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铜川文艺》/ 刘新中 / 开普饭

我的《铜川文艺》

刘新中

　　1990年铜川市文联成立，《铜川文艺》移交文联，这是编辑部全体人员合影，左五为主编陆炳寰，左六、七为副主编姚晓舟、刘新中。

　　再度和你握手，你依然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撞击我的心胸。哦，我的《铜川文艺》。

　　2013年5月18日，《铜川文艺》创刊四十周年座谈会，坐在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述说你的历史，回忆发生在你身上的风风雨雨，清晰而又温馨。曾几何时，我以为历史是深远的，厚重的，是遥不可及的。当你，我的《铜川文艺》，已经成为历史，成为一代人永恒的记忆时，我才发觉，历史是如此的具体、可感，近在咫尺。

　　我和你，曾经有长达二十多年的相依相靠。你创刊于“文化大革命”中的1973年。那时，我正在秦岭那边的巴山沟壑间修建襄渝铁路。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会和你发生密切的血肉相依的联系，以致于竟伴随和覆盖了我的后半生。

　　1979年你复刊的当年，我已到了一家工厂工作，我见到了散发着油墨芳香的刊物，是寄给厂工会的。我渴望翻一翻你，看一看铜川市具体的作者和作品。管事的人却把你当成了文件锁进了办公柜里。我沮丧之中有几分恼火，于是向你写了一封信，大致的意思是刊物应该让它发挥应有的具体作用。后来，1979年的第三期上编发了我的来信。接到刊物的同时，我也接到了一封邀请函，参加铜川市的新春文艺茶话会。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几番打听到了铜川市中心文化馆（铜川市群众艺术馆前身），那是一个小小的院子，二层楼，坐落在铜川市工人文化宫后边的一角。

　　院子里，我遇到了陆炳寰老师，当他报出他的名字时，我激动的心情无以复加。他是《铜川文艺》的主要创刊人之一。铜川有幸，让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执掌中心文化馆的文学戏剧组。那时候，没有文艺协会，没有文艺刊物，没有作者队伍，文学戏剧组就是铜川的最高艺术组织。陆炳寰老师不负众望，和同仁们借势借力，一点点组织建立并扩大铜川的作者队伍。《铜川文艺》应时而生，就是他们在艰难的条件下为作者们开辟的一块可以耕耘的田地。

　　左图为移交文联后文艺双月刊《铜川文艺》，右图为群众艺术馆时期季刊《铜川文艺》

　　我知道陆炳寰老师很早，1976年，由于此前有发过几首小诗的资历，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写了一个小剧本《搏风击浪》，内容当然是那个时期的主旋律，以阶级斗争为纲，三突出。后来，厂里安排人刻了剧本，开始排练；并把本子更名为《战台风》寄到了中心文化馆，署名为厂写作组集体创作，刘新中执笔。陆老师亲自回了信，肯定了剧本的框架、结构和人物，也指出了若干不足，约我到文化馆谈一谈修改之事。几天后，毛泽东逝世了，此事暂时搁置了下来；再后来，整个中国的政治方向发生了改变，剧本的事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

　　1996年，经铜川市编办批准，《铜川文艺》有了正式编制，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这是文联根据编办文件，下发的通知。　　

　　下图为《陕西日报》发布的《铜川文艺》经审核登记后为陕西省正式事业单位的公告。

　　1977年，厄运找上了门，那家厂子有“文革”遗留下来的派性，全国轰轰烈烈的清查运动中，有人借剧本的事发了难，矛头直接指我，深意是想揪出背后的人。因为，他们不相信，一个青年工人会平白无故抛出一个剧本。那些年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人们把文艺和政治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全国有一个《决裂》，有一个《欢腾的小凉河》，无独有偶，铜川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战台风》。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也被变相隔离，上了批判会。尽管我不服气，挺起脖子死不认错。但荒谬的年代才能产生的荒谬闹剧就这么荒谬的上演着。恰在此时，粉碎“四人帮”后的铜川市要大抓文艺创作，陆炳寰老师想起了《战台风》，他觉得这个剧本有一定的基础，可以起死回生，于是亲自到厂里和作者面谈。他看到了满厂的大字报。陆老师愤怒了，径直找到了驻厂的工作组，那是清查运动中厂里的最高权力机构。陆老师指出，剧本表现的主题是当时的文艺方向，文艺方向是党中央制订的，全国都得执行也必须执行，历史的错误怎么能让一个普通的青年工人负责，厂子的做法是不对的。工作组当然不能接受一个来自外单位陌生人的指责，但也无法用强有力的理由去反驳那种骨子里透出来的义正词严。此事在当时工厂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工作组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对他们绝对是个不小的震动。

