簋(guǐ)又一个有关于北方黄酒的生僻字,是中国青铜器时代标志性青铜器之一
北方黄酒中，我们自前一段时间的生僻字说起了和北方黄酒有关的青铜酒器，这些酒器的使用验证了商周时期青铜器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也说明了先进时尚的青铜器成为贵族的专享时代用品，那么使用这些青铜的物品自然也成为了权贵的专享品，北方黄酒和其适用青铜器在这个时期就是上流社会的特殊象征代表；在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中除了酒器还有食器和水器。无酒不成席，无食物如何成酒席？既然有酒的适用青铜器，与酒席相关的青铜食物加工器自然也会成为贵族所要表达特殊地位的适用器。
本期的漫谈我们将会从青铜食器的角度延续上期漫谈的生僻字解读，把与酒、黄酒、北方黄酒相关的一个宴席或者一场关于酒肉聚会上的实用器作以简述，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一些中古时期的现在又远离我们的生僻字。主要的食器生僻字有鬲、 甗、 簋、 簠、 盨、 还有不陌生但不一定了解其详的鼎、敦、豆。
簋(guǐ)，指古代青铜或陶制盛食物的容器，是古代中国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也是重要的礼器，在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黍稷的器皿，圆口。它和鼎配合使用，敞口、束颈、鼓腹、双耳，该文字在《周礼·舍人》和《易·损》等文献均有记载。流行于商朝至东周，是中国青铜器时代标志性青铜器具之一。
簋在周礼的礼制中有重要的作用，从商代的食器过渡到了重要的礼器，在随葬器中有了清楚地使用规定，体现了不同阶层的地位。北方黄酒作为当时席间的特殊重要角色，目睹着王朝贵族的演变和发展，见证者时代的前进和变迁。历史进入东周时期，春秋战国的过程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北方黄酒在各个诸侯国人物的更迭和政权的纷争中默默无闻的伴随历史的推演。作为重要的青铜食器礼器的“簋”，一样是历史的见证者，直到今天“利簋”这一国之重器也为我们揭示了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发生的重要事件，也为我国的历史断代和具体时间推理提供了实际的例证。
自商代开始出现，延续到战国时期。《周礼·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古籍中多写作簋，而铜器自铭则常为“皀殳”。青铜簋器物造型形式多样，变化复杂，有圆体、方体，也有上圆下方者。早期的青铜簋跟陶簋一样无耳，后来才出现双耳、三耳或四耳簋。据《礼记·玉藻》记载和考古发现而知，簋常以偶数出现，如四簋与五鼎相配，六簋与七鼎相配。
（商晚期 母己簋）
其主要用于放置煮熟的饭食。簋的形制很多，变化较大。青铜簋出现于商代中期，但是数量少，晚期前段逐渐增加。商代簋形体厚重，多为圆形，侈口，深腹，圈足，两耳或无耳。器身多饰的兽面纹，有的器耳做成兽面状。西周除原有式样外，又出现了四耳簋、四足簋、圆身方座簋、三足簋等各种形式，部分簋上加盖。簋是商周时重要的礼器，宴享和祭祀时，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史书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
(商晚期 黄簋）
西周时期簋的数量甚多，早期一般沿袭商式，中期变化较大，样式繁多，晚期又趋于定型化。西周簋器大体分为萌芽与奠基、创新与继承、过渡时期与全盛和衰亡四个阶段。萌芽与奠基阶段的青铜簋器形制上是商末流行式样的沿袭，一些特征不明显的器型难以精确地区别其为商器或周器，乃是殷周之际的式样。青铜簋器的纹饰保持最初的兽面纹，与殷末相比增添了有触角的卧状体驱的怪兽纹，出现了以凤鸟为主题纹饰的器物。随着青铜器的不断发展，簋器出现了变形纹饰，活泼有力，可以说是抽象的变形纹饰占领装饰艺术舞台的新时期。在完成创新后，簋器铭文用笔纯熟，结体圆浑，和前期笔画不相同，其内容除少量反映政治事件外，大多是承平时期世官司世禄的记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西周 青铜夔龙纹簋）
从而可以看出，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在完成周人自己的礼器体制过程中，带有彻底淘汰旧、积极创造新的特点。西周后期青铜器的铸造及纹饰呈现出退步的趋势，简草、粗疏、衰颓成为一时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极少数的重器才显示出较好的工艺技巧，个别的作品甚至产生新的构图，而成为艺术的翘楚。盘旋龙纹等已形成，这是日后春秋时代盘龙纹的滥觞，簋器由此开始走向没落。整个西周时期，簋的形式有较多的发展，可分为四耳簋、圈足簋、四足簋、圆身方座簋、三足簋、弁口簋和大侈口簋等各种形式，部分簋上加盖。商周时多数簋体形厚重，饰云雷、乳钉等纹饰，少数为素面或仅饰一二道弦纹。春秋时期簋沿袭西周晚期形制，没有根本的变化，到春秋中晚期，簋这种食器不甚流行，在传统的礼器体制中尚有所发现，但形制有较大变化。簋的铜胎变薄，花纹细碎，有的簋盖铸成莲瓣形。战国以后，簋极少见到。
宋朝时期，两宋时期制瓷工艺的发展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以瓷取代铜制簋成了皇家沿袭古代礼仪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西周饕餮纹簋）
利簋（武王征商簋）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
