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证史”，并不是文学史的研究任务 / 开普饭

一，“以诗证史”的尴尬

谈到“以诗证史”，陈寅恪先生绝对是逃不开的一个人物。

从《金明馆丛编》开始，直到《柳如是别传》，“以诗证史”就成了陈寅恪先生研究的有利武器。

但是“以诗证史”，并不是文学史研究的范围。

“以诗证史”的落脚点是历史，但是用具有审美品格的文学作品来反映历史，却有许多不足之处，因而这种研究方法也不受传统历史研究者的赞赏。

最后，这种研究方法停留在了一个尴尬的处境，只能往“国学”这个框框里装了。

“以诗证史”，对文学史研究来说是隔靴搔痒，对历史研究来说是旁门左道，本来打算两头通吃，结果成为了四不像。

这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在于，“以诗证史”对文学史研究几乎没有增益。

文学史以文学作品为核心，重点在于从作品中找出发展传承的脉络，并用历史的描述法呈现出来。

而“以诗证史”，其目的是将文学作品当成半截子史料，企图在将审美因素弃之不用的情况下，补足史料，对历史论述进行纠偏，或者增益某些史论。

由此来看，两者是背向而行，各怀心思，最后无非是增加了文学作品的诠释视角，研究的成果也和文学史离题万里。

另外，“以诗证史”也难以融入历史研究之中。

用怀疑论的思想审视正统史料，虽然有“为帝王美言”，“粉饰之词太繁”的缺点，但不可否认，传统的史料仍然是历史研究的主战场。

真伪与曲笔会在史料互证之中揭开面纱，这是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有的乐观心态。

用文学作品当新史料，我们就能避免出现“传统史料”的问题吗？我想未必。

虽然文学作品以“真善美”为风格，但这种“真”并不是历史的真，而是文学的真，是艺术的真，因此其可靠性还要打一个问号。

文学史的写作是从社会背景出发，到作家生平，最后落脚在文学作品，而“以诗证史”恰好走的是相反的道路。

与历史研究相比，它又选错了出发点，最后只得两头受气。

另外，“以诗证史”对研究者的要求极高，需要打通文、史，而非“初步涉猎”，最后难免在研究的实践层面成为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