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公街小学就读的三年》
照片来自网络 60年代的鼓楼东大街
一九六零年六月的一天，同村的一位在铁路局工作的叔叔把我带到了北京站，因为他还要忙着办事就把我交给三轮客运站的一位师傅，委托他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把我送过去，叔叔交了一元钱的车费，我坐上了三轮车就出发了。
这是我第一次坐三轮车，十几年过后又在哈尔滨去找四姨家时坐过一次。那时北京的路面上还没有那么多的车辆，马路两边的行人也不是太多，三轮车走的很顺畅，记得车子过了东单又过了灯市口和东四一直到了交道口然后向西拐，一个高大的建筑映入眼帘，后来得知那就是鼓楼，三轮车停在了马路北边的一个大门口，门洞很深大约有五六米，我看到一个大约三岁的小孩儿在门洞里面玩儿，见从三轮车上下来了人，他还朝我张望，三轮车师傅领着我进门洞来到院子里，我这就算是找到自己的家了。
插图绘画：张瑛
一会儿那个三岁多的小孩儿也从外面进来了，啊！原来他就是我未曾谋面的弟弟，一间北房面积不大，靠南面的小床上还躺着一个小弟弟，看样子也就是一岁多一点，刚开始我还怯生生的站在一旁没怎么说话，连一直想念的娘也没叫一声。在自己的一生当中我总感觉自己隐隐约约的好像和母亲有一点距离，除了童年时期一直跟着奶奶以外，之后的上山下乡将近十年又拉开了一段距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听亲属讲我很小的时候因为饿了哭着要吃奶，被自己急性子的母亲哭烦了把我扔在了屋外的院子里，当时外面还下着雨，那会儿刚十岁多一点的叔叔赶忙把我拾起来，这件事即使亲属不说，但我好像从小就有一种朦胧中的疏远感，母亲就是这种脾气我也不怨她。
母亲性格有些急，但勤劳善良和吃苦耐劳她也全占了，在她没上班之前除了带孩子操持家务还挤出时间来纺毛线、纳鞋底等以补贴家用。我刚到北京没几天，母亲做了一条新短裤给我穿，父亲也利用休息日带我去鑫园澡堂去洗澡，从来没在澡堂洗过澡的我泡在水池子里感觉舒服极了，父亲给我仔细的搓着，好像要把这些年的乡土气息一扫而光一样。
我们居住的院子是鼓楼东大街67号，据说它以前是一个很大的澡堂子，里面有两个院落，还有一条四十米长的小夹道，小夹道西头的侧面是男女两个卫生间，夹道小门外再经过一片空地直通北锣鼓巷。当时院子里大约住着不到十户人家，还有一个晒图厂，每天大人和孩子们进进出出，有在院子里上班工作的，也有在院子里居住生活的，人来人往相安无事呈现一片和谐景象。记得来北京之前好像听大人们说过怕我再到北京爬树，也有人说北京马路边上的树不大，之后我确实没怎么再爬树，但去小夹道爬上厕所的门再攀登上房是常有的事儿，那个时候鼓楼东大街还都是平房，在房顶上转来转去的，周围的院落一目了然。
过了没多长时间就去上学报到了，那天是母亲领着我好像是在东公街小学靠紧里面的二分校报的名，接待和面试的是男王主任和另一位老师，但上学的教室是在本校对过的一分校。开学的时候到了，母亲把我带到一年级五班班主任郭老师面前，只听母亲对郭老师说，孩子交给您了，希望您严格管教……。
那个年代小孩儿上学不用大人接送，都是自己去自己回，有时候是附近的同学途中结伴上学，放学以后排队到门口各自进家。六零年正是国家经济困难的时候，每个家庭生活都比较紧张，根本就没有统一的校服，也没有像样的书包和文具盒，只有发的书本是一样的，当时记得我的书包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布兜子，文具盒是父亲用木头做的那种有推拉盖的小长方型木盒，班里四十几个同学基本都住在一条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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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学了，我们的郭老师名叫郭乃贞，是一位和妈妈年龄相仿的女老师，她上中等的个子，短发有些卷，两眼特别明亮，上身穿着得体的小碎花上衣，下面是漂亮的裙子，人看着非常的利索和精神。我由于是在农村长大的，没有上过幼儿园托儿所，也没有使用过铅笔，所以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而且自己还是个左撇子，写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的时候用左手，是郭老师把我这个习惯改正过来了，刚开始自己学习也不入门，放学后常常被被老师留下和其他几个同学补习功课，作业没做对是不容许离开课堂的，当然郭老师也一样陪着，直到学生的作业全都作对没问题了老师才下班回家。
