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仁昌：关于地瓜干的记忆（下）
切瓜干
要说活路最多、劳力最集中、时间最紧迫的阶段，就数切地瓜干了。
当时我不明白，种植为何这样单一，除了种地瓜还是种地瓜。一年到头吃地瓜，一天三顿饭，除了瓜干煎饼还是瓜干煎饼，再无别的饭食。为此我曾问过父亲，父亲这样和我说：“你不知道生产队口粮有定量，每人每年三百多斤口粮，不能多分，不够吃怎么办？就把所有的地种成地瓜。按当时上级规定，五斤鲜地瓜折一斤瓜干，实际上不到三斤鲜地瓜就能晒一斤瓜干，农民就赚这个差。这样虽然光吃地瓜，但能吃饱，不至于挨饿。农民不是不知道好粮食好吃，吃得好挨饿，吃不好不饿肚子，农民就是算的这个账。”
放了秋假，我就回到自己的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集体收切瓜干从霜降干到小雪，时间持续一个多月。队里有块地叫“望饭台”，名字很久，谁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叫起来的。望饭台虽称“台”，但土地面积不小，约有十多亩，尽是山岭薄地。从我记事起这里就种地瓜，长不好，结瓜块很小，人们形容结的地瓜就像“百部子”一样（百部子：中草药，根部结小瓜块，有手指大）。“望饭台”这个地名的来历，顾名思义就能得出正确答案。它不仅是个地名的标志，而且有功用的内涵。它是岭上一个至高点，其周围沟沟岔岔，分布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地块。在过去家家户户单干的时候，人们在地里干活，因离家远，中午要送饭，如果家里人送饭来晚了，干活的饥肠辘辘，于是就跑上这块如台的高地，朝家的方向不断张望，看路上送饭的人来了没有？久而久之，这里便成了“望饭台”，名字也就一代一代传下来。生产队的时候切瓜干都是集体送饭，送早饭和午饭。队长派人回家敛饭，敛饭的人只要在街上喊几声：“送饭了！”不一会各家各户就把灌满开水的热水瓶和用包袱包好的饭菜，送到街上敛饭的大筐里。队里有一个时间规定，过时不等。绝大多数人家都能按时送饭，也有个别户做饭不麻利，误了点，就只好自己去送。
饭送到地头各家各户认领，在没有任何标记的情况下，没有一家拿错饭菜。因为自己的碗筷天天用都认得，家里习惯做什么饭菜也会知道；包饭菜的包袱和热水瓶一看就认出来。那时也没有什么好的饭食，多是地瓜干煎饼和蒸煮的地瓜，菜是炒点白菜、萝卜条，切些咸菜疙瘩条或炒碗渣腐（小豆腐），也有煎几条闻着喷香的薧鱼子。开饭时各家都挨着吃，饭菜公开透明，没有藏掖。在野外吃饭格外香，格外有食欲，这是大家的共同感觉，是因干活有饥饿感的缘故。有点好菜就让着吃，大家在一起吃饭，就像一家人一样。记得一回我拿的是白菜炒豆腐条，妻子用筷子夹给邻居的孩子吃，还给孩子卷个煎饼，孩子总觉着别人家的饭菜比自己的饭菜香。那个年代讲平均主义，人均意识很强，这也是计划经济造成的，讲究：“人有，我有，咱都有。”偶有一家吃白面馒头，会引发大家议论。其实也难怪，那个年代物质匮乏，粮食紧缺，过年过节才吃顿面饭，看到人家吃馒头，大人馋得慌不要紧，跟着大人来的孩子馋得哭着让大人去要。记得一户拿的馒头，躲在一边吃，显得很特殊，极不和谐。有的就带羡慕嫉妒恨的口吻说：“他哪来的粮食？”的确这样，那个岁月穷的匀和（均匀），谁也不说啥，是社会现实造成了人的惯性思维，一看到人吃好东西就想起“地主老财”。
