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克商二年后驾崩成王即位：全盘粉碎断代工程和清华简（14）

夏商周三代的断代研究，关键节点在考证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精确年月日，一旦考证确凿，一系列千古悬疑将迎刃而解，例如：

（1）伶州鸠所述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系列天象是否属实；

（2）伶州鸠称二十八宿、十二次是“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涉及到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的起源问题，而这一问题跟华夏文明起源，乃至世界文明起源，是相同性质的问题；

（3）根据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确切年月日，可以考察西周乃至殷商时期华夏天文历法的真实形态；

（4）根据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确切年月日，可以考察西周至今的纪日干支是否连续不断；

（5）根据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确切年月日，可以顺推逆推排定西周乃至殷商时期的历表，根据这一历表，可以考订史料文献记载的诸多重大天象是否属实；

（6）可以正确揭示西周月相术语如“初吉”、“朏”（fei2）、“既生霸”、“既死霸”等的确切含义；

（7）可以正确推定西周王年断代和王年、月份、月相、纪日干支所谓“四要素俱全”青铜器铭文的断代；

（8）可以据此判定某些史料文献的真伪，如存在重大争议的“清华简”等。

本人在头条发布的系列文章，详细列举了考证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确切年月日的证据材料、论证过程、基本结论和验证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人人可验。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确切年月日，就是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点击链接可参看详细论证），这就是史料文献记载的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甲子日”的确切日期。

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确切年月日的考证，一举证明自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以来延续至今的纪日干支体系与西周时期的纪日干支体系发生了断裂，后世纪日干支体系比西周时期加多了15日，因此按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回推，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的纪日干支为“己卯”。

夏商周断代工程“假定”西周乃至殷商时期至今的纪日干支体系没有发生断裂，据此寻找牧野之战的“甲子日”，如断代工程专家刘次沅和江晓原等人分别找出来不同的“甲子日”，结果没有一个符合伶州鸠所述的系列天象。

同样，中外史学界数十年，乃至2000多年来寻找出来的40多个“甲子日”，没有一个符合伶州鸠所述的系列天象，更不能正确地进行月相术语阐释、西周王年断代、“四要素俱全”青铜器铭文断代等后续研究。

不需要复杂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积累，任何心智正常的成年人，使用任何高精度专业天文软件如stellarium，都可以方便地验证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确切年月日是且仅是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当天清晨系列重大天象完全符合伶州鸠所述。

同样，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确切年月日是且仅是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的结论，还可以得到史料文献记载的其他重大天象记录的验证。例如，《逸周书》记载，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日，这一天晚上发生了月食。按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回推编订的西周历表，任何人也找不出来这个发生月食的“正月丙子日”。可是，已知后世纪日干支体系比西周时期加多了15日，因此西周时期的“丙子日”在按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回推编订的西周历表中就是“辛卯”。

因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发生月食的“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日”找出来，这一天是且仅是公元前1083年3月2日（点击链接可参看详细论证）。

由此可见，《逸周书》记载的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月食完全正确，也就再次证明我们论证的武王伐纣牧野之战是且仅是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完全正确，后世纪日干支体系比西周初期纪日干支体系加多15日的论断完全正确。

由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这个“甲子日”上溯逆推，可以编订殷商时期的历表。对照夏商周断代工程发布的5000年日食表和月食表，我们也能轻而易举地确认甲骨卜辞中记载的重大天象如月食发生的确切年月日。

在甲骨卜辞中，有两块甲骨共同记录了“己卯夕”至“庚申”这两天之间发生的一次月食。如果按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回推编订的殷商历表去寻找这次月食，那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出来的。可是，已知后世纪日干支体系加多了15日，我们就应该在按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回推编订的殷商历表中寻找“甲戌夕（皿）乙亥有食”。

很简单，甲骨卜辞中的“己未夕（皿）庚申月有食”，是且仅是公元前1261年3月20日乙亥日（点击链接可参看详细论证），清晨5：43，发生了一次大时分的月偏食。这就是“于己未日夜发生，于天明后的庚申日结束，是一次带食而没的月食”。

同样，甲骨卜辞记录了商代的一天清晨发生的日全食，“乙卯允明雾，三焰食日，大星”，这是“世界最早日珥”现象。可是，中外学界一直找不出来这次日食的确切年月日。

很简单，已知后世纪日干支体系加多了15日，我们就应该在按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回推编订的殷商历表中寻找“庚午日”日食——“乙卯允明雾，三焰食日，大星”是且仅是公元前1299年4月4日（点击链接可参看详细论证）。

由星图可见，日出之时，发生了大食分日食，只要食分足够大，可以肯定“食日”之“三焰”一定就是日珥；而所谓“大星”，理所当然是刚刚升上东方地平线的两颗特别明亮的星——金星和木星。