　　后来，我知道了这件事，感动了许久。那时，文革遗风犹在，打棍子抡帽子仍猖獗一时，陆炳寰老师不顾个人安危，为一个素未谋面的普通业余作者伸张正义，关键时候表现出的知识分子风骨，在铜川市文艺界被人们称颂了许久。

　　那次新春文艺茶话会上，我认识了朱文杰老兄，我们长达30多年的友谊就此开始。以后我人生的几个关键节点都和他发生着至关重要的联系，譬如我以后到《铜川文艺》工作，譬如我以后到西北大学作家班上学。

　　新春文艺茶话会给我的鼓励是显而易见的。回厂后，我一气呵成了一首200多行的诗《歌》，抒发了长久压抑的心情。1977年，因为剧本《战台风》的事，我受了一次重创；1978年，我欲报名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又受到了有形无形的阻拦。相当一段时间内我的心情是灰暗的。那首诗激情洋溢，有种飞流直下的气势。尽管仍未摆脱时代的印记，但言为心声，不吐不快，大吼一声权当清肺，竟一扫我心中的阴霾。

　　诗寄给了《铜川文艺》。收到诗后，陆炳寰老师、朱文杰兄和同为《铜川文艺》编辑的萧建国来到了我工作的厂子，和我商量修改的事。我的宿舍既寒冷又简陋，缺东少西，他们竟连一口热水也没喝上。陆老师那年刚近不惑，典型上海人打扮，中式对襟灰棉衣，长围巾；文杰兄和萧建国30岁左右，中山装，戴眼镜。尽管普普通通，但在清一色的工作服世界里，绝对与众不同。小小的厂子里一阵喧哗：文化馆的人来了。

　　1986年代表《铜川文艺》参加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召开的全省文艺报刊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组织采风，和宝鸡《西秦文学》编辑、作家李昶怡、常智奇合影。

　　《歌》在1980年的第一期发出来了，在铜川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席卷全国的文学大潮中，它算不上特别耀眼，但毕竟是我在《铜川文艺》上第一次郑重的亮相。

　　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写了一些诗，获了几个小奖，当诗作《红箭头》（外一首）刊发于1982年《诗刊》时，和我同时期起步于《铜川文艺》的黄卫平、钟平、豆冷伯、李祥云、芦苇、高兴谦、黄须进、惠永德等人作品相继在《延河》《长安》《群众艺术》《陕西日报》等刊发。有一天，我因事到《铜川文艺》去，略显杂乱的办公室里，文杰兄欣喜地拿着一份有铜川作者作品的《长安》还是《延河》，对陆炳寰老师说，这批人上路了。

　　是啊，上路了，它意味着从1973年《铜川文艺》创刊，十年时间，铜川的文学面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个作者从《铜川文艺》起步，开始奔腾，开始呼啸，开始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一方天地了。

　　和《铜川铝厂报》等企业报刊搞联合文学评奖。左起分别为作家马腾驰，铜川团市委干部，铜川铝厂领导，《铜川文艺》刘新中、作家王云峰，和谷，铜川团市委书记高中印，作家朱文杰、李祥云。

　　1983年，陆炳寰老师担任了市文化局的领导。同年，经朱文杰兄力荐，市群众艺术馆把我借调到了《铜川文艺》工作了半年。那一个时期，我和文杰兄一同下基层，先后到过焦坪煤矿、东坡煤矿、省运司等单位，面对面和作者交流；我们一同看稿子，彼此交换意见。我的角色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不再是单纯的作者，开始有了文艺创作组织者和服务者的自觉意识。《铜川文艺》需要一代代的传承，需要接力。有意无意之间，文杰兄开始为《铜川文艺》的未来考虑。