利簋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此种方座青铜始见于西周初年。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利簋为圆形两耳方座，这是西周出现的新式样。利簋铭文内容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作器者名“利”，他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利簋采用上圆下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铭文中所提到的有司，是当时中国古代的官职，在中国商周时期，青铜被称为“金”，是只有王族才能使用的贵重金属，商军溃败之后，身为有司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的纪念。由于这件青铜簋是利所铸造，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利簋。
因为利簋铭文中所记载的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所记载的“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所以，利簋也被称作“武王征商簋”。
簋腹内底铸铭文4行33字如下：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释文译文大意是：
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该释文为被较多人采信的张政烺先生所做的释文）
（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战”）
该簋最为重要，也最有价值的是该器腹内底部所铸4行33字铭文，虽很简略，却记录了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即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战”，因此，也有人称其为“武王征商簋”。
利簋内壁铭文明确记载“武王征商”之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之前，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关于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千百年来，史学界多有纷争，历代学者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出的年代就有数十种之多。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碳14测年专家用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作了测年，给出武王伐纣之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范围；天文学家依据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这一著名的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它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
利簋的发现，除澄清了以往关于武王伐纣具体日期疑惑外，还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记载的某些具体史实。例如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这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的记录，也与《淮南子·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又如，利簋铭文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正确记载。总之，利簋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郑国僭越礼制的九鼎八簋。）
九鼎八簋的礼制
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商都亳（bó）京；商朝灭，周朝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兴，九鼎又迁于周都洛邑。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从此，“九鼎八簋”成为中央政权的象征。
从此，“九鼎八簋”成为中央政权的象征。春秋时，楚庄公曾向周定王的使臣公孙满“问鼎之大小，轻重”，使得“问鼎”一词成为觊觎国家权力的专用语。按照周礼，贵族在使用“九鼎八簋”的种类、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用于“九鼎八簋”种类和数量的多寡直接代表了贵族等级的高低。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
（簋和鼎的使用，在周礼中有明确的规范。）