吃完饭歇息歇息，或找个隐蔽处解解手，一会队长就下命令：“干活了，该干啥干啥！”这时所有的劳力又忙碌起来。割地瓜秧的打头阵，接着就是刨地瓜、择地瓜、切瓜干、平整场地、摆地瓜干……整个岭上到处都是人，就连野兔也无处藏身，大家干活时，不断从远处传来吆喝声，那多半是人们发现了逃跑的野兔，正在围追堵截。尽管野兔横冲直撞，拼命逃跑，最终也难以突破重围，这是在岭上生产队集体切瓜干时不可复制的生动画面。随着时间一天天推进，岭上一片片的青绿色，逐渐被白色占领。我曾作打油诗一首：“瓜干白花花，晒遍满岭坡。青绿忽不见，疑是天降雪。”这样的大景观以后恐怕是不会再看到了。那时在队里干活，休息是一个小盼望。队长说声歇息，大家高兴得跳跃欢呼，马上扔下劳动工具，停止一切活路。有的坐下喝杯水；有的躺在地瓜秧上迷瞪（打个盹）一会；有的就地画个棋盘，二人对弈，下下“三斜”“五州”等庄户棋，也有凑近围观的，争争吵吵，乐在其中。孩子跟着大人上岭，干活帮不上忙，有时还妨碍大人干活，大人就把孩子支到一边去玩。孩子们约小伙伴一块逮蚂蚱、挖田鼠、摘酸枣。岭上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叫“塌乎山”，它叫山不是山，而是一个高高的崖头。崖下一水沟环流。不知经过多少岁月，洪水冲刷，崖根向里不断延伸，，形成“窑洞式”山崖，坐北朝南，望之有欲塌之势，故名“塌乎山”。虽是天然的土石结构，但很结实，不易坍塌，下大雨可容十多人避雨。紧靠山崖有一斜坡，表面是红土和碎石组成，不很陡，垂直高度约有十多米，可作天然滑梯。我小时候常约小伙伴来这里玩。平时大人是不让孩子自己来的，怕有“野物”，只有在切地瓜干到处都有人的时候，才允许孩子们到这里玩。孩子们也懂得利用天然资源，开发娱乐项目，游戏虽然很简单，但都具创意，都是即兴创作的。如：崖上几个孩子，崖下几个孩子，人数对等，崖下的孩子顺斜坡向上攀爬，崖上孩子阻止。游戏中，崖下的孩子一边爬一边喊：“叫上吧？”崖上的孩子应声说：“不叫上！”这时快冲到崖顶的孩子又喊：“不叫上，踢溜扑棱打个仗。”于是崖下的孩子乘机抓住一个崖上的孩子一块滚下坡来。也有的把地瓜秧拧成绳索，把绳索一端固定在崖上，另一端抛到崖下，崖下的孩子，拽住绳索，足登斜坡，以“拔河”的姿势向上攀爬；崖上的孩子也可抓住绳索，足登斜坡，落到崖底；孩子们也可单独滑坡，像坐滑梯，爬上去滑下来，孩子们虽玩得很刺激，乐此不疲，也没有什么危险，但衣服磨损厉害，磨破弄脏衣裳，回家常常挨打。改革开放以后村里有一个台胞回来探亲，专门到塌乎山寻找儿时的记忆，他动情地和家人说：“咱家的地就在望饭台，离塌乎山很近，小时候早春跟着父亲上岭干活，就跑来这里滑坡，把棉袄都磨出一个大窟窿，露出了棉花套子。母亲看到用笤帚疙瘩抽了我一顿。”他还说：“我虽在台湾，但经常做梦梦着家乡，梦着小时候和小伙伴们在这里玩。”那天他围着塌乎山转了好几圈，最后拍了几张照片，捡了几块石子，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本图由泰安杨众提供】
生产队集体切瓜干持续了多年。后来生产队只集体切公粮部分，社员口粮部分，是把鲜地瓜分到户，由各家各户自己切晒。这样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生产积极性，缩短秋收时间，其实这种做法已有倾向性的分田到户的思想萌芽，但有谁敢把它变为现实呢？那时生产队一般都是头午刨下午分。把一块地的地瓜共成几个大堆，按孬好搭配均匀，（因地瓜地一般都是上截地旱，地瓜出干率高，下截涝洼出干率低）。由队长和会计主持分地瓜。把一个长方形的粪篓放在磅秤上，众人一起往篓里装地瓜，装满过秤，按当时的“人七劳三”的分配政策分到户，有的多有的少，一堆一堆的。堆与堆之间，尽量离得远一些，空场大一些，便于各户切晒。会计用卷烟纸条写上户主名字、斤两，再把纸条用一个大瓜块压在瓜堆顶端显眼处，以便查找。分完地瓜，各家才忙着认堆。因家庭人口、劳力多少，户与户都有对比参照，所以看堆垛大小，也认个差不多。各家找到自己分的地瓜堆，平整一下周围场地，做好切瓜干的准备，如果集体放工早，还不到吃晚饭的时候，各家就切一会。晚饭后切瓜干是各家各户不约而同的时间，要赶上好月亮天，那是切瓜干的最好时机，不用点保险灯，家家户户借着月光忙活。月光下这里一家那里一户，他们交谈着与切瓜干相关的话语，说笑声、叫喊声，再加上擦地瓜的声音，使秋夜不再寂静，人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黑夜，守望并收获着属于自己的劳动成果。