在郭老师的指导下我可以用右手写字了，学习方面也基本入门了，在课堂上也能参与回答一下老师的提问了，但也有极个别的同学认为乡下来的好欺负，一次他趁课间休息老师不在的时候向我发起挑衅，而且还先动手实行攻击，自己虽然比他瘦弱比他个小，但不忍受辱的性格使我奋起还击，经过几个回合他没占便宜我也没吃亏，上课的铃声响了，同学们各自坐好，郭老师又上课了，课间的打架好像没发生一样。
东公街小学一分校的校园内有压板和不大的转椅，长条的教研室东头是学校的伙房，由于一分校本身院子比较小，上音乐课和上体育课需要去对过的本校。一年级的课程结束了，在我的记分册上除了写上各课成绩，还有老师对学生的综合评价，在优、良、中、差、略的五个评价中，郭老师给我的评价是良。上二年级时郭老师仍然是班主任，她常常跟我们提起她教过的学生，谁考上了清华附中，谁考上了师大女附中，谁考上了四中，她嘱咐同学们要努力学习，长大后当工程师等等。除了课堂上学习，郭老师有时还带全班同学去附近的交道口电影院看电影，《牧童投军》、《燎原》和《东进序曲》等就是在那个时间段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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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同学家离得都很近，没事的时候串个门儿找同学一起玩儿是常事儿，有一次我去相隔几十米的段连之家，正巧那会儿他没在家，他母亲问我找段连之有什么事，我当时没加思索张口就说学校发鞋票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只是顺口胡说一句转身就走了，没想到引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那个年代正是国家经济困难商品匮乏的时候，每个家庭因为孩子比较多，一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家里自己做，纳鞋底做鞋帮是每个母亲的必修课，那时候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儿基本都是穿着自己家制作的布鞋，当时想买双橡胶鞋是要票的。去同学家无意中说了一句发鞋票的话，我以为没事就回家了，没想到时间不长就轰动了全班，同学们都跑到学校传达室等着老师发鞋票，我也被叫去了低着头躲在最后边，郭老师出面澄清了这件事，当然根本就没有什么鞋票，同学们各自回家了。那会儿幸亏没有批斗会，要不然这造谣的罪名可不轻啊！印象中郭老师网开一面也没有追究什么。
上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去帽儿胡同食堂参加工作了，两个弟弟上幼儿园，家里没有人做饭了我就在小学食堂入了伙，我中午在学校吃饭，午休时也不回家就在学校里待着，老师的教研室和食堂通着，我也常去教研室瞎溜达，有时翻翻小人书，有时看看教研室桌子上的辅导课本，有一天中午老师没在，我看到郭老师的办公桌上摞着很多卷子，自己没想那是干什么用的，随手拿起五六张去叠纸飞机玩儿了，没曾想这可又惹了大祸了。下午上课前，郭老师拿起卷子点了点发现怎么少了几张，她问了问其他老师人家都说不知道，自然就知道是我干的了，小测验的卷子是按照学生的数量打印的，少几张算怎么回事呢，这下可把老师气着了，上课时老师非常震怒的说了这件事，引得同学们纷纷起来指责我，两个男生更是气呼呼的把我的木质铅笔盒与书本互撸在地下，这群起而攻之的滋味可不好受啊！这不能怪老师和同学，谁让自己不懂事做错了呢，我含着泪水自己默默的俯下身捡起散落在地下的书本和铅笔……。
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小事儿，这也反映出那个年代的艰难，我很小就有一种老是饿肚子的感觉，好像从来也没有放开肚子痛痛快快吃一次的感觉，父母亲上班前习惯把家里盛粮食的小柜子锁上，有几次趁没有锁柜门的机会我悄悄的用小瓷杯从面口袋里崴出半杯白面藏到床底下，等到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用水把面搅和一下，然后粘在炉子上贴成了小饼子，看着熟了也不管有没有铁锈、干净不干净的塞到嘴里再说，几次过后父母亲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也没有指责我。