周代的贵族为什么要使用九件鼎和八件簋这种组合形式来祭祀呢？这就要从西周的礼乐制度谈起了。西周建国之初,统治者大封诸侯,在商代奴隶制国家的废墟上，建立了一整套新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周公“制礼作乐”的由来。自此以后的3000年，“礼乐”成为中国人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中华民族自誉为”礼乐之邦”也由此而来。由于周人吸取商人嗜酒亡国的教训，因此这一时期酒器减少，礼器增多，而且往往成套成组地出现。西周等级森严，奴隶主阶级规定了整套礼制，来维护奴隶制统治秩序。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飨的器物，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体现礼制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藏礼于器”。据《春秋公羊传》中的记载,天子在祭祀、宴飨、随葬时，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依次类推，不能越级使用。
（1977年，新郑出土的“九鼎八簋”，堪称文物之精品、国之瑰宝。“九鼎八簋”器形和纹饰大胆突破商代神秘色彩，风格清新；造型一改雄浑凝重，趋向秀丽清灵；纹饰也从奔放的粗纹，改为工整精细的蟠螭纹、穿透盘旋，生动而清晰地附在器物表面。它展示了春秋时期郑国青铜器精湛的铸造工艺，更代表了当时的时代潮流。）
然而，进入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社会在发展,文明在进步,早期的宗法制度和礼仪制度逐渐走向了衰亡。由于受到了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周天子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郑国国君的身份是诸侯级的贵族，根据礼乐制的规定，他只能够享受七鼎六簋的祭祀品，然而实际的考古发现却推翻了这一定律，竟然出土了多套的九鼎八簋，曾侯乙墓出土九鼎八簋也不足为奇了。这显然是对天子的冒犯，对王权的践踏，也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社会现实的物证。
颂 簋
颂簋，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敛口，鼓腹，圈足下另有三小足；口上有高隆盖，盖与器母子合口，盖顶有圈状捉手；腹部两侧有兽首半环耳并垂珥。在装饰上，颂簋的器口和盖沿各饰一周兽目交连纹(或称窃曲纹)，中间像眼，两侧各连接一回勾状曲线。这种纹饰是从动物形象，确切地说是从一种卷曲的龙纹变化而来的，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晚期，也是当时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之一。腹部和盖面，装饰着数道平行的凹槽状纹饰，称横条沟纹，因像老式房子上的瓦沟，所以也称瓦棱纹、瓦纹，这种纹饰，在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非常盛行。颂簋盖顶的捉手内，饰团龙纹，圈足饰垂鳞纹。
通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13.2千克。西周后期盛食器。隆盖，顶有圈形把手。圆腹，圈足，下附三兽足。腹部两侧有一对兽首耳。口沿上下各饰窃曲纹一周，盖与腹均饰横条脊纹，圈足饰重环纹。形制庄重。盖器同铭，各铸十五行一百五十二字，铭文大意为：周王册命颂掌管成周贮（匿）甘家，监督新造，积贮货物，以为宫御之用。周王赏赐颂玄衣、省纯、赤市、朱黄、攸勒等物品。颂接受命册，退出中廷，然后再回返，向周王献纳瑾璋。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西周王室策命官员的制度。铭文与颂鼎同。现藏山东省博物馆。为山东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颂簋的流传如同其他青铜重器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学者刘喜海在北京购得，并编入《清爱堂彝器款识》。刘喜海（1793—1853），诸城人，刘墉从孙，是清道、咸间金石学家、古泉学家、藏书家，字燕庭（又作燕亭、砚庭）、吉甫，山东诸城人，别号三巴子。善鉴赏金石，著有《海东金石苑补遗》等鉴赏书籍，其所补编《古泉汇考》为当时古泉学集大成之巨著，嘉惠后世泉学研究；《三巴金石苑》为巴蜀地区历代金石图文并茂之第一部著录，对后世影响颇大。
后来此簋归李宗岱。李宗岱（？—1896），字山农，南海（今广州）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副榜贡生。山东候补道员署山东盐运使、布政使，著名收藏家。1885年，先后在平度、招远开办采金工场。1889年，到牟平开办矿务公司。其后代在玲珑办矿达50年之久。
后转手黄县丁氏“泰来”号的丁树贞（一说原为黄县焦氏收藏）。丁树贞（1861—1915），字干圃，号仲立、煦农、陶斋，别号长年，为山东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斋号“海隅山馆”，其数世亦官亦商，家资巨富。丁氏为人慷慨大方，并热心社会公益，常有捐资之善举，被清延加封三品衔，赏戴花翎，并候选知府。后丁氏家道破落，弟兄分家时分割财产，使其器盖分藏。20世纪40年代，器为胶东古物管理委员会黄县文管分会收集，后转入山东省博物馆。20世纪50年代，丁氏后人张秀琳女士将所藏簋盖捐献给山东省博物馆，颂簋始成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