擦瓜干的工具叫“礤床子”，那时家家都有，构造并不复杂，自己会做，也有让木工做的。选一块比洗衣板（搓板）稍宽些的长方形木板，在木板中间挖个与刀等宽的凹槽，从市场上买回一张礤刀（近似镰刀，但不是弯形，而是直刀单刃），横钉在木板中间，一个礤床子就制造成了。早些年用推刀子，推刀子比礤床子多了一个来回推的方形木棍，虽然省力安全，但效率太低，擦的瓜干碎、片小，后来就被淘汰了。兴了礤床子是一个技术改进，效率提高三四倍，不过危险性大。人把它斜放在地上，弯着腰一手用力按住礤床子顶端，一手按住瓜块，快速在刀片上运动。礤床子体积小，携带方便，就地安放。初学者都戴手套，擦得很慢，特别是妇女擦时很害怕，怕擦着手。往往越害怕，越翘不起手指，越出问题，擦破手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的确是个技术活，需要掌握要领，由初学到熟练、由慢到快，需要有一个实践训练过程，也需要有耐力。我父亲是擦瓜干的能手，他两只手都能擦。他把礤床子顶在一个粪篓上，左手递瓜右手擦，右手递瓜左手擦，动作连贯，左右开弓，他一人能顶两三个整劳力，他一人擦瓜干，两个人摆瓜干也摆不上。父亲不戴手套，手指上翘，手掌用力，擦起来“嚓嚓”作响，瓜片纷纷落下。擦刀下面用簸箕接瓜片，霎时就满簸箕。有人端着簸箕撒，有人跟着摆，流水作业，效率很高。记得一次集体切瓜干的时候，正遇上公社社长带着几个人下来检查秋收工作，看到我父亲切瓜干这么快，都看呆了，社长啧啧赞叹说：“我见到很多切瓜干的，都没有你切得这么快。如果都这么快就好了，全公社提前半个月完成收切任务没问题。”
那年我刚分家，队里分了地瓜，我很发愁，妻子也不大会切，又不忍心让父亲受累，再说父亲家里也分了不少地瓜。可是父亲早早就把自己的地瓜切完了，看来是父亲是有意早早切完自己的好给我切。他看我戴着手套切，很害怕的样子，就让我停下，他来切。我和妻子一个撒一个摆，也忙不过来。父亲很快就给切完了，他还想帮我们摆，妻子心里不过意，心想咱都分家各自过日子了，还要父亲帮忙，真不应该。说：“爷，你回家歇歇吧，这点轻快活俺俩干就行了。”其实摆瓜干也不轻快，因为必须挪着走，把瓜干一片挨一片的单摆开，不能压摞，时间长了也累人。
拾瓜干
切瓜干盼着有好天气，要有好天，晒在地里的瓜片，三四天就能干透。从地里收拾起来装到麻袋里运回家储藏在秫秸箔围成的囤里，这才算地瓜丰收。整个切晒期间天气晴好，这样的年份不多，总会遇到些阴雨天。瓜干遭了雨就发霉，从中间烂个孔，留下丰产不丰收的遗憾，农民就得吃变质的地瓜干了。最怕的是已晒半干的瓜干，忽然夜里下起雨来，那就麻烦了。
记得一年地里晒的瓜干都半干了，再等一两天就会全部收回家，谁料天不作美，半夜忽然下起了小雨，全村人像救火一般吆吆喝喝、扑扑楞楞都起来了。提着保险灯的、推着胶轮车的、拿着麻袋、簸箕和防雨工具的，都往岭上跑去。父亲把我叫醒，那年我十二三岁，他嫌我起床慢，大声呵斥。那个时辰正是熟睡的时候，被叫起来的滋味可不好受，一路上迷迷糊糊，跟着人走，到了地里蹲下还磕头磕头的，父亲大喊一声：“快拾!”把我吓得清醒了，我赶紧张着簸箕抢拾。天下着雨，夜又黑，只能凭感觉，看到有发白的就拾，丢三落四。我见周围的人，忙乱中认错了地块，捡拾了别人家的也有。等全部收拾起来也快明天了。雨虽然稍停，但瓜干都湿透了，回家晾在屋里地上，不能堆着，怕伤热烂的更快。等天晴了，家家户户把被雨淋湿的瓜干，再运到地里晒。过雨的瓜干即使再晒干，也不受吃。有的长了绿毛，发了霉，有的变了颜色，长了黑醭，可老百姓没办法，这是口粮，这样的瓜干也都磨成煎饼糊，摊成煎饼吃了，因为那个年代是困难时期，有烂地瓜干，也不至于挨饿。要拿到现在，就说，有什么致癌物质……，是绝对不能吃的，唉！人啊人，在哪时说哪时话。
如今家乡的岭地早就不种地瓜了，都改种了蔬菜。收切瓜干的情景，随着时光的流逝，渐行渐远，但那些记忆却在脑海里永存。
【原载2020年第1期《新泰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