以上不厌其烦地复习了本头条发布的基本论证和验证情况，反复证明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确切年月日是且仅是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反复证明后世纪日干支体系确实比西周乃至殷商时期纪日干支体系加多了15日，事实清楚，铁证如山。

特别要强调的是，对“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月食”是且仅是公元前1083年3月2日的论证，一举证明文王在位年数仅48年。武王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1069年，证明文王就是公元前1070年去世，文王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1117年。

文王在位年数只有48年，立即证伪了李学勤们推崇的“清华简”（点击链接可参看详细论证），“清华简”《保训篇》明文记载文王在位“五十（二）年”，李学勤们释读为“五十年”。《保训篇》号称是文王临终前教导武王为政治国之道，就是“临终宝训”，可是“临终宝训”居然连文王在位多少年都搞不清楚，立即自证其伪！

请大家牢牢记住——文献校勘辨伪的“核心”就是文献的内容，弹无虚发，一击毙命，一剑封喉。

“清华简”的造假者自作聪明，他们在竹简的“五十”两字右下角打了两个点，留了“余味”，既可以释读为“五十”，也可以释读为“五十二”，甚至还可以释读为“五十五”，企图确保万无一失。可是，文王在位只有48年，立即证伪了《保训篇》，《保训篇》一被证伪，全部“清华简”都被证伪！

现在，我要继续发布根据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精确年月日所作的西周王年断代结论，继续发布进一步证伪“清华简”的文献内容重大证据。

如前所述，考证“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月食”，确证了文王在位年数仅48年，一举证伪“清华简”；同样，进一步考证武王在位年数，也再次证明“清华简”必定是伪造。

武王死于何年，在位多少年，也是一个千古悬疑。这个千古悬疑与成王王年断代这个千古悬疑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两个千古悬疑已经被我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成王七年二月，使太保召公赴洛阳勘察营建新都的地基，周公三月赴洛阳最后确定了营建新都的地基；成王七年后，周公还政成王。

《帝王世纪》记载，成王元年，周公摄政，王年少未能治事，故号曰“孺子”；八年春正月朔，王始躬亲政事，以周公为太师，封周公之子伯禽于鲁。

《汉书·律历志》则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也。”将成王躬亲政事的八年当作了元年。

《尚书·召诰》记载了成王命召公赴洛阳勘察地基和周公赴洛阳办理相关事宜的日程，既有“二月既望”和“三月丙午胐”等月相，还有与此紧密相关的纪日干支等情况。

综合多种文献史料来看，考证出成王七年的确切年代，不但能解决武王确切在位年数的千古悬疑，还能正确解答西周月相术语的千古悬疑。

如前所述，我们已经取得了夏商周断代研究的决定性重大突破，精确考证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确切年月日是且仅是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根据这一天实际的纪日干支是“甲子日”，我编订了此前此后数百年间的历表。

简而言之，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日程是这样：

作战第一月（夏历九月）：月底的“癸巳日”出发。

作战第二月（夏历十月）：戊午日渡河，甲子日牧野之战。

作战第三月（夏历十一月）：班师回朝。

作战第四月（夏历十二月）：辛亥日祭天，乙卯日在周庙杀战俘割耳朵祭祀祖宗。

这是一次速战速决的经典战例，日程可以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以看出，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59年）发动伐纣战争，战争直到第二年（公元前1058年1月29日“大寒”当天）“祀馘于周庙”才告正式结束。

根据《史记》的记载，武王是在“克殷二年”时驾崩的，那么武王的去世年代就应该是公元前1057年或者公元前1056年。至于到底是哪一年，我手头有编订的西周历表，可以对照《尚书·召诰》记载的召公周公赴洛阳勘察地基的日程纪日干支和月相等情况来综合判断。

关于西周月相术语，我在头条发布的系列文章中已经简要说明——

根据牧野之战“甲子日”是在“既死霸”当天之后的第五日，对照我编订的历表，所谓“既死霸”是且仅是“下弦月”。

因此，“既生霸”必然是且仅是“上弦月”。

根据静方鼎铭文“八月初吉庚申，月既望丁丑”，“既望”是且仅是满月次日，而西周时期满月最晚在阴历十七日，因此“初吉”必然是且仅是“朔日（初一）”。

这又是一项精确解答千古悬疑的重大成就，对于“四要素俱全”青铜器铭文的断代研究极为关键，可以得到历表和天文软件还原的反复验证。

那么，“朏”是什么？夏商周断代工程错误地断定“朏”是“初一”，然而“朏”不是初一，而是特指“峨眉月”的月相，月龄3.7日，一般是阴历初三初四，偶尔是初五。这个问题后文细谈。

