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无一宅，食无半亩，清代的官员为什么那么“穷”？
【导语】：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有一集讲的是“胤禛追欠款”。户部的欠债人不仅有老臣达官，还有显赫的阿哥们，除去部分有人因为骄奢淫逸去借钱外，里面也有很多真的很穷的官。何以至此呢？不都说三年清知府、十年雪花银么？清代的官员是真的很穷吗？他们为什么那么穷呢？橘玄雅在《清朝穿越指南2》中专门对清代官员的支出作了论述。清代官员确实穷得理直气壮啊！
清代整体上是人口膨胀、物价持续上涨，钱越来越不值钱，据《皇朝经世文编》记载，嘉庆朝的物价已经是康乾时期的3倍，晚清更甚。若康乾时期庄家人一年需用银20多两，那嘉庆朝就大概需要60多两，晚清则需要更多。
如果您是纳捐出身，纳捐监生什么的都需要钱，纳捐官职什么的也需要钱，这是当官的前提。退一步说，如果您是科举正途出身，也有大笔的支出在等着您。考科举的时候有称为“公车”的官方路费，当官了却大多是没有的，所以要自行筹措路费上京当官。如曾国藩，他考中进士之后入京做官，从家乡湖南到京城，一共花费了100多两银子。这笔钱，官宦世家或者大地主家庭或许可以负担，如果真的是穷苦读书人家，就很可能负担不起。晚清“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出身贫寒，其少年时“两三月一肉，不过数两”，光绪九年（1883年）考中进士之后，因为京官生活费消耗过大，甚至于路费都付不出，所以他直接在家乡“待职”了数年，一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才在族叔和县令的资助之下入京当官。清代除了清初的时候因为服饰制度初步建立故而经常给官员发放顶戴、袍服之外，只在个别情况下发放实物服饰赏赐。比如说“赏穿黄马褂”“赐二品顶戴”，并不是实物，只能理解为“赏给穿黄马褂的资格”和“赐给戴二品顶戴的资格”。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清代官员们必须自行购置与自己品级相应的官服。官员通常要准备朝服、吉服、常服、行服、便服等几套服饰，每一套都分成冠、袍、褂三部分，而且每一套根据季节的不同，还有“单夹皮棉纱”至少五种质地。清代官员们尤其讲究“官体”，服饰可以不“好”，却不能不“齐”。但是一套官服动辄需要数两乃至于数十两银子，特别是顶戴、朝珠和皮褂等，尤其昂贵，很多官员特别是中下级官员无力购买，只能到处“借用”。有些官宦世家，则直接以这些昂贵的官服传家。其实不光是清代，我国历朝官府多数都是不提供官服的，只不过有些朝代官俸比较“厚”，所以就不当一回事了。清代除了极少数官员有“赐第”之外，其余多数京官都必须自寻住处。因为在京任官时间有限，所以大多数外省来的京官都选择在北京租房住。所租房屋，一般有三种来源，其一是会馆，其二是寺庙道观，其三是普通民居。各种院落的价格自然是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区别，不过都不算“便宜”。以曾国藩为例，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入京，先在长沙会馆住了3天，之后在南横街的千佛庵租了4间屋子，每月租金4000文铜钱。年底，他的妻小入京，一家人搬入棉花六条胡同，每月租金8000文铜钱。第二年，一位擅长风水的朋友跟曾国藩说这处宅邸风水不好，于是曾国藩赶紧搬到了朋友推荐的绳匠胡同，有房18间，每月租金10000文铜钱。后来经过统计，曾国藩在北京13年，一共搬家8次，经常搬家也是清代非京籍京官的常态。曾国藩住在绳匠胡同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的职官只是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其作为京官的“双俸单米”折成银子之后也不过120两左右，其公费等补助有10多两，所以其年收入当时是130两银子，而六成都用来支付房租了。作为朝廷命官，上班自然不能“腿儿着”就去了。在《清朝穿越指南》中我们给您讲解过，清代官员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轿子、车和马，其中骑马对骑术有要求，清代文官不会骑马的居多。在清宫剧里，似乎官员都是坐轿子的，而事实上，大多数官员选择坐车，其理由，何刚德曾经在《春明梦录》中细细地算过一笔账：光绪时坐轿子一年的花费最少是800两银子，坐车一年的花费最多是400两银子。您要只是一位中低级官员，每年收入才200两银子不到，您还是雇车吧，雇车一次费用大概是几百文。如果这个钱您都出不起，那就只能“腿儿着”了，清代也有不少穷苦官员是这样的。比如说上面提到的刘光第，他做京官的时候，就因为京城房价太高所以改租城外的房子，每次上班“回转二十里”，“均步行，惟雨天路太烂时偶一坐车”。相当辛苦。家中的洗洗涮涮，各种日常杂事，来回通报或者传递物品、消息，都是要用仆人的。好在清代仆役的价格是比较低廉的，清中后期京官家里雇佣的仆役，月薪只需500文至1000文，每年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三节”，还得给一笔赏钱，大概要一两或几两银子吧。不过这跟房租、官服什么比，都是小钱。至于日用，则全都看您的生活水平了。清代米价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是不贵的，但是如果您想要增加点嗜好或者娱乐项目，就两说了。以书籍为例，在曾国藩所记账册里，其购买的《朱子全书》《子史精华》等书，均要4000文，而账册里记录同一年内购买大米1斤需要23文，猪肉1斤需要20文，猪油1斤需要140文。所以如果您嗜好比较多，再听听戏，下下馆子，买点儿好书好衣服，钱包估计就很难承受了。清代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各种群体内部或者群体间需要大量的交际以维持人情关系，官僚、同乡、同年间的交际都十分频繁，特别是对于京官来说，交际很有必要。以那桐为例。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时，那桐任户部云南司郎中，《那桐日记》记载了他五月份上半月的交际情况，其中十一天里他都在进行交际，种类有拜寿、看剧、宴饮、贺喜、出分等，十分繁忙。这种繁杂的交际背后，自然必须要有相当数量的金钱收入作为支撑，这也是京官支出庞大的原因之一。清末名臣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中曾经这样说道：“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一位京官把生活用度降到最低，每年也要三百两银子。我们前面提到的“穷官”典型刘光第，曾经在家书里这样算道：“但细打算，留京有家眷，每年非六百金不可。”要是携带家眷的话，怎么也要六百两的收入，而其实很多京官都是达不到这个收入标准的。外官比京官少支出了许多，却有比京官收入多很多的养廉银，这就使得清代地方官员的生活要比一般京官富足得多，所以很多中下级官员都愿意被外派做地方官。【摘自：《清朝穿越指南2》橘玄雅/著 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