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荐书丨《浮滨撷英：广东大埔、饶平原始瓷发现与研究》
《浮滨撷英：广东大埔、饶平原始瓷发现与研究》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简体横排
定价：158.00
出版日期：2020.09
ISBN：9787532597482
作者简介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90年，其下设田野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古建研究中心、技术资讯与文物保护中心和办公室等机构，承担全省（除广州、深圳、珠海）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及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古建筑勘察设计等工作。
内容简介
浮滨文化是广东省商时期酱色釉原始瓷阶段的重要考古遗存，极具地方特色，20世纪70、80年代饶平、大埔两县的发掘，更是重中之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目前可以收集到的饶平县联饶、浮滨，大埔县之王兰墓葬发掘资料，包括原始瓷器的釉色、墓葬随葬品组合、平剖面图等信息，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发表，以满足学界之需。
目录
序 一 徐天进
序 二 曹 劲
前 言
第一章 概述 1
第二章 饶平县浮滨文化发掘品 3
第三章 大埔县浮滨文化发掘品 21
第四章 大埔、饶平、丰顺浮滨文化采集品 51
第五章 结语 61
附录一 大埔浮滨文化黑釉原始瓷工艺的初步研究
周雪琪 崔剑锋 吕竑树 陈天然 肖红艳 李 岩 邓亿娜 谢 俊 67
附录二 浮滨文化的研究史 邱立诚 79
附录三 回忆浮滨文化遗存发现和发掘的几件事 邱立诚 93
后 记 99
序一（徐天进）
李岩先生告知，他近来费了一些功夫，重新收集、整理了20世纪70—80年代在大埔、饶平两县发掘的几处“浮滨文化”遗址的材料，并编辑成“报告性质”的图录——《浮滨撷英：广东大埔、饶平原始瓷的发现与研究》，即将付梓刊行，这实在是一大善举，可喜可贺！
“浮滨文化”是分布于粤东、闽西南地区先秦时期最重要的考古遗存。自20世纪30年代发现以来，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在该文化的年代、分布范围、文化特征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一系列基础性的研究上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但由于发掘时期客观条件所限，已发表考古材料的质量并不尽如人意。一是材料的完整性不够，为数不多的几处重要墓地所出的遗物均未能完整发表；二是已发表的材料也只有线图和少量的黑白照片，而且图像的质量也不理想（这在早期的发掘报告中并非个别现象）。而这批资料对闽粤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又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因此，重新整理并刊布这批资料也是所有关心该地区考古研究的学者的共同期待。
全书分五章。第一章为概述，详细介绍了本书著录遗物的出土背景和“浮滨文化”陶瓷器及玉石器的基本特征。第二章著录了饶平县塔仔金山、顶大埔山两处墓地共18座墓葬的随葬品，第三章著录了大埔县金星面山、屋背岭、斜背岭三处地点共22座墓葬的随葬品，第四章收录了饶平、大埔、丰顺三县博物馆及广东省博物馆藏的相关采集品，第五章为结语。书末附录三篇文章，一篇是周雪琪、崔剑锋等撰写的《大埔浮滨文化黑釉原始瓷工艺的初步研究》，通过对馆藏浮滨文化的部分黑釉原始瓷样品进行原位无损分析，对浮滨文化黑釉原始瓷的成型工艺及胎土和釉料特征进行了讨论。一篇是邱立诚（“浮滨文化”发现和研究最重要的参与者）的《浮滨文化的研究史》，对“浮滨文化”的研究过程做了系统梳理，并详细介绍了广东、福建两省“浮滨文化”的重要发现；还有《回忆浮滨文化遗存发现和发掘的几件事》一文，回顾了发现、发掘的过程。通观全书，的确如编者所愿，很好地完成了“报告性质”图录的编辑初衷。资料部分严格以墓葬为单位进行整理，不论是完整的器物还是残破的器物均收录其中，对报告中曾介绍而现在未能找到的器物也做了客观的说明。照片的质量也很好，基本能够反映器物的原貌，并附有每座墓葬的平面图，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这是“浮滨文化”的又一部新的考古报告。
在详尽公布资料以外，作者还对“浮滨文化”的分期、源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概括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 关于“浮滨文化”的分期和年代。作者通过对尊和折盘豆两类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将浮滨文化分为三期，其年代分别相当于商代的早、中、晚期。虽然现在还没有可靠的地层关系来证明这样的序列是否准确，但从该区域更长时段的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看，其对年代的判断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第二， 关于“浮滨文化”的形成或部分文化因素的来源问题。作者基本同意魏峻之前提出的观点，并增加了带把壶、葫芦领造型及条纹装饰的器物等具体实例，说明“肩头弄者是屋背岭及浮滨文化带把壶的源头，不仅有类似的器形，而且陶器表面由人工涂抹黑皮的做法，可以视为酱色釉的前身”。还认为“戈在广东出现的时间稍晚于牙璋，牙璋可能是夏商之际至早商阶段传入并本地化的，而戈则可能是商代早中期才进入广东的”。这些意见不仅对认识“浮滨文化”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讨论华东和华南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交流问题（东南沿海半月形文化带的形成问题）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三，作者最后还就“浮滨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做了简要的论述。这些问题包括：年代学框架的继续完善；“浮滨文化”的去向及与“夔纹陶文化”的关系；原始瓷烧制技术的演变过程，即“着黑陶”—酱色釉原始瓷—黄绿色原始瓷的技术演变过程；闽粤地区原始瓷技术在中国瓷器起源阶段的地位等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仍需依靠今后有针对性地开展田野工作。居住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对“浮滨文化”的聚落几乎完全不了解）、陶瓷窑址的调查和发掘、以往发掘墓地的复查与勘探等应是未来田野考古的主要方向。由此可见作者对该学术课题的清醒认识，这使我们对“浮滨文化”研究的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
