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的中国愿景
52岁的河北省清河县柳林村村民董立芳，明年的心愿是修一修房子，因为，儿子要娶媳妇了。为了多赚点钱，平生从未借过钱的她借了2万元钱，不过没向亲戚朋友“张口”，通过阿里的村淘合伙人，董立芳从蚂蚁金服的旺农贷那里贷到了2万元，买了羊毛等原材料，“明年赚了钱就还。”
湖南平江县的何斌，退伍回到了农村。他不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人，却是个人人口中“厚道”的孩子，山里的老人，村里的乡亲，谁有困难，他总是会第一时间去帮助。以前这种信用帮不了他什么，但是因为这个信用，蚂蚁金服给他提供了4万元的贷款，让他养起了猪，生活有了改善，能更好地帮助村里其他人。
陕西西乡县杨成艳的茶厂，今年生产了10吨绿茶，从打工者到茶厂主，这条路杨成艳走了10年。资金缺口是每一个茶厂都难以逾越的阻碍，而绿茶又是一个时令性的产品，每天价格都不一样，错过了生产时节，便意味着错过了一年的大部分收入。亲戚朋友手里没有余钱，银行手续繁琐，会耽误生产时节。怎么能帮茶厂挺过去，成了杨成艳做梦都在想的问题，直到遇到宜农贷的合作伙伴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从该协会，杨成艳拿到了2万元的宜农贷爱心资金，赚到了第一桶金。
董立芳、何斌、杨成艳……如今，在农村，像他们这样从互联网金融公司而不是银行拿到钱的农民越来越多，数字普惠金融有了实质性的意义。
“普惠金融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服务最低端的贫困人口，让社会上能接受金融服务的群体，都享受到有效的金融服务。”商务部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小额信贷管理办公室主任、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如是解释。普惠金融的概念来自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2005年世界银行提出此概念后，白澄宇是该词汇的中文翻译者，其所在的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引进并推动的普惠金融理念也已写入十八届，并成为国务院在金融改革领域的重点工作。
然而，“今天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库当中有8亿人，这8亿人有社保、公积金、工作记录、收入信息。但只有3亿人可以获得信贷服务，5亿人在天空上悬着。普惠金融一个基本的使命就是至少覆盖那5亿人，”信而富创始人兼CEO王征宇问道，为什么银行不能为更多人提供服务？市场的挑战和机会在哪里？
需要普惠的还有那些根本不在数据库中的农民。连续13年聚焦“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今年将更多的目光聚焦于农村金融，提出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村倾斜，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农村普惠金融，降低融资成本，全面激活农村金融服务链条。尤其提出，引导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在农村规范发展。
之所以如此强调建立多层级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是因为此前的种种尝试并不算成功。目前全国有将近10000家小额贷款公司和上千家村镇银行，其成立初衷是“扶小、扶农”。但从实际执行结果来看，这些金融或类金融机构，仍然在县城或者是重点集镇，为中小企业、龙头企业、个体工商户服务，也有少数为农村大户提供金融贷款，却很少为中低收入农户提供贷款。王征宇说了一个数字，据统计，小贷公司单笔10万元以下的贷款比例不足1%，而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给出的数据是，小贷公司笔均贷款在百万元左右，“贫困农户？一般农户？绝对不是！”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小组信贷”模式的农村金融，取得一定成效后，在农信社及商业领域得到运用及推广，但在西部农村，农信社的“小组信贷”模式开始水土不服。白澄宇告诉《IT时报》记者，由于成本高，业务员没法一家一户去调查、评定信用村和新用户，村干部或村中有名望的精英成了帮银行开展业务的人，参与评定新用户。在农民实际的贷款中，需要代理的背书，久而久之，银行与代理之间有了微妙的利益关系，代理或直接获得银行补贴、奖励，或通过向农户收取好处获利，以为农户代办名义从银行套取大量贷款自用或转手批发给农户，“精英代理模式的利益关系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帮助金融机构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和信贷风险，另一方面代理人也有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当代理人与农户及信贷员勾结起来的时候，反而会产生极大的系统风险。”
现在，农信社和商业银行也正面临尴尬境地，一方面，除了信贷，农民还需要储蓄、保险、支付等服务；另一方面，农信社和银行依然多服务“大户”，多锦上添花，难雪中送炭，失去了普惠的意义。
