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派写意人物画的时代新探索——读张永海写意人物画有感

南派写意人物画的时代新探索

——读张永海写意人物画有感

文 / 张廷波

在中国绘画各画科的演进历程中，人物画起源最早，演进形态与风格变迁亦最为清晰。从秦汉的线性装饰到魏晋的瘦骨清相；从盛唐的雍容典雅到北宋的谨严写实；从南宋的诗意造境到明清的消瘦纤弱；中国人物画为我们勾勒出了最为完整的绘画形态文脉传承。而单就写意人物画而言，仿佛我们追寻的目光一下便锁定在南宋的粱楷。粱楷虽祖籍山东东平，但真正成就其画史地位的却是宋室南渡之后。此后，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元代人物画，唐寅为代表的吴门派、曾鲸为代表的波臣派、以及清中叶的扬州画派与晚清的海上画派，共同构筑起中国古代人物画之形态演进主脉。这似乎也再次验证了学术界一直以来的普遍共识，南方文脉成就了中国画笔墨形态的正宗传承。自南宋至今，中国画笔墨传承几乎都是南强北弱。而张永海作为南方写意人物画家，其学术面貌与风格形成，颇具代表性与探讨价值。

《一曲清笛入云端》 34.5×46.5 cm, 2020年

进入新中国之后，中国写意人物画逐渐进入到学院传承的学术体系。而建国之初，由于中央美术学院的重要影响力与学术主导性，因而形成了在全国范围内的示范意义。然而，主导中央美院写意人物画教学的徐悲鸿、蒋兆和、叶浅予却无一例外均为南方人。这似乎再次证见南方水墨画家细腻含蓄、敏感秀润的气质恰恰契合了中国画水墨特质与情感表达之需要。而在张永海作品中，南方画家对于笔墨丰富表现力的细致准确把握，则再一次令我们感受到南方画家的隽永秀润与含蓄自然。

《观云图》 40×60 cm, 2019年

于是，我尝试系统梳理了张永海的主要人物画图式风格与学术脉络，并因由其独特学术风格而尝试追寻能够成就其具有极高绘画语言高度与风格辨识度的主要原因。我认为以下几方面因素共同构筑起一个清晰且极具研究价值的艺术家个案：第一，严谨扎实的学院教育与牢固的基本功，为张永海艺术之路的不断蜕变与飞跃奠定了扎实基础。从而使其无论是在驾驭重大题材的巨型创作，还是在捕捉身边生动形象的小品写生时都游刃有余。第二，闽文化温润厚重、含蓄内敛的特质，与其自身细腻含蓄、沉静稳健的笔墨风格之契合，铸就了一种独属于张永海的典型南派人物画笔墨语境。第三，对于生活的密切关注与巨大热情，成为推动其艺术之路不断向前迈进的无穷动力。这典型化地体现在他近些年以身边小人物为原型而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中，如2019年全国美展的进京作品《乡里乡亲》。第四，从不满足于已有成就，而是敢于不断超越与摒弃自我，成就了张永海笔下一个个鲜活的艺术生命，也最终使我们不断接收到更多关于张永海的鲜活艺术讯息。因此，当系统研读过张永海的主要创作轨迹与代表性作品后，我坚定地认为倘若要研究中国人物画史学演进形态与风格图式面貌，张永海是不能被绕行的。尤其是在近些年以地域风格研究建构中国美术整体形态流传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热点之后，以张永海为代表的福建写意人物画群体，必将呈现出越来越具有影响力与辐射度的学术张力。

《乡里乡亲》 195×220 cm, 2019年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 300×800 cm, 2017年

（合作：张永海、赵胜利、文亚坤）

特别是当我关注到张永海近些年更为传神生动的创作时，经常不禁为其笔下从无概念化与制作感的人物形象而感到激动不已。因为在很多艺术家的个案梳理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很多画家由于太过于坚守一种被业界普遍接受的图式风格而陷入到两难之境，进而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自身天赋与潜能。而这在张永海身上完全没有显现出来。他原本完全可以固守已被业界广泛认可的图式风格与形态面貌，而坐享成功之后巨大的收益。然而，张永海却从不自满，他甚至跨界到了新瓷画、岩彩绘画、综合材料等领域，且同样收获了不俗的成就。面对不断更新着的、带有极高学术探索意义的创作形态，我们显然能够从他充满激情的作品中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一位真正艺术家颤动而炽热的心。我相信，他每次在面对一张刚刚铺开的宣纸时，在面对一次新的创作时，甚至是每天醒来之后仅仅还是在脑海中构思时，都在试图超越自我。张永海不断探索的艺术足迹，实际是在实践着他内心的艺术雄心与学术抱负。

《梦蝶图》 38×138 cm, 2018年

更为重要的是，张永海正处于一位中国画家最为黄金的创作年龄段，未来他必将还会在不断超越的过程中为我们创造更多的艺术形象。而我也坚信，当学术界再次尝试梳理研读中国写意人物画的史学状态时，张永海必将成为更具典型研究价值的学术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