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娟 || 我的妹妹叫芳花 / 开普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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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妹妹叫芳花》

作者｜周亚娟（陕西丹凤）

　　车子启动的瞬间，我忽然看见她眼里晶莹的泪光。我赶紧移开视线，却怎么也避不开那锥心的伤感，此别经年，相见何日？她走近车窗说了声：“姐姐，保重”就哽咽难言，我的心仿佛又被划拉开一道口子，禁不住的泪水奔涌而来。从小到大，她就是用这样的乡音喊我，喊我的姐姐。如今的她，远嫁异乡，我们的姐姐，遥在天国，只有我，还能够时常行走在我们共同生活过的故乡的土地上，还能够依偎在母亲温暖宽厚的怀抱里。幸福中的我，时常就是这样，一头牵着她，一头系着姐姐，在寂静无声的夜里，在明明灭灭的梦中，走回到曾经的岁月……

　　在她一岁多的时候，她的母亲突然暴病离世，父亲望着四个缺吃少穿无人疼惜的儿女愁眉难展，他四处托人找家，要把最小的她送人，我的一个远房伯父就从邻村把她抱了回来，给她起名：芳花。并郑重地告诫他的四个儿子和邻里乡亲：芳花就是我的亲闺女，永远不要让她知道自己的身世。

　　那时候乡村的日子非常苦焦，但人间真爱却从未中断，芳花在伯父的家里，在四个哥哥和父母亲的千般呵护万般宠爱之下快乐成长，家里只要有了好吃好喝的，都先让着给她。她也从不辜负家人的厚爱，放学归来，拾柴禾，洗衣服，打扫卫生，把那土屋土院打扫整理的干干净净。我的父亲只要休假在家，总爱去她家找伯父聊天，回后就一个劲地夸芳花如何如何麻利能干，让我多去伯父家观摩学习。于是芳花和我，还有我的姐姐就成了知心姐妹。节假日，三姐妹经常相约同去二十多里地的远山掐野菜、挖药材，小我两岁的她时常把自己带的干粮让给我吃，遇到难走的路段时，她会回来接应我的背笼，歇脚时她总是从路边人家屋里舀了水端给我喝。平常日子里，她就像个小人精，总能想出那么多的办法来搞家政，比如她建议我和姐姐开展家庭卫生值日，还要进行评比检查，大到房前房后屋里屋外角角落落，小到床上被单、枕巾，锅台、碗筷、抹布，她是我和姐姐的裁判员，我和姐姐是她家的监督检查员。童年的时光，纯真而甜蜜，小河边，田野里，山脚下，麦垛旁，我们分享父亲带回的饼干糖果，母亲买回的头绳发夹，分享彼此的秘密，泪水，还有快乐。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样短暂，那一年我和姐姐一个上高三，一个上高二，初中毕业的芳花却死活不肯再去上学。她想出去学点手艺或是打工挣钱接济家用，她多次跑到小镇车站都被家人追了回来，家人的意思她明白：一是怕小小的她出门受罪，二是怕渐渐长大的她翅膀硬了再不回来。后来的几年里，她的几个哥哥相继娶妻生子，她就给嫂嫂们抱孩子理家务当帮手。期间多次要求外出，都被家人阻拦，她青春悸动的梦想，就这样一次一次地点燃，一次一次地破灭。

　　我在西北国棉四厂打工的时候，芳花每个月都要给我写信，写她的生活，她的梦想，写我父母的近况。忽然有一天，她来信说自己得了一种病，医生说手术后可能会影响到婚后生育，这事在村里已被传的沸沸扬扬，她不想当那个永远嫁不出去要靠父母养一辈子的人，她说她实在不想活了，但是下不了决心去死。她的来信犹如晴天霹雳，这样残酷的现实为什么要降临到善良聪颖、善解人意的她的身上？我在回信中想不出用什么话语去安慰一颗无奈、孤独、痛苦、绝望的心。情急之下，我告诉她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先做了手术，并答应等她手术后介绍她来纺织厂上班。信发出后第六天，我就收到了她的回信，她仿佛换了一个人，说她听我的话，和父母商量好了准备去做手术。

　　一个月后，母亲给我写信说芳花的手术很成功，说她天天往我家里跑，看有没有我的信件，说她盼望着我能带她走出家乡，开始新的生活。

　　于是她就在给我的每一封信里，一次次地催问我，央求我，她说她什么苦都可以受。我相信她说的话，但我知道她走不出那个家，我担心她手术后的身体承受不了织布车间繁重的劳作，我更怕她如果来了半途而退，会毁了我在工长和车间主任那里的情面和诚信。

　　后来有一天，她突然找到国棉四厂我的宿舍来，说她半个月前从家里跑了出来，在一个建筑工地给一帮家乡来的民工作饭，苦是苦了点，但却感觉很高兴，因为她可以每个月来看我一次，可以听我聊天讲故事，可以读我写的日记。那年夏日她受不了工棚的炎热，终于病倒，我闻讯赶到时她面色苍白地趟在工棚附近的大树下挂着吊瓶，工友们都说她如何如何地好心眼，经常帮他们洗衣服、写信，说她如何如何地能干，总是变着花样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了自己的自私和懦弱，她把我当成最最信赖和依靠的人，我却为了那可怜的情面和所谓的诚信一次次地敷衍她，辜负她，一次次地掐断她希望的胚芽，我对她说：“等你好了，我一定要带你去纺织厂上班，那里再苦，也比你呆在这里强。”她摇了摇头：“姐姐，这几年都过来了，我知道你的为人，把情意和诚信看的高过一切，我从来没埋怨过你没把我带进纺织厂。”

　　再后来，我找了对象回了老家，她也在西安近郊找下对象成了家，欣慰的是，她婚后生了一对女儿，伯父去世那年，她曾带着丈夫和女儿回来过，但我们总是阴差阳错没有见上一面，2004年春节我的姐姐遭遇不幸离世，她曾经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她在姐姐埋葬后才知道此事，像疯了一样连夜乘车回到老家姐姐的墓地，痛哭一场之后又返回西安，电话在她的阵阵抽泣中无语挂断……

　　这一次她和女儿回老家接她卧病多年的老母，可是白发掩面、瘦骨嶙峋的老人家已经认不出自己心爱的女儿，她瞅着年近四十的芳花一脸茫然：“这女娃是谁呢，叫啥，不知道了。”无论芳花怎样提示她，她都没有意识。可怜的芳花跑到屋外，在冬天凄冷的风里，给我打了个电话：“姐姐，我回来了，可是母亲都不认识我了，我想你……”我立即赶回老家去见她，她讲了疼爱自己的丈夫，讲了乖巧懂事的女儿，讲了自己在西安西郊的塑制品店，生活总算平静安稳，这些于我这个不称职的姐姐，算是一种良心上的安慰。

　　多年来压抑在心头的愧悔，欠疚，渐渐释怀，任凭此刻离别的泪水，疯狂地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