　　1984年底，文杰老兄也调走了，到了西安市文联《长安》编辑部。应当说，陆炳寰、朱文杰的离开，对《铜川文艺》是一个损失，但同时又是一件幸事。陆老师是市文化局的领导，对《铜川文艺》以后的发展起了组织上的保障作用。有好几回，有人动议要撤消这个刊物，或者削减它的经费，陆老师力排众议，关键的时候一言九鼎，《铜川文艺》再困难也要办下去。文杰兄利用《长安》编辑部这个平台，极力为《铜川文艺》的对外联系、拓展影响创造条件。铜川的作者第五建平、刘平安先后被借到《长安》编辑部学习。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于他们开阔眼界，提升水平、改变人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88年，由文杰兄牵线，《铜川文艺》和《长安》编辑部联合举办了《铜川杯》新诗大奖赛。那是铜川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跨区域的全国性赛事。著名诗人黎焕颐、叶延滨等人受邀参加，诗会期间，我们一同北上延安，还见了诗人梅绍静、师银笙以及那时还在《延安日报》工作的高建群。高建群那时也写诗，还送了我们一人一本他内部出版的诗集。那次活动《诗刊》《星星》《文学报》等发了消息。铜川的文艺创作、铜川的作者以及《铜川文艺》，因此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关注。那一年，著名的诗人、评论家田奇以“陕西新诗北路异军”之誉称赞铜川的诗歌队伍，并认为铜川和西安、宝鸡形成了陕西诗歌的三足鼎立之势。

　　1988年联合《长安》杂志举办《铜川杯》新诗大奖赛，评奖期间，北上延安，评委与文友延河桥头合影。左起《长安》朱文杰，《铜川文艺》刘新中，散文家杨葆鸣，上海老诗人黎焕颐及夫人，《铜川日报》张锦国，《延安日报》高建群，诗人梅绍静。

　　1985年，已经在《长安》编辑部负一点责任的文杰老兄要调我到《长安》搞编务，《长安》编辑部的商调函发到了厂里。其时，我正在厂里担任基建科长，厂里筹划了几百万搞技术改造，我责任在肩，告文杰兄缓一缓，待年底再说。但到了年底，情势已变，《长安》暂时去不了了，计划经济末期的国企风雨飘摇，历史遗留下来的人际关系又错综复杂，我想离开了。文杰老兄向陆炳寰老师写了一封信，说了我的愿望。陆老师又一次亲自到了厂里，告知我即刻可到《铜川文艺》工作，手续随后办。以后的许多个日子，我反复想当时的情况，得出一个结论，西安有路我不走，工厂想呆呆不住，这是宿命，注定了我和《铜川文艺》此生不可分割的缘分。

　　编辑的《铜川文艺》丛书，共17种约20000余册。

　　编辑铜川作者的合集《呼唤春天》《走进世纪》等书籍，为铜川的作者在更高台阶上集团式亮相和集团式冲锋做一些尝试。

　　1986年，我正式到了《铜川文艺》，并在以后的一个相当时间内，负责编辑部的具体事物，前后约15年。15年，对于人的一生，是其全部生命长度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是其有效工作时间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15年，我完成了青年向中年的过渡，对文学的认知由兴趣爱好上升到自觉自律；这15年，正是中国社会急速转型的时期，面对各种纷至沓来的诱惑，我未敢懈怠，未敢放纵自己。每当看到业余作者们渴求的目光。翻阅他们整齐或者潦草的稿件时，我脑海里就浮现出当年陆炳寰老师和文杰老兄那么一批编辑们风尘仆仆奔走在铜川十里长街和工矿乡镇之间的身影，责任感和使命感便油然而生。

　　15年，《铜川文艺》出刊近70期约500万字，先后推出了《铜川诗歌大展》《铜川散文大展》《铜川小说大展》《铜川人物》等栏目，并组织了十余次笔会、改稿会和数次评奖活动等，一大批作者由此崭露头角：如刘平安、唐云岗、第五建平、王宏哲、王冰峰、李建荣、贺云、皇甫江、王可田、何文朝、飞阳、贺玫、杨治华、吕峻涛、聂功斌、贾启舟、刘爱玲、王存良、吕学敏、井丽君、王双民、董小龙、侯超、王永杰、马腾驰、梁亚谋、边疆等，如今他们已成为铜川乃至陕西省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至今仍让人难以忘怀是1987年在西北耐火材料厂举办的文学学习班，时任铜川市委副书记的常浩智亲自参加了开班式并和大家一块学习讨论。一个市委领导参加一个编辑部举办的以业余作者为主体的文学学习班，在新中国的文学历史上，不说绝无仅有，起码也是凤毛麟角。如今，常浩智副书记已经去世十多年了，斯人消遁，音容犹存，令人不胜唏嘘。