那年的冬天，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回老家有事，我和父亲去北京站送他们，后来听父亲说送我母亲和弟弟上火车以后在下电梯的时候我走了几步突然蹲下不走了，我自己不记得因为什么不走了，听父亲说把我送到北兵马司的儿童医院，医生当时就建议住院，因为家里经济原因没有住院，但过了两天还是不行又送我去医院，当时自己觉得诊室里很多穿白大褂的医生在议论什么，多少年以后和父亲聊天时父亲说起当时的情景，当时医生对父亲讲，说什么也不能让孩子走了，必须住院治疗，当父亲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医生就做出了必须住院的决定。其实在那之前的年代没钱治病死了是很普遍的，但我有幸是生长在新中国，有幸赶上了非常有责任心的医护人员，也赶上了能借支给职工的国有企业单位。住院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我自己住在一个单间病房里，医护人员每天按时检查和送药打针，还有一位中年阿姨按时送饭和水果，那段时间每顿就是一小盆大米粥，不能吃咸的东西，有时还送来一盆小苹果，以前老是饿但病了就没有食欲了，那一盆小苹果几乎没有动，只想吃一点带咸味的东西。一个人待在病房里憋闷极了，有时候父亲就抽空过来看一看，自己真想早点好了继续上学啊，我也怕时间长了落下功课。一个星期以后把我调整到了大病房，大病房有十几个病友，多数比我大还有一个比我小的，人多也热闹了一些，不那么憋闷了，病友们可以互相聊天，有的还拿出集邮册给大家看。大约又住了十来天，春节快到了，父亲接我出了院。回到了自己的家，母亲和两个弟弟也早就回来了，想着自己这些天的经历，看着家里有些发黄的墙壁自己突然流眼泪了，父亲把一个早已叠好的牛皮纸钱包递给我，里面夹着崭新的三毛钱。
第二学期我每天中午还是在学校吃饭，但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一天中午同学们都放学回家了，我到食堂打饭端着一盆粥正往门口走，突然闯进一个高年级同学来，他是从对面的本校赶过来打饭的，他因为跑的急和我撞到了一起，热乎乎的粥溅到我脸上和衣服上，当时是什么狼狈相自己也忘了，郭老师在办公室知道后马上赶过来，给我擦去贱洒的痕迹后又拉我去附近的第六医院检查，路上有人问郭老师这是您的孩子啊？郭老师回答说这是我的学生，经医院检查没什么大事，给了一点药就回学校了，后来郭老师和我父母亲怎么说的和去医院费用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那时候自己才八岁，还有些淘气，但我这辈子感谢郭老师，永远忘不了她。
还有一件我忘不了的事就是这个学期老师发给我一张买铅笔盒的小票，以前自己用的是木头的现在可以换成铁皮的了，自己非常的高兴，新铅笔盒显得小巧玲珑，上面的图案是颐和园内的谐趣园，看着铅笔盒上那漂亮的风景，再闻着新课本散发的油墨芳香，感觉真好！二年级六一儿童节到了，那天一些同学光荣的戴上了红领巾，第一批入队没有我，显然自己还有一些缺点，不够入队的条件，继续努力吧！二年级结束后我的记分册上评语还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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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院里有一个比我大四岁的大牛哥，他也在东公街小学上学，我们两家关系不错，大牛哥对我也很好，有时他带我出去玩儿还有时一起去圆恩寺看电影，虽然同是一个学校但学习不在一个校园，等我要上三年级的时候，大牛哥考上了十三中离开了东公街小学。郭老师不教我们了，三年级的班主任是祝明慧老师，我们班也改到位于胡同紧里面的二分校上课。祝老师身高岁数和郭老师相仿，但皮肤没有郭老师白，她也不穿裙子只穿单颜色的上衣和长裤。二分校不算太大，除了五个教室还有操场和沙坑，教室周围的空地还种着几排向日葵。祝明慧老师教课也很认真，对学生的学习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默写字词，对前天刚学过的字我有的会有的有些生疏，对那些会的我先写下来，不熟的字再一边想一边比划，自己感觉在草稿纸上写的笔画对了然后再写在答卷上，当时祝老师一边念着默写的字一边观察每个学生的动态，后来她还表扬了我的那种默写字的方法。在遵守校规方面祝老师是非常严厉的，记得有一次课间休息，我忘了为什么爬校园围墙的墙头，祝老师知道后不仅批评还让我到传达室罚站，我只好一个人在传达室里站着，这一罚可就是两节课啊！放学后我直接回家了，那天正好母亲在家做饭，那天吃的是烙饼还有带鱼，我心想幸亏母亲不知道我在学校罚站的事，要是因为淘气不让吃饭那可就麻烦了。有了这次罚站的教训以后再也没有违犯校规的事了。
