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善骁·我与比我大一岁的庄则栋
八年了——八年前，庄则栋死了。庄则栋比我大一岁，罹癌去世时仅73岁，可惜了！
生前名噪一时，去世无人问津。这位国乒元老、体坛功臣，前半生过于张扬，后半生未免委屈。
无论如何，现代史上已经留住了庄则栋的名字，尽管并非浓墨重彩，只是轻描淡写，但毕竟留名青史了。在庄则栋自17岁加入乒乓球队起，在乒坛、政坛跌宕起伏的半个多世纪人生生涯中，至少留下了四段后人无法复制的经历。这些经历，足以使他跻身于传奇人物之列。当然有些人并不认可，而且始终拒绝这一事实，不过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一是众所周知的三获世乒赛冠军。庄则栋成就了中国乒坛史无前例的世乒赛三连冠，1973年国际乒联永久地授予他一座复制的男单奖杯——圣·勃莱德怀。而在1965年第28届世乒赛上，他还成就了中国男乒另外一项纪录，他夺得男单、男双、男团三项冠军，完成一届夺三金的纪录。庄则栋为中国乒乓球和中国体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是让庄则栋名扬四海的是著名的乒乓外交。在1971年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时，庄则栋向美国队队员科恩赠送礼物、握手交谈的照片登上了第二天日本媒体的头版，美国乒乓球队提出访问中国。伟大领袖在“时机不成熟”的体委报告上画圈同意后，突然以口头紧急指示“我欢迎美国队访问中国”，从而使中美关系的封冰开始融化。1972年4月庄则栋率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尼克松总统在白宫接见了庄则栋，引起世界轰动。这就是中国外交史上被誉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三是文革期间任国家体委主任两年多的庄则栋，被卷进了一场十年浩劫。上任后他忠实地推行四人帮路线，更换了很多干部，更与昔日战友徐寅生、李富荣结下怨恨。粉碎四人帮后，他被关入北京卫戍区审查四年，直到1980年9月解除监护，成为大起大落的实例之一。而他与江青关系子虚乌有的绯闻，以及与妻子、著名钢琴演奏家鲍惠荞的离异，更让他蒙上了扑朔迷离的面纱。
四是经邓小平亲自批准的异国婚恋，可谓空前或许绝后。世界冠军庄则栋与他的铁杆粉丝、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确立了恋爱关系，然而由于“政治原因”，他不准与外籍女子结婚。佐佐木敦子随后通过中国大使馆给邓小平寄去了申请信，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也在中日两国留下一段民间佳话。
当庄则栋在跌倒人生低谷的时候，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毅然选择了他。两人一见钟情，并开始了一段艰难的异国婚恋。为争取这一婚姻得到固有的中国体制的认可，这场暗中较量的“官司”直到邓小平拍板才得以终成眷属。
促成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的姻缘终成正果的月下老人，就是时任中国驻日大使并在日本享有很高威望的宋之光。正是宋之光大使、李清夫妇的深切同情和大力帮助，为处于劣境中的庄则栋，带来了后半生的幸福，他对宋之光、李清的感恩之情自然是难以言喻的。
婚后的庄则栋，决定将这段“异国奇恋”记录成书出版，也以此作为对宋之光、李清夫妇和邓小平的感谢。书稿交给上海一家出版社，双方签署了出版合同，约定稿酬按版税计算。然而在新书出版一段时间后，发行量一直在低端徘徊，与原先的预期大相径庭，稿酬也大大缩水。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行外人”庄则栋的怀疑——是否出版方有盗版偷印行为？为此他紧急叫停并收回版权。在无奈和愤慨中他向贵人宋之光诉说心事，宋之光一听也感到事有蹊跷，就说我把出版行家小谢找来，你对他谈谈吧。接到宋之光电话后，我在大使家里第一次与庄则栋见面相识，并由此开始了我们十年之久断断续续的交往。
尽管是同代人或可以说是同龄人，但庄则栋是皇城乃至世界名人，也曾是我心中的偶像。看庄则栋直拍两面攻打的乒乓球艺，最初是在电视中，文革初有幸在“六厂二校”之一的新华印刷厂亲眼观看，因为浙大好友杨方明时任该厂宣传部长，好机会不会忘掉朋友，后来也托他之福，又在北京体育馆现场观看了一场庄则栋的表演。
眼前的庄则栋依然如当年电视屏幕中看到那样，浓眉大眼，虎背熊腰，但是他的心情却已然大变。虎落平阳被犬欺，连对付小小出版社的鬼花招都束手无策，看到我这个救星来临，他迫不及待地向我诉说了这次出版遭遇。根据我的经验和判断，显然是出版社的编辑设计了陷阱，等着他这只肥牛落网，这种情况，就在我自己领导的出版社内也发生过，是个不易顺藤摸瓜的难题。看到庄则栋和宋之光、李清夫妇求助的眼光，我觉得身为版人，解决此事非我莫属，无论如何也要勇于担当。我答应一定设法，但容我与相关朋友商量一下，于是我与他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当时大概还是BB机吧），以便随时交流情况。
