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思考快与慢》中后见之明一章后感

近期在看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书中提到，我们的思维中有一种名为后见之明的偏见。简而言之，如果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会夸大自己之前预测的正确性。通常我们都会听到人说，“我早说了吧”，“关于这方面的预测我就还没怎么错过”之类的话；而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发生，我们就会错误地回忆说自己当初一直觉得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不大。通常会是，“啊，我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了”，“我一直都说这不太会发生呀”等等。每当这个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不实事求是，好面子，不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实，这是我们的思维偏见在作怪，是一种很难改变的思维。

而这种后见之明的思维偏见，对于决策者来说无论从做决策而言，还是评判决策者而言都有着不良的影响。正如书中所说：

“后见之明的偏见对决策者的评估行为有着恶劣的影响，它导致观察者不是根据判断过程的合理性来评估一个判断的好坏，而是以结果的好坏作为判断标准。

《思考快与慢》

我们应该鼓励正确的决策，而不是正确的结果。

后见之明这种偏见在做决策时，会让决策者陷入无法绕开的两难境地。这些人包括医生、金融顾问、执行总裁、外交家、政治家等等。他们好的决策如果产生了坏的结果，那么一定会被问责，甚至被撤职，无法获得连任等等，只能自认倒霉；而如果他们的决策在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也不会受到大肆的赞扬，因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大家并不会意识到整件事情的重要性。

为了能够在秋后算账的时候，证明自己的决策是经得住考验的，决策者只好采取保守的战术，尽可能地不做需要冒险的事。现在类似医疗事故的情况越来越常见，为了避免决策上的失误。医生会让我们尽可能多的做检查，虽然有些检查并不需要；采用更加保守的治疗方法，哪怕这些办法收效甚微。这些措施与其说是对病人有好处，不如说是保护了医生的利益。

无独有偶，同样的情况还会发生在企业决策者身上。大部分决策者，更准确地说是职业经理人会遵循之前有过的规则做事，而不是去创新，去冒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从结果来看，这个决策是合规的，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尽管可能在长期来看，冒险的做法是更为明智的选择，但冒任何一点风险对他们来说都会影响到自身职位的稳定性。因此凡是可以长期发展的公司，大部分都是家族企业。福耀玻璃的创始人曹德旺先生曾经说过，“世界500强95%都是家族企业。”这是事实，只有自己家里人，才能没有任期和绩效的限制，才能从更长远的角度来审视公司的利益。

而这种后见之明的偏见在我们评价决策者时也会有不良的影响。那些不负责任的冒险者，可能会因此获得不相称的回报。比如某位将军或企业家一次疯狂的冒险举动竟然成功了。那些一直很幸运的领导者不但从未因冒太大的风险而受惩罚，相反，人们总会相信他们有很强的鉴别力和先见之明，能够预见成功；而那些曾经怀疑过他们的明智的人事后也会被视为平庸、胆小、懦弱之辈。几次幸运的冒险便会给一个不顾后果的领导人罩上耀眼的光环：极富远见、英勇果敢。而这对一个企业来说，很有可能是灭顶之灾。

那什么才是真正好的决策者呢？中国有句古话，“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善医者无煌煌之名”。说得简单一些，凡事都做在前面，提前都把所有的风险都堵住了，自然就不会有任何风险，也就不必要那种能名垂青史的战斗了。以少胜多毕竟是少数，这种搏命的战役，都是绝处逢生，那又怎会落入如此境地呢？一定是之前的谋略出现了问题。

扁鹊一家三个兄弟都是学医的，有一天魏文王扁鹊，你们家三兄弟哪个人医术最高明呢？扁鹊告诉他说长兄的医术高于二哥，自己的医术则是三兄弟里面最差的。魏文王不解，那为什么你扁鹊却是最有名的呢？扁鹊说因为大哥能在病情发生之前就能事先铲除病根了，所以一般人不知道还以为他的治疗没有效果，所以他的名声没人传播，而二哥则是在病情发生时帮病人治好，所以没有很严重的后果，人们以为他只会治小病，在当地稍有名气。但是扁鹊却是人常常已经病情严重时治病，所以一般人都以为扁鹊的医术高明，所以名气就成为了扁鹊三兄弟中，最大的一个。

我们都不是像扁鹊家三个兄弟那样的能人。那我们怎么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呢？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们的思维中有各种各样的盲区，有偏见，有缺陷，但是我们如果集合更多的人帮助我们一起思考，就能避免很多单凭一个人无法识别的风险。古代把君王叫做寡人，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只有他一个人默默承受。但在现代，我们更充分认识到了人类的缺陷，应该更崇尚团队做决策，更加多样性，更加开放的接受各种不同的声音，才能帮助我们多算胜少算，一马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