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贾康：我看海南离岸示范区的创新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海南国际离岸创新创业示范区建设暨区块链·数字资产交易技术创新高端论坛上的发言（2019年12月1日）。

我讲讲我的初步理解：对于海南，现在的中央战略部署是把原来的“国际旅游岛”，升级为一个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建设任务，这样，中央是把非常重的棋子摆在这里，自有全局意义。我认为直截了当地讲，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过程中，更需要在当下贸易战的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制约已经明确形成的情况下，争取以在海南的战略部署及其突破带动全局对冲不利因素，当然这一全局的战略又给了海南机遇。打造自由贸易港区内在逻辑是什么？中国的改革需要全面开放的促进，或者说倒逼，开始有同志讲“倒逼”有点难听，但请注意，总书记已经用了这句话。有关改革的这么多文件，现在读都读不完，但怎么样在改革深水区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呢？海南的部署就要肩负给全局以新的推动力的战略使命。这个部署还要跟另外的重点部署相呼应，比如在珠三角，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建设自贸港同样，也是要更加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要真正做到，才能实现必须完成的新两步走，到2049年建设成现代化强国。

我们特别强调，中央很清晰勾画的“新的两步走”主线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改革深水区的继往开来，体现了中央决策层大政方针落在供给侧必须攻坚克难，通过改革形成有效制度供给，那么首先要从制度的结构优化破局，“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带动整个经济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为这些宏大命题落到实地，海南要看到对全局承担的义不容辞的使命，又要注意由此而给海南提供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我的印象里，邓小平80年代就把发展眼光放到海南，到后来中央一步一步推到现在已经非常清晰，整个一带一路布局和全面改革、全面开放，要合在一起实现中国超常规发展，海南要属于最高开放度之位，离岸创业创新要率先打造示范区。

从定义上看，“离岸”首先是讲离岸金融，某个具体区域做金融的离岸中心，是以作为非本地法定货币的外币为交易标的、非本国居民为交易对象的交易体系，形成一种独特的和全球要素流动连接的机制。依我的理解，现在讲海南的离岸创新示范区，是要扩大到除金融以外的其他要素、产能，要在全世界跟上创新大潮的潮头。把创新相关的产业引到海南来，首先要面对全球，这样有点类似过去说的“两头在外”，最大限度地在全国率先开放，带来的是必须打造最高标准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不然将是空谈。争取突破的区域，怎么能做到最高标准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上海自贸区有很好的概念，但执行过程中仍然有各种困惑。首先是企业要有“准入前国民待遇”，创业不会受到任何歧视，一旦取得法人身份，只有那么一个“负面清单”不能做，其他的想做什么做什么，企业是“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只要不碰不可为的负面清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清单就要争取越做越小。在海南实验区，要打造最高水平的负面清单，也意味着防控风险的考验，对企业给的空间越广阔，越要注意在这方面怎样恪守法治化原则，容忍企业的试错，同时还要有“如来佛手掌”式的掌控能力，这是对我们的挑战。处处小心谨慎，不是我们做示范区的精神状态，我们要敢想敢闯，要让企业家这种天然具有冒险精神的人真正放开手脚，最好的境界，就是比上海自贸区做得更有声有色。政府这边，则是“正面清单”，是政府必须得到授权，比如海南人民代表大会确定政府职权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别想这也管一下那也管一下，而且有权必有责，政府运用财政资金，事前事中事后都要有绩效考评问责，有奖有惩，不能一心在那混。最高标准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原则合在一起，就是把负面清单、正面清单做到尽量优化。既然自贸区已开始做了，从这个方面入手，鼓励大家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也不讳言，最早在海南闯、而个人命运相当坎坷的领导同志，对后面的同志形成一种心理障碍，但我们可更多寄希望于政府给出负面清单，让企业家去闯，政府内也要有血性、有担当的体制内优秀同志在权衡关系的同时锐意创新。说来说去归结一句话：海南机遇就在面前，为能够最大限度调动活力，我们的切入点，应是从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来调动国家治理体系中一切潜力与活力。

关于海南的一些相对优势，其实过去已经讨论得比较充分了，农业育种啊，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啊，后来注意到博鳌成了品牌，结合外交，在医养方面能不能有突破？现在创建首个离岸创新创业示范区的日程中，应强调对高科技要进一步考虑一下：发展高科技的特点是不那么强调循序渐进，主要看能不能拢住一批人才实现重点突破而引领新潮流。这是我们要打主意的战略构想。人才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海南自己培养人才也很重要，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让人才贡献智慧的同时，要有相对稳定的团队，在海南从示范区开始，形成打造有声有色的创新创业基地的追求和气势。这方面应匹配的政策，我讲一个很实的事：中央对粤港澳大湾区明确作出部署之后，很快粤深和中央达成个人所得税优惠的红头文件，形成在中国有法律依据的规则：广东深圳粤港澳大湾区的外籍专家，按照新的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由当地政府以补贴方式控制在最高税率15%，地方政府用的补贴方式，就是把实际税负压到15%。我想，海南是在特区里面最特别的地方，那么至少要援引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而且落到海南，还可考虑对本土专家援引这个政策，这是为拢住人才应该积极采取的措施。要争取方方面面的认同，变成实际可操作的事情。

过去总是有人讲要注意自己的可承受力，但是往往最容易出现的偏差，不是鼓励大家在创新中去闯，而是尽量少去惹麻烦，结果不能有作为有创新。比如，过去“国际旅游岛”文件明确确定，海南可以发行体育竞猜型彩票，什么意思？就是可以先行办赛马。给了海南这个特殊政策，但海南就是不敢动；这次“自由贸易港”文件，再次写入，似乎大家掂量来掂量去，至今还是不敢做。明明白白中央就是希望你们突破，还犹豫什么？这个事可把舟山同志憋苦了：海南有文件都不敢动，你动什么？舟山就根本动不成。

有些事看着似乎不太大，但标志着有无创新的风气与态势：比如改革开放初期首都机场出了一个壁画，有裸体形象，后来有关单位在舆论压力下又不得不用屏风挡着，很多外商出入，都要看看屏风后面的画有没有撤掉。这么多年了，要以小见大。希望中央部委和海南互动的时候，也要解放思想。我深知中央的文件到了部委，也往往讨论来讨论去，却不敢落实。“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中央重新表述了这个话——我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央各个部门、方方面面、各个企业，要共同努力，在解放思想前提下，争取打开新局面！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