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元长，仙游（今福建仙游）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及第。先为地方官，后拜中书舍人，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崇宁元年(1102)，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右相），后又官至太师。蔡京先后四次任相，共达十七年之久，四起四落堪称古今第一人。蔡京兴花石纲之役；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北宋末，太学生陈东上书，称蔡京为“六贼之首”。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儋耳，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东都事略》卷一〇一、《宋史》卷四七二有传。蔡京是历史有名的权奸。
蔡京工书法，初与弟弟蔡卞学蔡襄书法，中进士官授钱塘县尉时因神宗喜爱徐浩书法，当时士大夫纷纷学之，蔡京也与被贬在钱塘的苏轼一同学习徐浩书法，后学沈传师、欧阳询，又改学“二王”，博采诸家众长，自成一体。其书笔法姿媚，字势豪健，痛快沉着，独具风格。
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点，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元陶宗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就连狂傲的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实际上蔡京的书法痛快有余而沉着不足，咄咄逼人而少蕴藉。
别看蔡京是四朝元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品相爷，为了树立他的书法地位，相爷还是呕心沥血煞费苦心。执掌天下生杀大权的宰相，为一区区书名竟至如此肯化心思，想想也实在令人气馁。第一，是攀援先贤。其具体做法是：蔡京自称与蔡襄同宗，在重门阀谱系的封建社会中这一招的确有效。既是将蔡襄引为族兄，则蔡京自然也该沾些书法灵气，其为大书家亦无可置疑。第二，是操纵舆论。相传《宣和书谱》为蔡京、米芾奉敕编集，对于苏、黄，因为是政见水火不容，放熟视无睹，不予录载。对于蔡襄自然要宣扬在先，至于其后，当然也少不了把自己的大名也挂上。于是我们在书中赫然得见蔡京蔡六兄弟与古圣贤并列；说到米芾，因为据传他也是编纂人之一，在蔡京眼中也不象苏、黄那么可厌，故也稍给面子，皆大欢喜。所以，我们对“苏、黄、米、蔡”之指蔡京还是指蔡襄，一直弄不出个究竟来，蔡京本写得一手好字，又以在位而运用权力大造舆论，似乎此蔡当是指他。
不过尽管如此，时人和后人并不买帐。尽管蔡京书法有大成就，又如此先声夺人，事实上的收效却并不高。后人不是从他的书法中看出一股奸邪之气来，便是以为当“得而唾弃之”，更有人悻悻于他的自立舆论，还生造出一个“苏、黄、米、蔡”指的是蔡襄的结论，干脆把蔡京排除在外，其根据即是蔡京的“立身一败，为世所羞”，不配名列四家！时至今日，还以此认为书品优劣应当与人品估价相统一。忠臣孝子作书必是圣贤大家，贼臣逆子作书必是“当唾弃之”，我们在古代书法批评中看到一种有趣的批评意识：道德标准明显地超越甚至取代艺术标准。在艺术欣赏王国中，是政治家或伦理、道学家在做裁判官，艺术家则是在陪绑。
这是批评史上的现实，当然不用讳言。在这一标准下，蔡京，秦桧、赵孟頫、张瑞图、王铎乃至还有于右任、陈独秀，统统一网打在里面，谁也甭想指望翻身。其实我想：在现在的书坛上，哪个要蓄意为秦桧的书法得不到公正待遇而撞冤叫屈，大约人人会指为笨伯。但书法批评难道就不能稍稍摆脱道德标准的高压么？一个对书法准备牺牲一切的人，为什么连实事求是地承认蔡京的书法有水平的勇气也投有？这不太示弱了吗？事实上，历来在一片贬斥声中，也有个别较为冷静的批评。蔡京在绍圣中即号为能书者，当时他还远远未曾发迹，因此这个能书者应该即指他的实际艺术水平而言。到了他人相之后，海内引为宗法，当然更是毋庸讳言的了。在后世鉴家中，也有人认为他的书法成就不容抹杀。更有趣的是清人安岐《墨缘汇观》，评蔡京书竟有如下一则，又从正面肯定的角度引进了道德批评:“评者谓正书如冠剑大夫议于庙堂之上，此帖亦然。”说蔡京人书均为世所斥，当然缺少点书法批评的本体意识，但要从中看出“冠剑大夫议于庙堂之上”，却也实在是令人绝倒!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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