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孝标的山中岁月
鼓枻浮大川，延睇洛城观。
洛城何郁郁，杳与云霄半。
前望苍龙门，斜瞻白鹤馆。
槐垂御沟道，柳缀金隄岸。
迅马晨风趋，轻舆流水散。
高歌梁尘下，絙瑟荆禽乱。
我思江海游，曾无朝市玩。
忽寄灵台宿，空轸及关叹。
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
何能栖树枝，取毙王孙弹。
公元508年，《世说新语注》的作者刘孝标，从荆州动身，来到东阳郡金华山（在今浙江金华市）隐居。这一年，刘孝标四十六岁。回顾之前这四十六年的跌宕起伏，命运似乎从来未曾青睐过他。
人生的曲折是从他八岁开始的。八岁这年（470年），刘孝标跟随母亲许氏回到山东老家，但非常不幸，他们被人劫掠，转卖给了中山（今河北定州）的富人刘实。《梁书》上说刘实怜悯刘孝标，遂“教以书学”。不久，北魏朝廷闻孝标“江南有其戚属”，就徙其前往桑干（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居住。到南齐永明中，刘孝标才得以离开桑干。
以上是《梁书》里记载的刘孝标的早年生活，寥寥几笔，沉重而隐晦，诱使人生出一番好奇心来。例如，孝标是何种状态下被劫掠？当时一族之中亲戚分属南北的很多，何以独徙孝标？《开元释教录》曾记载延兴二年（472年）西域僧人吉迦夜曾为昙曜译经，孝标参与了这次活动，并“笔受”五部佛经，昙曜当时在“北台石窟”（即今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活动，他又是如何到的大同？种种问题，均属孝标早年生命历程里的谜团。
或言，孝标隐居金华山是其四十六岁时，离其卒年尚有十四年，既然要说其山中岁月，不言此十四年间光景，反而探求孝标早年，不亦“南辕北辙”乎？其实非是，盖早年经历实对于人生观之形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知早年经历则无法理解对晚年的一些举动。鉴于此，故而先对孝标的早年经历展开一番探索。
欲求前言孝标早年经历问题，可先依据史料能梳理出以下三个时间节点：皇兴四年（470），孝标八岁，为人劫掠，贩至中山。富人刘实为其赎身，教其书学；延兴二年（472），孝标十岁，在北台石窟参与昙曜之译经活动。是年，刘孝标族兄刘休宾身亡。永明五年（487），孝标二十五岁，自桑干来南。
从上述所列可知，孝标至桑干，至少为延兴二年之后。那么《梁书》中说因为其江南有戚属，故而更徙之桑干，实则为史家曲笔。延兴二年时，刘孝标族兄刘休宾身亡，不久，其族侄刘闻慰南奔，北魏朝廷因此徙休宾之子文晔等去北边。孝标既然与之沾亲，则可推知孝标被徙桑干，当因闻慰南奔之事。复次，《魏书》言闻慰南奔，只是说为“延兴中”，按延兴年号只使用六年，如此则“中”字所指，应是延兴三年至延兴四年间（473—474）。易言之，孝标到桑干之年月，至少在延兴三年以后，也即孝标十一岁以后。
孝标至桑干年月既定，剩下问题即是其如何从中山到大同之问题。前辈宗教史大家陈垣先生在《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一文中以为，北魏皇兴三年，献文帝下诏徙青州民至京师，孝标即因此而到大同。其实此解释存在瑕疵。第一，孝标自述籍贯为平原，当时属齐州，并不属青州，不在诏迁之列。第二，皇兴四年孝标为人劫卖至中山，如果孝标当时在诏迁之列，劫卖之事就颇为可疑。合理的解释恐怕只有一个，中山富人刘实其实应为一商人，孝标被其买下，与刘实一同去往大同。依此推理，则孝标到大同至迟在延兴元年（471），也即孝标九岁以后，如此孝标方能参加延兴二年昙曜主持之译经活动。
