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人曾记起，我忽泪相忆（之一）——忆他们

三    坔    夜   话

一方水土坔有一方文

这里是《三坔夜话》，李老师斯时乡轩临窗，于此跟你诗词吟哦，抒怀述志，漫笔人生，点情碰心，说故事，聊语文，话庄道巷，谈古论今，......

昨夜好月色，这初冬的月光洒在窗前，如雪如霜，如脂如玉，皎洁滋润，让这沉寂的夜，更显得十分地静默空灵，也更让人情漫漫，思悠悠，浮想联翩。我躺在床上，看着这月色，切身体会到了李白的《静夜思》中“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诗句的那种意境，同时也似乎很自然地想到了蒲松龄笔下的《聊斋》，想到了人生的苦短，想到了那些早逝的同事……这样的想着，我便渐渐地进入了梦乡，那些同事随之也就出现在了我的梦中。

我在王坔学校教学时，我的同事中逝去的已有十人，单同住于王坔村的就有六人，其中四人属于早逝。最年轻的是杨老师，走的时候只有三十六岁；再就是徐老师，同样倒在“奔四”的路上；还有一位，则是刚过了“知天命”，便离开了人世；只有薛校活过了退休，却在“暗九”的六十三岁那年死了。

杨老师高高的个子，非常地勤劳，非常地朴实，人随和而又具个性。他是民办教师，是独子，上有双老，下有三小，只有二十多一点的月工资，生活负担相当重。他白天到校上课，忙农活以及担水、喂猪等家务则是披星星戴月亮地在家苦干。由于太辛苦、太劳累，所以看上去他不像个年轻人，而是像个中老年人，尤其是晚秋一过，他就戴上个耷拉着帽檐的帽子，像极了电影《青松岭》里的一个叫钱广的人物，他因而得了个“钱广"的绰号。他确实很精算，但不是钱广那样的精算，他精算的是时间。他常常是踏着点来上课，为此而没少被校长白眼，甚至批评，只是他并不在意，似乎也不接受批评。他有他的理由，就是他老小重，虽赶点却没迟到。

那年，他走得似乎很突然。好好上课的人，他就晕倒了，送医院一查，竟是肝癌晚期，从此他就永远地离开了课堂。三十六岁，正是一个男人年富力强的黄金时期，可杨老师却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抛下他的妻子，丢下他的三个孩子和年迈的父母，独自一人到了另一个世界。他的妻子不得不用柔弱的肩膀挑起生活的重担。含辛茹苦，她把孩子们一个个抚养成人，娶妻生子，在苦日子终于熬出了头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她竟追随她的丈夫去了。

那位跟杨老师差不多年龄走的徐老师，其境况以及病因也都跟杨老师差不多。当然也有截然不同之处，那就是杨老师个子高，而他个子矮，大概比潘长江还要矮一点，人也绝对没那么壮实。只是一如潘长江所调侃的“浓缩的都是精华”。他挺有水平，是省泰中的老三届毕业生，与曾任泰兴师范校长的叶振生，也就是当时省泰中校长叶复初的儿子是同班同学。他上的数学课，学生们都特爱听，教学质量相当好，口碑不错，校长也很器重他。

那年，泰兴师范有一个专招民办教师转正的进修班，学制二年，这是改革开放后泰兴对民办教师所发放的第一个“红利”。我和徐老师都报了名，也都有绝对的把握能够录取。然而，“蜂蝶纷纷过墙去”，疑似春花在邻家，就在我们积极备考时，我们被告知，这个班只针对小学老师，我们因教中学，而失去了参考的资格，换言之，也就失去了转正的机会。我们自然都很失望，不过徐老师似乎因此而更悲观些，提到此事，便有点长吁短叹。一年后，他竟然告别了这个世界。

薛校这个人有点特别，很有表达能力，也很惜才，他整过人，也被人整过，是个令人褒贬不一颇具争议的人物。他当过兵，退伍后，同样是从民办教师做起的。红色风暴中，他是“五大总部”教工造反派头头，保了一些老同志，也整了部分老同志；到了运动后期，他自己则被打成“五一六”，进了郭庄学习班，关了“牛棚”，尝到了挨整的滋味。

他对我是很矛盾的，我对他亦很矛盾。一方面，他很关心我，也很欣赏我；另一方面，他又常让我过不去。他的堂妹是上海知青，插队云南后，他设法将她转插到我们老家，以便于照顾到她。这位上海姑娘来到他家不久，我们就相识了，并且由相识发展到相恋，由“地下”发展到差不多公开。薛校对此事心里十分清楚，可他啥也不说，却顺从我家庭的意愿，根据我的家庭实际状况给我当红媒，给我介绍了另外一个对象，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我不知道当时他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是错了还是对了。只是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立马就去吊唁了。他的堂妹也从上海赶回来了。我们没有相见，谁也说不出为什么。

在王坔学校呆了近六年，后来我就调到闻岱学校去了。可从王坔学校步入杏坛的这六年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尤其是这逝去的几个人，其人其事都恍若眼前。斯人已去，今之忆起，仍不免叫人扼腕，令人唏嘘，无论与其曾经关系疏近，也无论其是非功过，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同事之情，则永远的留在了我的心中，因而让我每每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