三年级第二学期很快的来到了，六一儿童节那天班里第二批同学加入了少先队，当老师念到名字时，没想到第一个就是我，那天在本校操场入队仪式正式开始，当一位高年级的大姐姐给我戴上红领巾时，自己感到很光荣，以前我们就知道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那时候少年儿童接受的教育就是学习刘胡兰，学习董存瑞、黄继光，学习刘文学、学习向秀丽等英雄模范人物。那个时候到处都有提供少年儿童活动的少年之家，学校寒暑假期间也有活动，在学校里看书、做游戏、看幻灯听故事等等，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暑假在学校看幻灯片《海鹰》，一位高年级同学一边放映一边讲述着海军官兵英勇战斗的故事，他讲的非常动情，在那种氛围中少年儿童也懂得要热爱祖国、热爱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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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使自己难忘的事情，那时候我上二年级，放寒假的一天我到交道口电影院去买电影票，想看第二天放映的战斗片《董存瑞》，那时候北京的冬天非常寒冷，到电影院时没到八点，售票窗口还没有打开，寒风中我站在了十几个人的后面，大约站了十多分钟，忽然我觉得身后一动，原来是后面的一位大姐姐把她自己的棉猴脱下披在了我的身上，当时自己年幼无知也不懂得说声谢谢，又过了一会儿售票窗口打开了，等我买完票后那位姐姐才把棉衣拿走。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它让我记了一辈子，本来素不相识，何况天气又那么冷，人家凭什么脱下自己的棉衣给你披上呢？这除了是那位姐姐本身心地善良、还有就是长辈教育的结果。
在我上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弟弟，那天中午放学回家看见床上有一个婴儿，眼睛一眨一眨的，皮肤有一点黑，对这个新添的小弟弟我非常喜欢，以前在老家时就我一个跟着奶奶过，那会儿真羡慕那些兄弟姐妹多的人家，孩子多表明一个家庭的兴旺，孩子多也使这个家庭充满了朝气与欢乐，从此我也增加了一项任务，就是协助母亲带好这个小弟弟。记得那段时间我经常抱着弟弟靠着床帮坐在小板凳上一边哄着弟弟一边拿着课本看书。后来家里做了一个木制的小推车，小弟弟躺在小车上我推着他满处溜达。多少年之后母亲说了那么一件事儿，她说有一次蒸了一锅包子，包子熟了以后出锅放在盖帘上了，母亲说我当时抱着小弟弟，然后拿了一个包子可能是烫着弟弟了，只见弟弟直咧嘴，……这件事儿我自己没有一点印象了，既然母亲说那肯定有这么回事儿，肚子饿了想吃是正常的，但自己有一个爱面子怕挨说的个性，当时也许想用抱着弟弟做掩护顺一个包子尝尝，没想到弟弟挨着了热包子烫的咧嘴要哭，这都怪我考虑不周，可这绝对不是诚心烫他的。
三年级暑假期间我家和大牛哥家从鼓楼东大街67号搬到了东不压桥东胡同15号，这个院子不大、算上我们只住着三户人家，刚搬过去不久的一天我正在抱着小弟弟玩儿，大牛哥叫我一块儿去北海公园玩，我抱着还不到半岁的弟弟跟着大牛哥去了北海，那个时候游人没有现在这么多，大牛哥租了一条小船，他划船我抱着弟弟坐在小船上，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有些后怕，那时候我还不会游泳，我也不知道大牛哥水性如何？那会儿小弟弟才几个月，万一掉入水中怎么办？当时我十岁，大牛哥十四岁，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安全意识，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不知道什么叫危险什么叫害怕，当时弟弟太小我一直紧紧的抱着他，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三年级暑期作业留的很多，由于自己贪玩和看护弟弟的原因暑期作业落下很多，快开学了怎么办呢？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母亲给我转学了，从此离开了东公街小学。
在帽儿胡同小学上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大概是秋季中的星期日，原东公街小学的同学刘大同、杨振生和李宝根不知道怎么找到我家，分别两年多他们还是那么热情，刘大同拿着五元钱约我一起到北海公园游玩，那天玩儿的很尽兴，后来我把他们送回了家。我喜欢自己的母校很遗憾只是在校三年，多年以前路过那个地方时我不由的睁大眼张望，只是映入眼帘的都是民居楼房，东公街小学的校园只能到记忆中去寻找了。
六十年的光阴说漫长也漫长说瞬间也就是眨眼间的事儿，当年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儿已经变成了糟老头子，那些当年的同学如今还好吗，依稀还记得一些同学的名字， 从鼓楼东大街东头往西一直到鼓楼脚下慢慢数吧: 孙保柱、王虹、胡经燕、刘大同、李宝根、张念斯、曹小良、杨振生、关小应、孙小洪、何建如、汪玉霞、白增臣、李勇奇、杨伯文、方水、段连之、秦淑梅、周菏泽、叶桂贞、刘万生、杨秉月、路记栓、曹宝鑫、王宝龙、李志强、蒋德生、刘海生……。
完稿于2021年10月25日
鼓楼脚下生命的欢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