收束论之，仅有一事略生疑问，即孝标自言“身充仆圉”（见孝标《自序》），可知其参与译经时，尚是刘实之奴仆。以奴仆之身参与译经活动，是否可能，尚需要讨论（或是时孝标其实为一“半自由身份”，即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另外，按《开元释教录》之记载，孝标参与译经活动是进行“笔受”工作，是年其仅十岁。十岁尚属孩童之年，而孝标笔受译经五部，实令人惊奇。从此观察，孝标之早慧自不须说，最令人注意的恐怕是其五六岁时业已开蒙，在为人奴仆之前就有非常好的知识基础。如此论来，《梁书》所谓刘实“教以书学”，当与事实不合。之所以如此书写，或是参与笔受时，孝标之工作完成非常出色，有所声名。而刘实作为孝标之主，因此分得美誉。
除前述推理，《魏书》还记载有刘孝标母子“居贫不自立，与母并出家为尼僧，既而还俗”一事。这里也略作考察。从种种方面看，此事应该是孝标徙居桑干之后发生的。毕竟，其在中山、大同时尚能依托富人刘实，无须寻求寺庙庇护。桑干作为孝标举目无亲之地，到桑干不久而出家，寻求依托，符合事理，也符合其参加笔受经文，初步了解佛门运转而心生寄托释迦的情感逻辑。更进一步说，“身充仆圉”需要听命于人，而出家为僧需要自主权。这也是徙居桑干之后才能发生的改变。
在孝标离开北魏，南奔萧齐之前，孝标与其兄孝庆曾有一次被选拔的机会。可惜，兄弟二人均不被孝文帝看中，于是在一片“河南人士，才学之徒，咸见申擢”的景象里，孝标离开了桑干，离开了北方。
千百年后，已经无法推知四十六岁的孝标会如何回忆他这段艰难的少年岁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多年后在梁武帝的宴会上面对“令策锦被事，咸言已罄”的局面，孝标不再看武帝脸色，而“请纸笔，疏十余事”时，涌现出的那种勇毅，是这段岁月留给他的宝玉。
作为一个南奔的士人，“贫悴冗散”一直是孝标的底色，二十五岁以后，四十六岁之前的际遇，放在南朝士人群体里，不说暗淡无光，但起码非汲汲荣利者所注意。金陵沉浮之后，刘孝标受安城王赏识，前往荆州。不久“复以疾去”。在江州回到金陵的路上，他写了开头的那首诗。面对险恶的宦途，孝标最终只有“何能栖树枝，取毙王孙弹。”黄雀飞入王子公孙的私人庭院，就有被弹弓打落的危险。既如此，不如还栖山林，在林中享其天年。
金华山正是孝标看中的那片山林。在晋室南渡以前，作为百越之地的浙江，其山林是属于蛮荒世界的。这除了意味着未曾经过人类系统的、大规模的开发之外，还意味着这里是诞生神话与想象的基础。金华山就是这样被人所想象。在刘孝标的记叙里，金华山曾被三国时江南地区的著名方士左慈所称赞，认为金华山“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转。”而在葛洪《神仙传》的记载中，金华山则是赤松子黄初平的得道地。作为一处衔接神仙与凡世的神秘世界，刘孝标显然对金华山非常中意，甚至超越了在南朝时名声更大的天台山。
在佛道两家记叙中，天台山都是一处自带超越凡尘光环的地方，释帛猷故事的形成正是佛道先后“制造”天台山的历史的最佳注脚。与之相比，金华山仅获得了道家人物的瞩目，而缺乏僧侣有意的缔造灵圣的记叙，这某种意义上凸显了金华山与天台山的不同。从此推论，作为同属越中的名山，天台山会比金华山更能获得来自金陵那位“佛家天子”的关注。因此，某种意义上看，孝标选择金华山，正是要逃开金陵的目光。