确定“朏”是且仅是“峨眉月”，恰好就是《尚书·召诰》提供了无可置疑的日程纪日干支记录证据。

我编订了公元前1059年之后数百年的历表，对照《尚书·召诰》记载的召公周公赴洛阳勘察地基的日程纪日干支和月相，就有了大发现，列表如下：

公元前1049年，这一年有个闰月，即闰正月，这个月只轮排上了“惊蛰”，没有轮排上中气“春分”，所以要置闰，因此“春分”就排在正常月序的阴历二月，但实际上是这一个阴历年的第三个阴历月，因此“丙午朏”就记录在“粤若来三月”。

从上表来看，“峨眉月”并非在丙午日，而是“丁未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月龄3.7日出现在“丁未日”的日出之前，按殷商以来的纪日法，这个峨眉月就得记成发生在“丙午夕”。

正因为如此，《召诰》叙录为“丙午朏”。

非常有趣的是，周公在清明前一日满月的“戊午日”祭祀土地神，举行“社”的祭祀活动。按史料文献记载，春季“社日”一般在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举行，当年立春就是戊午日，则周公是在立春后的第六个戊日举行祭祀。第五个戊日“戊申日”，周公召公正忙着勘地，可能正因为如此，春社才推迟到满月和清明前一日的“吉日”举行。

如前所引，周公召公勘地是在成王七年，既然成王七年是公元前1049年，那么成王元年就是且仅是公元前1055年，武王驾崩是且仅是在公元前1056年！

成王七年是公元前1049年，还有更多的证据证明或者更多的事实验证吗？有的，如前所述，《汉书·律历志》将成王躬亲政事的八年当作了元年，叙录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也。”

我把历表一直排下去，排到公元前1049年年末和公元前1048年年初，马上就发现大问题：

《尚书·洛诰》叙录：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对成王在“戊辰日”举行冬祭，历代注疏都认为这一天是阴历十二月三十日，即成王七年最后一天。然而这是不对的，根据我编订的历谱和高精度天文软件Stellarium的计算结果来看，当年阴历十二月是小月，只有29天，没有阴历三十日，“戊辰日”已是成王八年正月初一。

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夏商周时期的天象和月相》记载的数据也是如此，公元前1048年2月18日朔。

这个事实说明，西周的官方历法就是夏历，正月建寅，以正月初一为阴历年年首，民间则习用“正月建子”，以冬至所在的阴历十一月为阴历年首。

这个事实还说明，成王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1055年，成王八年是且仅是公元前1048年，武王驾崩是且仅是在公元前1056年，武王在位年数是且仅是十四年。

武王驾崩在公元前1056年，说明其公元前1058年克商之后在位二年。这一事实无可置疑地再次证伪了“清华简”。

清华简如何叙录武王驾崩年份？《金縢篇》就出了大问题：

李学勤在《由清华简〈金縢〉看周初史事》一文写到：“清华简本的首句是：‘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迟。’作‘三年’，不是‘二年’，武王克商后在位二年说的基础于是动摇。”

动摇什么？李学勤们看清楚——《金縢篇》动摇了“清华简”，“清华简”自掘坟墓。

最近“清华简”又闹出大动静，《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2020年11月20日在京发布。

此次发布的成果共收录竹简五种八篇，包括《四告》全卷（共4篇）、《四时》《司岁》《行称》《病方》，均为前所未见的佚文，其中《四时》提供了战国时期全新的星象系统。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介绍，《四告》是“清华简”整理团队自《尹诰》《说命》《摄命》等篇之后，又一次整理发布的书类文献。《四告》全卷有五十支竹简，共4篇，分别是周公旦、周公之子伯禽、周穆王满、召伯虎的告辞。

据介绍，《四时》与《司岁》连续编号，抄写在同一卷。其中，《四时》详细列举每月一、四、七、十、十四、十七、二十、二十四、二十七日的星象和云、雨、风等物候，其星象术语、运行变化自成体系，与文献相关记载颇有不同，为公众提供了战国时期全新的星象系统。

《四时》详细列举每月一、四、七、十、十四、十七、二十、二十四、二十七日的星象和云、雨、风等物候，其星象术语、运行变化自成体系，与文献相关记载颇有不同，为公众提供了战国时期全新的星象系统。

造假造得没名堂了，有谁还能比我更了解先秦的天文历法，华夏天文历法的精髓。

请大家猛烈转发，猛烈打赏，我将把“清华简”毫无常识的造假当着亿万中国人民的面撕得粉碎。

千古悬疑告破 欢迎广泛转发 敬谢打赏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