下一步怎么办？仿佛面对扯乱了的丝线，连我自己也不知从哪里下手。于是我找来了朋友、我们出版社的法律顾问叶志宏，与他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小叶是个很有经验和办法的律师，但也与我有同感，因为版税骗局无法以民事案件报警，只能通过法院起诉，可是难就难在如何查到真凭实据，何况出版社还远在上海。为进一步了解情况和商量解决方案，我与庄则栋多次沟通，他还特地做东在地安门大街一家他所熟悉的餐馆，宴请了小叶和我。
通过法院起诉不仅缺乏证据，而且旷日持久，胜负结果难以预料。为此我又找来“北京社科十联”（北京最有影响力的十家社科出版社组成的联盟，其中有我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中的两位出版社发行部主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王久安和法律出版社的老叶，请他们帮忙出主意。多方商议结果认为只能完全放弃通过法律途径的努力，尽快重版一本略加修改后的新书。庄则栋采纳了这一方案，在老叶的策划和安排下，不久一本新作《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在图书市场醒目登场了，那是1996年8月。
喜悦的庄则栋约我去他家，将他的新著郑重地以毛笔字签名后赠送给我。他的家在前圆恩寺胡同3号院（东厢房），外表古朴凝重的四合院，里面的装修却是他们伉俪喜爱的日本格式。庄则栋特别领我去参观他家的卫生间，那个大概是从日本买来的喷射虹吸式抽水马桶，是他最喜爱的“工艺作品”，也使我这个乡巴佬大开眼界。其实这座四合院并非他们婚后购置的，而是庄则栋父亲庄惕深的遗产，庄则栋出生在扬州，在抗战胜利他五岁时，父亲把母亲雷仲如和孩子们接回北京，起初住在宝钞胡同，1950年一家人搬到这里居住。
此后我与庄则栋又有过数次见面，都是宋之光和李清召集到一起的。由于宋之光、李清分别是我们出版社的顾问和副董事长，而前来出版社访问的日本朋友又很多，到了北京总免不了希望拜访或宴请慕名已久的大使夫妇，庄则栋也就成为重要陪客。
2005年4月21日，宋之光在医院病逝，按照他生前的“三不”遗嘱——不发悼词、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公开的遗体告别仪式，李清仅通知少数生前好友在北遗体告别厅与德高望重的大使最后见上一面。我与妻子接到电话后匆匆赶去，在那里也见到了庄则栋、佐佐木敦子夫妇，浸沉在悲痛中的我们，仅仅互相默默对视了一下。
最后一次与庄则栋见面，是2008年4月的一天，我们二人都应邀参加李清的一次私人宴请。不明其意的我应邀前往，看到酒店的一间很大单间内摆着两张圆形大餐桌，围坐着20余位宾客。李清把我和庄则栋拉到她的左右椅子坐定，在宴请开始时首先向在座宾客介绍说，庄则栋和谢善骁是她最亲密的两位朋友。然后她从容不迫地向大家披露了自己的病情，原来她早已不幸罹癌而且拒绝进行治疗，现在已到了晚期。这是一次她精心安排向亲朋好友告别的“最后的午餐”，席间她强忍病体的疼痛，微笑着不断向大家举杯敬酒，特别对庄则栋和我频频碰杯。又一次催人泪下的场面，坐在李清两旁的我们更无心绪聊天。
宋之光、李清先后离世，我与庄则栋也再无联系，以后听说他练习书法，功夫大增，又惊悉他罹癌住院，但因后来购买的新手机通信录上没有他的名字，连去电问候也不可能。我想名人多忘事，他大概也不会记得我了，不过他其实也没留下我的联系电话。最终在网上获悉，2013年2月10日17点06分，庄则栋在北京佑安医院去世。
庄则栋的一生，如同一颗流星，由一个小小的乒乓球升天，却也因这个小小乒乓球而陨落。有人形容他“做官八百天，倒霉几十年”，自1976年10月至1980年8月被隔离审查，随后又“下放”山西太原两年半，回到北京只在北京市少年宫担任了一名基层乒乓球教练。尽管不甘寂寞的他使出浑身解数，为开展乒乓球运动四处奔走，但由于文革中对徐寅生、李富荣伤害太重，在他们二人在主导国内乒乓界的八九十年代中，将他的名字完全屏蔽了，他变得寂寂无声，在当年的五虎将中，只有张燮林、周兰荪与他保持着来往。时间到了2002年9月初，庄则栋鼓起勇气提笔给徐寅生和李富荣等人写了一封道歉信，最终在张燮林等人的促成下，三人握手言和。
庄则栋先于他的老战友们走了。说他生前名噪一时颇有道理，但说他去世无人问津则不尽然。在他去世消息传出后，虽然无一政坛人士为他送花圈以表悼念（或许政坛新秀们都把他弃之脑后了），然而乒坛新老名将纷纷致以哀悼，其中国际乒联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深情地说：
他为我国乒乓球运动做出了很大贡献！1971年在日本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他与美国选手科恩的友好接触，引起各方关注。不久，毛泽东主席决策，中方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乒乓外交，震惊世界。小庄，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