该书的出版，不禁使我联想到以往的考古报告中陶器的著录问题。陶器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早已为从业者所熟知，并津津乐道，但是当我们翻检发掘报告，不难发现，若同时有铜器、玉器或其他精美的遗物，陶器的图片通常都会排在后面，并多用黑白照片（拍摄和印制质量往往都不高），而且图片的尺寸也会小一些，即一版容纳多件器物，测绘图的质量也参差不齐。造成这种现象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过去可能受限于经费的不足，因此需要尽可能降低印制成本，比如减少版面、用便宜的纸张、多采用单色印等等，但除此之外，排版次序的先后、图片尺寸的大小、资料处理的精细程度等，或许也暗含着作者对遗物价值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遗物在考古人心目中的真实地位，即考古人自己对陶器的重视程度似乎并没有说的那么重要？！报告所刊布的陶器信息应该客观反映诸如陶质、陶色、纹饰、制作和使用痕迹等内容，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这不能不说是对发掘资料的一种浪费。对报告中器物特征的认知只有发掘和整理者最清楚，而若不能从图像资料获取需要的信息，大多数阅读或使用者只能转而信从文字的描述，而我们都知道，对器物的文字描述迄今为止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因而带有描述者极强的主观性，可谓人见人殊。因此，一部合格的或高质量的发掘报告，理应有高质量的图像资料。《浮滨撷英》基本上是以陶器为主的“报告性质”图录，和此前曾发表的报告相比，其优劣一目了然。我想说的是，在经济状况得到极大改善、技术条件日益成熟的今天，我们不妨改变一下以往的习惯做法，可以像对待青铜器、金银器和玉器等“珍贵文物”一样对待陶器，发表更多高质量的陶器图像资料，从而使陶器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浮滨文化”或因其偏居华南一隅，有极强的地域性特征，又无“惊人”的大发现，所以长久以来并未成为学界所普遍关注的焦点。对大部分考古学者而言，她依然是一种陌生的存在。该书的出版，当可增进更多学者对“浮滨文化”的了解，并引发关注和更广泛、深入的讨论。
前不久刚出版的《广东出土先秦青铜器》是对以往粤地出土青铜器资料的一次系统整理，《浮滨撷英》则是部分“浮滨文化”资料的集成，两书都由李岩先生主其事，虽然内容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对“旧资料”的新发掘、新整理，当然还有在重新整理之后提出的新认识。李岩先生的劳动成果嘉惠于学林者，不止是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研究材料，同时还提醒我们，重新整理、出版“旧资料”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为此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今后如果有更多的机构或同仁可以仿而效之，对过去刊布内容不完整，或出版质量欠佳的发掘资料给予重新的整理和发表，那也是一件“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其价值亦不可小觑。
是为序。
2020年8月30日于沪上
序二（曹劲）
《浮滨撷英：广东大埔、饶平原始瓷发现与研究》这本书得以面世，首先要感谢李伯谦老师、 徐天进老师，两位先生的肯定和热情帮助，特别是学术上的指导，使我们的整理工作得以顺畅、高效地完成。在编纂的过程中，我们也屡屡想起饶宗颐先生，饶老在世时对浮滨文化研究持续的关 注和关心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动力。
考古学自诞生以来，或因新材料的发现，或因学者们对过往发掘资料的持续探索，不断刷新 我们对自己过去的认知。粤境浮滨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例。
浮滨文化遗存，其发现并命名虽然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但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不断进步的背景 下，其新的价值也不断凸显出来：
根据今天的认识，以酱黑色釉原始瓷为特色的浮滨文化，分布于福建西南、广东东部，她的发 现完善了这个地区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
对于更为广泛的东南沿海地区夏商时期原始瓷与几何印纹陶文化区而言，她独具特色，她的 发现同时也是中国酱黑色釉原始瓷最早的发现之一，她与浙、赣、闽交界处的着黑陶在技术传统 上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着黑陶技术发展的承袭者；
众所周知，三代时期，中国出现了以北方中原地区为核心的青铜文明，西来的青铜冶铸技术 在中原大地开花结果，成为东方世界的代表。东南地区的原始瓷为中国所自创，为三代时期重要 的技术创新；浮滨文化原始瓷与印纹陶文化区中的其他遗存，共同构成了中国青铜文明多样性之 壮丽多姿的历史画卷。
虽为原始瓷，但其对于世界历史也具有重要影响，这影响不仅仅囿于当时，乃至今日，乃至后 世。正是从原始瓷发展起来的瓷器，成就了后来的海上陶瓷贸易；而当下“一带一路”所倡导的， 依然是这种文明间的交流与促进、经济上的开放与共享。
今天的粤东地区仍然是中国著名的陶瓷产地与输出地。追远抚今，我们更觉责任之重大。研究先行，后续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等一系列课题，已摆在了我们面前，我辈将继续上下求索， 砥砺前行。时值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卅周年之际，谨以为序。
古籍新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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