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记住唐宋时期的鄂州的地标性建筑黄鹤楼、头陀寺、南楼、南草市、鹦鹉洲

请记住唐宋时期的鄂州的地标性建筑黄鹤楼、头陀寺、南楼、南草市、鹦鹉洲

由于南渡之后迅即发展起来的市场主要集中于鄂州南市,鄂州、汉阳两城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形象截然不同。

大都会,这是时人对鄂州城的普遍印象。《人蜀记》、《吴船录》中的资料已见上述。黄斡称;“鄂州军饷所聚,人物繁盛。"戴复古《鄂州南楼》诗亦有句云:“江渚鳞差十万家，淮楚荆吴一都会。”这些都表明了当时人对于鄂州城市发展水平的总体评判。

作为大都会，自有成其为大都会的城市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游人要有吸引力。鄂州在唐代就颇有一些名闻遐迩的名胜，如头陀寺、黄鹤楼。到了宋代，黄鹤楼已经湮没无闻,但在它旧址所在的石城山上,又兴起了一个新的名胜,因为在鄂州仪门之南，号为南楼。北宋时黄庭坚就有句咏之“江东湖北行画图，鄂州南楼天下无"。《吴船录》亦称之“轮奂高寒,甲于湖外”。而此楼与之前的黄鹤楼所不同的是，黄鹤楼只是一个单纯的登临胜地，而此时的南楼不仅因其得江山之会而可以揽画图之胜,并且还是一个觥筹交错的场所。从《人蜀记》《吴船录》中可以看到，当时宫员应酬、士人雅集都是假南楼之地进行的。这可以说是鄂州整个城市商业化气息在宋代较唐代更加浓厚的一个鲜明标志。

其实在唐代鄂州也已发展出一些歌舞征逐的场所。蒋吉《旅泊》诗有云:“霜月正高鹦鹉洲,美人清唱发红楼。”只是到了宋代,这-档次的活动设施更有所进步。《吴船录》所载南市的情形已见上述:“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因之其夜生活也就十分丰富，该书另一段文字记载:“楼阁重复，灯火歌呼，夜分乃已。”自然，其中少不了也有人操持特种营生。较典型的一条资料称:

有赃败失官人王训者，居于鄂州南草市,卖私酒起家，妻女婢妾皆媚妓,结托总漕，两司属官时复群饮于训家，训出群娼以奉之，污秽廉所不至。两司公事独训占断请嘱。鄂州人呼训家为淫窟，又呼为关节塌坊。

类似、或者有类似追求的酒楼显然不可能止此一家。这可以说是鄂州繁华的应有之义。然而鄂州在南宋的繁华有一个特点:它的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特殊身份。南北对峙的军事形势,造成“当走集之地”的鄂州不仅“商旅辐凑"而且“兵民错居”，同时又有“诸州配隶”而来的“强盗凶恶贷命之人”,其数量颇为不少,人称“最多”。镝偏该地民风劲悍，唐代有“非用威不能治”之称;两宋之际经受破坏,有“暴客啸呼，出没于其间，白昼操戈杀人,掠取财物”，以致官吏都“惴惴然不能自保";安定之后,外来人口大量涌人，“在城内外生齿繁盛”团，又导致土客矛盾愈日严重，“争讼不息●汉阳的情形正好反乎是。黄翰多次在公文和书信中提及汉阳为“斗大之郡，且称其“城之内外千余家耳”,仅相当于鄂州“十分之一”。既如此,其“民淳事简”便是一个很容易得出的结论。黄斡在一封半公文性质的书信中曾形象地描述道:

此邦民淳事简，日领词讼不过三五纸，晨起治事一二刻即退，终日可以高卧。财赋之入不过市井酒税，亦不难办。真无毫发可以图报朝廷知遇之意，身虽佚而心实不遑安也。

黄幹是一个著名的理学家，为朱嘉女婿,写出后面这句话实在是与他的身份、学养十分相合。也正是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读出比前面内容更丰富、更综合的言外之意。词讼、财赋毕竟只是两个具体的方面，尽管它们很重要。由此不难揣想当时汉阳整个的“城市”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