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札记】邓菲：耆车如水马若龙—辽代契丹贵族墓葬中的出行图
建立辽王朝的契丹民族，是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最初并无筑墓入殓的习俗。《北史·契丹传》载：“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辽建国后，受唐代文化影响颇深，逐渐开始采用埋葬习俗，并将汉民族的丧葬传统融入本民族文化中，形成一套极具民族特色的丧葬礼俗。
随着近年来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发现了大量形制多样、序列完整、内容丰富的辽代墓葬，为系统研究辽代丧葬传统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总体来看，辽代契丹贵族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地，即原属辽中京、上京道的区域之中。
与唐宋时期的汉人墓葬相比，契丹墓葬的特征体现在墓葬形制、敛葬方式、墓室装饰等多个方面。例如，契丹墓葬中常以木制小帐和尸床作为葬具，以金属面具和网络为葬服，这两种形式在辽代中后期的大型墓葬中成为较为固定的制度。
▲ 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宝山2号墓 颂经图局部
契丹墓葬的另一特色表现在墓室壁画方面。辽代契丹与汉人墓葬中都流行装饰图像，但契丹墓葬常描绘狩猎、出行、宿营等一系列与游牧民族生活相关的题材。从这些壁画墓的内容来看，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建国之初的辽墓壁画多沿用唐代绘画粉本，反映出一定的汉化因素。比如，1994年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发现的宝山1号与2号辽墓，皆建于辽代初期，墓主为辽代皇室成员。这两座墓内壁都饰有彩绘，设色浓丽，画中的一些人物头饰及器用甚至以金箔装饰。
除了花鸟、团花、云鹤等装饰外，1号墓石室东壁上描绘了汉武帝见西王母的“降真图”，2号墓石室两侧分别表现了苏蕙织寄迴文锦的“寄锦图”，及杨贵妃教习鹦鹉的“颂经图”。这些画面的内容和形式都带有明显的汉地风格，是受到晚唐五代文化直接影响的产物。同时，1号墓中还绘有身着契丹服饰的侍者、鞍马图像，也展现了契丹的民族特色。
▲ 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东陵中 室春景图局部
中期辽墓的壁画内容更加丰富，创作者不断尝试将不同习俗、内容的绘画题材融合并置。内蒙古巴林右旗的辽庆陵东陵可作为这一时期契丹墓葬的代表。庆东陵中室四壁绘有四幅山水图像，展现了春、夏、秋、冬四季风景。
四季壁画的表现可追溯至晚唐，但庆东陵中的四季山水图似乎不仅仅是对中原传统的简单模仿，可能与契丹民族“四时捺钵”制度有关，所谓“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山水也是将“四季捺钵”的景色置入墓葬之中。
这时期的辽墓越来越多地将游牧民族的生活特色展现出来，例如描绘人物、马匹、车队的图像在契丹墓葬中逐渐开始流行。从庆东陵墓道东西两壁的残存壁画中，可以发现执骨朵的契丹侍从和马匹，虽然大部分墓道壁画已难以辨认，但很可能表现了出行题材。
▲ 内蒙古哲里木盟库仑旗1号墓 出行图与归来图线描
出行图是晚期辽墓壁画中最为常见的图像内容，该时期的壁画墓以墓道部分最为突出。出行图大多绘制于墓道两侧，由人物、鞍马、车、驼等群像构成，并搭配以侍从、伎乐、湖石、禽鸟、花草等元素。虽然学者对此类题材命名不一，但这些图像大多围绕墓主车骑、侍卫展开，有的描绘墓主人外出狩猎，有的表现仪仗远行。
比如，内蒙古哲里木盟库仑旗辽代墓群中发现了几例相当精彩的出行图。其中库伦1号墓(1080年)的墓道北壁绘“出行图”，墓道南壁为“归来图”，各长22米，气势恢宏。北壁“出行图”画契丹、汉族人物29人，展现出寒冷冬日，墓主人准备车骑出行，女主人上车前整容梳妆，以及侍从备车牵马的场景。画面中前呼后拥、车马相接的奢华排场，让人联想到《契丹风土歌》中的“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
辽墓中的出行图不仅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写照，也反映出更为真实的人物活动，尤其是画中男女墓主的出现，进一步表明了出行图与死者生前生活、地位的联系。库仑1号墓北壁上的“出行图”可分为三组。从天井处开始，第一组表现男女墓主人、鞍马、车骑与随从。男主人准备出行，旁为抚帽、持笔砚、持骨朵的侍者，之前画女主人、轿车、女侍和驭者。
第二组为出行仪仗。先是大鼓五面，外侧有五根长竿做成支架，支架顶端捆扎在一起，鼓架旁为五位汉装鼓手，做叉手礼，旁边一位髡发的契丹侍从，双手扶长竿而立。之前有六人肩扛、手执各种物什。第三组为前导人物，一人头戴黑色方帽，着圆领外袍，双手横握长竿，之后另二人，上部彩绘已脱落。墓道南壁上的“归来图”共画人物24人，也可分为三组。
靠近天井的第一组画面包括车骑、契丹仆从、两驼、一车。第二组绘出行仪仗，共6人，横排并列，扛有与北壁图中一样的物什。第三组为四名车骑前导。据学者研究，南北两壁出行图中的旗鼓、长剑、伞、骨朵、杖等用具以及车马和侍从，都可能与契丹贵族的行仪制度相关，是身份标志和等级地位的象征。仅就旗鼓一项，辽代王一级别的贵族使用六旗六鼓，库伦1号墓中画五旗五鼓，等级相当之高。
▲ 内蒙古库仑旗7号墓墓道东壁 归来图局部摹本
该墓群中的库仑7号墓的规模也不小，墓道西壁上绘“出行图”，长约23米，近墓门处一人为侍从，双手执骨朵扛于左肩，之后为驭者，牵一匹高大健壮的棕马，马后立一侍从，之后为男性墓主，身后随一侍从，左手持蓝伞荷肩，最后一人也为侍从，右手执棍，人物后间隔一段表现山石松林。
墓道东壁上画“归来图”，同样包括墓主人、四名侍从，以及一头载物的骆驼。与库伦1号墓相比，库伦7号墓的墓室规模并无太大差别，但出行图的人数和仪仗明显较少，由此可见该墓规格稍低，应是一般的契丹贵族成员。
从早期辽墓中的鞍马图到晚期的大型出行仪仗图，可以看到契丹人对于鞍马、车骑有着浓厚的兴趣，通过他们不断地添加、演绎与发展，出行题材成为了辽代契丹墓葬艺术中最为重要，同时又是最能彰显其民族特性的内容。
对辽代墓葬的解读使得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辽人建国后墓葬制度的发展，了解他们在吸收汉制与固守国俗这两方面所进行的努力。虽然契丹贵族接受了汉民族的墓葬形式与内容，但他们却将墓室内部装饰成带有游牧生活色彩的空间，以此实现本民族文化形象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