打破误区 农民的信用可能比你好
谈及面向农户的普惠金融，常见的说法是，征信难。对于传统银行而言，农民没有交易记录，很难知道其真实金融状况，没有抵押物，即便政策允许宅基地可做抵押，但变现困难，所以银行只能“嫌贫爱富”。
但在多年从事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机构看来，面向农村放贷的风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中和农信公司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世界银行金融公司两家组织建立的专门负责农村小额贷款金融扶贫的试点公司。20年来，中和农信累计发放农户小额贷款140多万笔，贷款额度累计158亿，平均每笔在万元左右，截至今年6月底，覆盖全国183个贫困县，贷款余额37亿元，还款率99%以上，“基本没什么损失，都还了。”段应碧对此很欣慰。
同样，在宜信的宜农贷平台上，6年下来，还款率是100%。“借出100元，她的命运因您而改变”是宜农贷平台上的一句话，作为宜信普惠的公益性助农产品，宜农贷与多家小额信贷扶贫机构合作，出借人出资100元，就可以在平台上选择愿意帮助的农村妇女。与捐赠的公益方式不同，借款人要有感恩性的回报，给出借人预期年化2%的爱心回报。宜信希望通过小额信贷的方式帮助无法从银行获得起步资金的农村妇女改善生活。
考虑到农业生产有较强的季节性，为避免耽误农户生产，小额信贷扶贫机构会先将资金提供给通过审核的贫困农户。然后，宜农贷工作人员将农户借款信息发布至网站，由爱心出借人浏览农户信息、认购农户债权，以加快小额信贷扶贫机构的资金周转，帮助更多贫困农户。
“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相当重视信用，目前，宜农贷产品的还款率是100%，1单风险都没发生过。”宜信公司高级副总裁王威说。
中和农信和宜信采用的征信方式是线上线下结合。中和农信在线下有一支2000多人的专业信贷员队伍，负责做贷款的审查和发放操作，宜信也是类似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好处在于对贷款人数据掌握准确，有效地防止了风险，但缺点在于难以大规模快速复制。
蚂蚁金服的模式则相对多元化。对于贷款金额少的农村小额消费信贷客户，采用的是和城市客户无差别的方式——数据化平台信贷解决方案，依靠这些用户以往的消费、支付等信息，基于大数据征信来做批量授信，基本可以做到3分钟填写审核资料，1秒钟放款，整个过程无人工干预，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贷款金额较高的小规模农业经营户，完全依靠大数据征信有一定困难，则采用“线上+线下熟人”的信贷解决方案，依靠线下做贷款审查。
今年6月20日，蚂蚁金服与中和农信宣布战略合作，双方在渠道、风控、资金、大数据等方面开展合作，以后农户在需要贷款时，有望不再依赖信贷员亲自上门走访了解情况，而是通过手机连接后台大数据系统，基于其用户画像和征信体系来进行判断并发放贷款。同时，阿里正在做的1.6万个农村淘宝项目中的村淘合伙人，也将成为贷款人信息的审查员。
据蚂蚁金服集团副总裁袁雷鸣透露的数据，目前来看，面向农村的贷款利率平均为10％左右，而不良率在1%左右，基本与城市数据持平。
公益行动在尝试，但有喜有忧
面对农村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各种尝试都在进行中。
“因为父亲生病、购买农用车、盖房子等需求，2009年至2014年，社员李辉在扶贫互助社借款7笔、共30万元，以缓解他在不同情况下的资金需求。”这样的情境发生在四川省仪陇县大风乡金盆村扶贫互助社，这个村子距离仪陇县城65公里，多数村民都有种植中药材的经历，随着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全村土地撂荒面积有500余亩。
2009年，村民自筹10万元加上国家财政资金15万元，成立了金盆村扶贫互助社，按照“贫困户赠股，一般户配股，富裕户自愿入股”原则，积聚民间闲散资金，采取小额借款、整借零还的方式，解决农户生产、生活和农户种养业中资金短缺的问题。2014年，由国家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发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资助150万元的农村金融创新实验项目——民富可持续发展中心（简称：民富中心）在仪陇县挂牌，中国小额信贷联盟为民富中心及下属的近40个互助社提供技术支持。大风乡金盆村成了扶贫互助社的试点村之一，截至2014年8月，该村的资金总规模达到420万元，单笔最大贷款金额11万元，单笔最小贷款金额5000元。
“互助社也存在信贷管理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较低、识别规避市场风险能力缺乏、政策风险和市场边界模糊等问题，民富中心作为社会公益性的平台，可以为互助社提供科技、培训、管理等服务。” 白澄宇说，现在仪陇县的互助社资金规模达到5000万，资金规模最大的村子已超过500万，逾期率不到3%，基本能够满足农民日常信贷的贷款需求。
但这样带有村民自治和政府扶持背景的项目，需要更多公益组织，甚至国际组织的力量，同样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推广。据白澄宇透露，中国小额信贷引入的另一个模式——储蓄互助，正在与昆明市妇联和陕西西乡县妇联合作，争取在2016年底正式组建2-3家储蓄互助社试点 。