但道教信仰的扩大，终究会引起僧侣、士族们的关注。孝标曾记叙其在山中所居云：“宅东起招提寺，背岩面壑”，“寺东南有道观，亭亭崖侧”，可见在孝标之前，道团与僧团都已经在金华山上占地起庐，修行义理。与梁武帝关系紧密的沈约曾出任东阳太守，并在任上曾同金华的僧侣多有往来，以此推演，至少越中地方的士族们，对于金华山并不陌生。
在《南史·隐逸传》的描写中，隐逸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而山林“岩壑闲远，水石清华”，可以使在宦途中遭受的磨难士人得以到宽怀。金华山的水石草木，孝标记叙十分清晰，这与谢灵运在《山居赋》中铺陈其居处的形势、动植颇相似。从古人的生活而言，水石草木除了作为赏心悦目的风景，更重要的是其作为食材与药材的生活资源。而食材、药材一旦声名在外，也会引起老饕和修士的关注。
老饕、修士之于沈约一般的士族而言，与中下层百姓的关系更为密切。来往金华山中随性的采摘食材、细致的拣撷药材自然是一种野趣，但从一般的登山或游览逻辑上考察，在寻找野趣的途中仍旧需要一定的休息。从这个意义上，山中的寺庙观宇就会成为非常不错的中途休憩之所。易言之，山林是神秘的，在神话中甚至显得有些私人，但山林间的寺庙观宇会提供给往来于山中的人们一个公共场所，“神圣空间”因此得到一点凡俗味道。孝标选择在寺旁起庐，一方面自然是早年曾“出家”的经历与南朝尊佛的社会环境所致，另一方面则应当是作为公共性场所，孝标居近寺庙观宇，日常生活不至于太过寂清。在一个神仙世界里，他仍旧有机会接触烟火凡尘。
当然，如果修士、老饕久未曾前来，孝标仍旧可以去离寺庙不远的山中村落交游。《山栖志》记载说：“岁始年季，农隙时闲。浊醪初䍤，清醥新熟。则田家有野老，提壶共至；班荆林下，陈鐏置酌。酒酣耳热，屡舞讙呶，晟论箱庾，高谈谷稼。嗢噱讴歌，举杯相挹。人生乐耳，此欢岂訾！”岁始年季，农隙时闲，正是农历中的腊月、正月之际，此时农业生产活动基本结束，山村进入“迎新年”的环节。一般而言，此时在山中也难碰见前来游览或者采撷食、药材的访客。于是，孝标在此由山居之主人转换为山村之客人——他要到世俗的乡村生活之中寻求清欢。身份移变之际，突出的是其自足于人间的乐态。这与早年辛酸的四处游历、中年郁郁不得志的宦海苦行何啻天壤之别？
细细阅读刘孝标撰写的《山栖志》，最令人注意的，其实还是他的早年经历对其山居生活的影响。《志》中有记叙其参访宅东招提寺的一段，说自己“跕屣抠衣，躬行顶礼。询道哲人，钦和至教。每闻此河纷梗，彼岸永寂。煕煕然若登春台而出宇宙。”此处对于参拜庙宇的心理活动的描写之细腻，读之触人心弦。这种服膺释迦之状，追溯源头，自然是与幼时参加昙曜主持的译经有关。至于言“不求于世，不忤于物。莫辨荣辱，匪知毁誉。浩荡天地之间，心无怵惕之惊。”其中“求世忤物”、“怵惕之惊”数语，则是其早年被人劫掠贩卖、受族人牵连徙居的心理阴影的余留。结合现代的医学理论，似孝标六十而卒，也与这早年的颠簸折磨有关。
金华山风景清丽，给遍尝人间酸苦的刘孝标非常大的宽慰。在退一步即是佛道缔造的超俗世界，进一步则是修士、村民的烟火凡尘的边际线上，金华山满足了传统儒家思想中“达人”与“浮海”两难的处世要求，此后他在此讲学、修身，直至生命的终结。
诚如魏斌先生所言，“山林中的清旷之域，其意义不只是简单的信仰生活，同时也是消弭身份阻隔、重组社会关系、重建社会流动的特殊场所”（见氏著《“山中”的六朝史》），孝标正是这样一个注脚。略有不同的是，山林与寺庙观宇结合形成的、兼具人文与自然的新景观，一定程度上还治愈了士人在俗世中所受的心理创痕。从这个意义上讲，刘孝标的山中岁月，为后人理解六朝山居士人群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