模式作了参照系，类似于日本“国技”与“武术”二词的合成。因此，曾于1930年担任中央国术馆编审处长的唐豪，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武艺图籍考》一书“自序”中，特意就“其所以不以‘国术’名书”作了一个说明：“查国术这一名词，始创于李烈钧，其
何所取义?现在未能问之于地下。依吾个人推测，李先生曾经住过日本，他侨居的时候，或许见过日本的大相扑，到民国十六年，他与许多国府要人发起中华民国国术研究馆，大概他知道日本的大相扑名曰国技，所以他把中国的武艺改为国术，不久，又有人将其扩充。”（唐豪 中国武艺图籍考1940）。唐豪早年从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并自设“中华国技传习所”的刘震南学习拳技，于1920年代担任上海公共体育场的江苏省教育会附设体育研究会国技部主任，并与向恺然、姜侠魂共同主编了《国技大观》，后来待他对源自日本的“国技”以及存在嫌疑的“国术”有了深入认识，在其《中国武艺图籍考》中，有意地使用了从涵义上本源于中国的“武艺”一词，而避开了“国术”，也未采用清末民初引入的日式“武术”、
自清末民初，中国跟随日本以“武术”指代民间旧有拳技，也同时受到当时日本武术的国粹主义复古偏向与军国主义实用偏向的双重影响，当后来日本开始试图走出国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困局，将“武艺”“武术”“武道”等统一正名为“武道”，回归于身体修习，力求探索以“道”为境界的新出路的时候，此时的中国已开始更多受欧美的直接影响，同时，原本来自日本的国粹主义与军国主义影响仍在。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张之江所领导的中央国术馆的军事实用主义、部分民间人士的国粹保守主义，以及新知识界精英的西式体育化思路，都对中国旧有拳技向现代身体修习的创新转化造成了牵制。
结语
概念名词的内涵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始终与词语背后客观事实的演化相联系。“武术”虽然是中国古代的固有词汇，但清末以来的词义发生了大幅度转变，本质已是由日本在历史上吸收改造后回流的概念名词，这与甲午战后(特别是清末新政和宪政时期)日本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有关。而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新名词的使用(或赋予旧名词新含义的现象)，往往关联着具体使用者的经历背景、思想与行为模式。在今天中国“武术”名词几乎已约定俗成的情况下，探讨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需要充分自觉地考虑到如上来自近代日本影响这一层面，才有可能对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武术”发展模式的利弊得失做出妥善清理。
作者简介：季培刚(1982- )，男，山东蓬莱人，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武术历史与文化。本文原刊于《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第29卷第1期／201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