对于王威来说，现在宜农贷更头疼的问题是，由于成本过高，国内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在逐渐减少，早先平台的合作伙伴有100多家，而现在只剩了26家，宜信普惠正在开发“联社”的模式，希望通过联社能找到更多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农村妇女。
事实上，在国务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中明确普惠金融的原则是指立足机会平等和商业可持续原则，这意味着，对于推进普惠金融服务的企业来说，公益性要坚持，商业利益也需要考虑，以此确保服务的长期性。
打通生态 ，为贷款加道“保险”
或许正是因为纯粹公益性的举步维艰，互联网金融公司更愿意强调自己的生态圈——农业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其原理仍是传统金融领域的二八原则，为20%的大户服务，获得80%的收益，但由于业已形成生态体系，通过体内循环和更多合作伙伴，来降低其余80%用户的服务成本。“最终目标是通过广覆盖的农村数字化金融平台，让农村用户可以享受与城市用户无差别的金融服务。”袁雷鸣表示。
蚂蚁金服和宜信都在做类似的尝试。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和林格尔县，50岁的张有全与蒙羊集团签约了长期的育肥羊收购合同，作为家里有近5000只羊的大养殖户，平均4个月就需要30万元的支出。过往张有全只能向银行申请些纯信用贷款，难免存在利率高、周期长的情况。烦恼的不仅是老张，作为当地龙头企业的蒙羊集团，每次也需要先向农民赊销草料等农资农具，从育肥羊养殖到销售，这几个月的账期就被占用了。“由于养殖户贷款难，缺乏资金，而龙头企业又需要保证稳定的上游养殖户，因此赊销对于种养殖企业是比较常见的。但实际上赊销存在比较大的风险，也限制了企业的流动性。”蒙羊集团副总裁吕志文如此表示。
今年6月17日，通过蚂蚁金服推出的创新金融服务：“互联网信贷（蚂蚁金服）+保险（中华保险）+龙头企业（蒙羊集团）+电商（阿里巴巴村淘农资农具平台、天猫）”，张有全拿到了30万元的贷款。具体来说，蚂蚁金服提供纯信用贷款给养殖户，向蒙羊购买羔羊，养殖户基于蒙羊未来向其收购育肥羊的订单，向蚂蚁金服贷款。蚂蚁金服将贷款定向支付给淘宝农资农具平台，养殖户用这些农资农具开始养羊。当羔羊长成肥羊后，蒙羊向养殖户进行收购、然后屠宰、加工，产出的羊肉产品可以在天猫的蒙羊旗舰店进行销售，销售所得可以使得养殖户优先还款蚂蚁金服的贷款。在整个过程中，保险公司提供为种养殖户提供了信用保证保险服务。
通过这样的循环模式，不仅各方的利益都得到了保证，也避免了以往曾发生过农民贷款到手后胡乱花掉的情况。
宜信普惠亦推出了面向小型农业客群的“农商贷”和针对一定规模的农业大户“融资租赁”服务。王威介绍，针对有农资需求的农民，贷款同样会发放给当地的农机公司，由其直接将设备租赁给农民。如今“农商贷”网点已经遍布64个县级营业部，服务客户37154人次，解决资金15.12亿；“融资租赁”已经覆盖了22个省，合作伙伴超过300家。
央行的征信系统，能不能向普惠金融机构免费开放？结构性数据和非结构性数据的结合能否矫正已有风控模型，让风险进一步降低？区块链的点对点技术，能不能帮助农村互助小组做“电子账本”？当融资难甚于融资贵时，风险定价模式是否可以更开放的考虑？政府是否该补贴？如何补贴？
当数字普惠金融的中国愿景，有着较之以往更为清晰的未来时，仍有一系列问题没有答案，或者等待答案。
宜信公司首席战略官陈欢曾经参与G20数字普惠金融课题组的研究，在充分肯定金融科技对于普惠金融推动作用的同时，研究组发现，科技发展对普惠金融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在中国贫困和偏远的农村，依然有一群人并不拥有任何数字设备，哪怕是一部几百元的智能手机，而他们很可能在强调数字化的当下，被整体忽略；数据画像存在不准确性，尽管当前每家机构已经有大量数据可以对用户做风险评估判断，但很可能，这些数据并不足以代表一个人的全貌，根据一份不完整的数据做出的用户画像以及给出的征信评估，很难避免有误差，甚至产生金融诈骗。
“机器人的生态环境很恶劣。”上海浦发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李麟也戏谑当前的金融科技环境。浦发银行在对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测试过程中发现了金融欺诈的存在。“有心人”在猜测到风险评估的某些要素后，完成了一份“符合银行要求”的风险评估。
“普惠金融现在显然是一个市场失灵的制度。”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员谢平认为，中国或许可以借鉴肯尼亚模式，由电信运营商来做普惠金融，政府免费给贫困家庭发放手机和话费，由运营商的金融公司来跟进提供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其实就是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来补贴市场失灵，用经济学、政府补贴的办法来对付市场失灵，而补贴应该应用在技术层面，以此解决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