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讲课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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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是我喜爱的作家，他的书读过不少，课却一次也没听过，他似乎是不善言辞的。其讲课情形在梁实秋先生笔下是这样的：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他仆仆风尘的到了清华园。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看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忆岂明老人》）。
在冰心先生眼中是这样的：
我在燕大末一年，一九二三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冰心一九九一年五月九日致陈子善信）
以上均据止庵编《〈周作人讲演集〉序》。这样描述他的讲课，我还是能够接受的。可当我读到杨亮功先生的描述时，无论如何难以接受了——
当北大新旧文学论战最高潮时期，也是中文学系在教授方面人才最盛时期……当时中文系教授有刘申叔（师培）先生讲授中古文学史，黄季刚先生教文学概论，黄晦闻（节）先生教诗，吴瞿安（梅）先生教词曲，皆是一时之选。其次如钱玄同先生教文字学亦颇负盛名。在教学上较差的要算朱逷先和周作人两先生了……（《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之《五年北大读书生活》）。周作人先生教的是欧洲文学史，周所编的讲义既枯燥无味，讲起课来又不善言辞。正如拜伦所描写的波桑教授：“他讲起希腊文来，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因为我们并不重视此学科，所以不打算赶他（同前）。
杨先生于1915至1920年在北大读预科与本科。他所说应该是自己真实的感受。可他不知道，他的这番感受，对我造成了多大冲击？原来我喜爱的知堂先生，在他们这般学生眼中却属于被赶走的行列？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那他又如何解释下面这段描述呢？
第一教室在楼下，是一个大教室，可容纳一二百人，我们去第一教室看周作人讲课，黑压压地挤满一屋子人。我们都大吃一惊，这种声势，这样气派，在北大是少见的……我们在教室门口望了望，根本没看见讲课的人，后来听说他讲中国新文学源流之类的题目，是中文系的课程（谢兴尧《回忆知堂》）。
综前所述，我只能这么说，对于知堂之授课，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当然，不善言辞的名人并非仅仅知堂一人，美国大哲学家杜威亦在此列——
杜威他是一位国际驰名大哲学家，但确不是一位优良教师。他不善言辞，有时使用艰深字眼令人难解。不仅外国学生有此感觉，即是美国学生也不能免。因此我们这一班学生约有二十人，每人拿出美金五元请一位速记小姐，由她将讲辞速记下来，加以整理，分发各人。至于他的高足克伯屈的教学就大不相同了，克氏富于讲述天才。听他讲课的人有时超过五六百人，（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正式教室不能容纳。因此他经常在霍里斯曼大会堂，有时在大学剧院上课（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之《在美求学六年的经过》）。
这还不算是最严重的，还有那站在讲台上半天一个字也说不出的——
沈（从文）无教学经验，且讷于言。初到学校（中国公学），上第一堂课，站在课堂上，约半小时，不发一言，其窘可知。但学生因震于其文名，亦不表示反对（杨亮功前书之《吴淞江上——我在中国公学一段办学的经历》）
即使如此，也不影响他追求小自己八岁、功课好又爱运动的校花张兆和为妻。
其实，演讲这项能力，是可以训练的，古希腊罗马那些大演讲家，如西塞罗等，就都是经过专门训练而成的。可别小看三尺讲台，它可是块充满神奇魔力的地方，坐在下面看没什么，可当你一旦站立上去，成为主角，假如没有丝毫经验，非出问题不可，恐惧会紧紧攫住你，让你心跳加快，血往上涌，两手发抖，头晕目眩，可它在此时偏偏又卡住你的脖子，让你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当年的沈从文就是好例。鄙人所学为师范专业，临近毕业去中学实习前，先在同班同学中试讲，明明准备了四十五分钟的内容，只用了大约二十分钟就讲完了，而讲台下面不过坐了三两个同班同学，就把我吓成这样。可当你登过几次讲台，将恐惧之情从胸中驱走走，情况就大为不同。驱赶心中对听众之恐惧之情，如同巫婆之驱赶恶鬼一般，非亲历不行。鄙人在市北中学任教时，学校实行语文课课前演讲三分钟制度，每次老师上课，先请一名学生登台演讲三分钟，内容自定，但必须是脱稿演讲，一次不过关，下次再来，按学号进行，从无间断。我没做过统计，但我想，市北中学的毕业生，以后假如登台演讲，大约会比那些从未登过台的人要老练许多。
当然，进行口头表达的训练毕竟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真正困难的是训练一个人之思考能力，我们的不善思考者，恐怕远远多于不善言辞者吧。这是题外话了，既然跑题了，索性再扯远点——而哲学家之间的讲台较量，就又不仅仅是普通的登台讲课那么简单了，这一点叔本华可以作证：
他（叔本华）从反理性主义的一贯立场出发，尤其憎恨推崇理性的黑格尔，把他比做是“精神上的珈利本（莎翁《暴风雨》中的丑鬼），痛加挞伐。他还不自量力地亲赴柏林，就在黑格尔讲学的柏林大学和黑格尔展开了一场争夺哲学影响的斗争。他选择了和黑格尔讲课的同一时间，讲授他的哲学体系，结果一败涂地，听着寥寥无几，据说从未超过三人，最后不得已只好偃旗息鼓，撤销了这一讲座。他在柏林大学任教二十四个学期，但开课时间加在一起还不满一个学期。他本人也始终未被提升为教授。这使他好不气恼，称柏林是一个“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可诅咒的土匪窝”（任立《〈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译本导言》）
他这就不仅仅像知堂、杜威那般是表述方面的问题的，而是进行了激烈哲学学说斗争之结果。当然，与黑格尔对垒之失败，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哲学家的，深刻的思想与精彩之演讲，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
二O一七年六月廿九日上午
（特别鸣谢 照片拍摄 叮 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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