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程序员的自杀透视亚洲人的问题

十多天前，某通讯公司员工自杀。

几天前，某韩国艺人自杀。

这些，让2017的年尾蒙上了些许悲凉。

但在亚洲，自杀现象并不少见。日本就有着高自杀率。

亚洲国家自杀现象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因此应结合亚洲社会特点，更有效率地利用社会资源进行自杀干预。

很多研究已经报道了日本的高自杀率，但是并没有考虑到这种现象背后是亚洲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东方人崇尚儒家哲学，其价值观在于和谐中庸、团体主义，这和西方强调独立个体的社会环境相矛盾。同时亚洲人没有寻求精神心理援助的习惯，因此精神科医生的增加并不能直接降低自杀率。可以为这个观点提供注解的是，过去10年中，尽管中国台湾精神科医生人数翻番，但台湾自杀率却增加3倍至17.2/10万人。

与西方社会不同，亚洲国家自杀原因中，严重的生活压力比“抑郁”影响更显著。在香港和台湾，攀升的自杀率源于经济衰退和烧炭自杀的媒体宣传。在日本，自杀率与失业率相平行，工作压力性自杀较常见。日本已提出全国范围内综合预防自杀的总体规划。日本自杀人群主要风险因素是心理问题和自杀未遂，以及日本社会老龄化。目前日本政府已拨出更多资金用于治疗抑郁症，包括对早期高危人群，由内科医生初步筛查和精神科医生专业甄别等。此外，开展随机对照试验和区域性自杀干预研究，以便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多证据。

目前亚洲国家中，精神心理援助服务难以获得、难以负担，已逐渐成为预防自杀的新障碍，考虑到亚洲庞大的自杀人数（占全球60％）和人口规模，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心理援助模式比单一精神科临床治疗能更高效率地利用资源。

总之，对每个国家来讲，预防自杀都是艰巨的挑战。我们需要更多讨论和反思的是，如何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更有效分配社会资源来更好地预防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