　　15年，《铜川文艺》在刊物之外，组织编辑了《铜川文艺丛书》17种约20000余册；如《山乡情》《乡村诗草《缄默的黄土地》《川云集》《矿山的旋律》《绿色地平线》《白太阳、红月亮》等，在当年出书难的情况下，《铜川文艺丛书》无疑为作者们的继续发展与上升启开了一扇大门；这项工作在全省地市文艺期刊里数第一家。另外，利用《铜川文艺》的平台，我还主持编辑了铜川作者的合集《呼唤春天》、《走进世纪》等书籍，交出版社正式出版，为铜川的作者在更高台阶上集团式亮相和集团式冲锋做一些尝试。并协助市文化局编辑《这方山水——可爱的铜川散文集》《这方山水——可爱的铜川诗歌集》等。竭力为作者们的出人头地而努力。

　　15年，《铜川文艺》全力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连续数年举办“红五月诗会”“金秋诗会”等，借以培养诗歌作者，推出诗歌作品，制造社会影响。铜川如今的一些部局、区县乃至市上领导，都是诗会的积极参与者。《铜川文艺》还举办了铜川市首届农民诗会，铜川首届“铜川杯”新诗大奖赛等，在更大范围、更高层面上展示铜川的创作力量，激励铜川作者的创作热情，吸引外界目光对铜川创作的关注。

　　15年，《铜川文艺》借助方方面面的力量，壮大自己。譬如王世雄老师，他先在宜君县文化馆，后到省城西安，为《铜川文艺》作者著作的出版、作品的介绍不遗余力。铜川作者著作出版的百分之七八十皆得到了他的帮助。他信息广泛，博学多识，《铜川文艺》经常组织作者到他那里讨教，收益良多。他的办公室一度被称为《铜川文艺》的“第二编辑室”“精神高地”。我和他的故事，可以写一本书，我以后的文艺生涯中，他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角色。细细叙述当是另一篇文章之中的事了。再譬如诗人芦苇、王维亚、李建荣，他们在各自的企业分别负一点责，无私的为《铜川文艺》的一些会议、活动提供了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在文化单位相当一段时间里经费窘迫的情况下，无疑是雪中送炭。《铜川文艺》的坚守、《铜川文艺》作者队伍的凝聚，他们功不可没。

　　1991年，《铜川文艺》会同铜川市作家协会，举办铜川文学作品研讨会，李若冰、路遥、李星、和谷、商子雍、李沙铃、田奇等文学大家以及从铜川走出去的王世雄、朱文杰等悉数到会，对铜川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梳理。

　　15年，《铜川文艺》呈现出开放的姿态，联合了《延安文学》《秦岭文学》《塞上柳》《秦都》《华山文学》等，组织了长达七八年之久陕西省地市文艺期刊联谊活动，延安的曹谷溪、阎安、浏阳河、史小溪，咸阳的李春光、马林帆、沙石，宝鸡的李风杰、商子秦、李昶怡、白立，榆林的牧笛、张泊、沙人，渭南的王三毛、梁长安等先后参加。大家在一起，联合搞刊物的评奖、交流信息，互通有无，极大的提高了各自刊物和作者作品的影响，创造了陕西省文艺期刊的另一方风景；15年里，《铜川文艺》先后还与《铜川日报》《铜川矿工报》铜川人民广播电台、《水泥报》等数度联手搞不同形式的征文评奖活动，为铜川作者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多元的发展空间和展示空间。

　　会同陕西省作家协会参观铜川作家协会及铜川文艺创作基地下石节煤矿，左起吴川淮、王冰峰、刘新中、作协司机、王维亚、徐烨、赵熙、闻频、晓蕾、作协创联部工作人员、王世雄。

　　这些工作是寻常的，随便抽出一项来，做官样文章似的总结，当然可以说出若干的好处，归纳出若干的经验。但对于文学艺术真正的提升，则是一项艰难的基础工作。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刷新，一步一步往前走。它的规律只能是在日积月累之上，去完成厚积薄发。

　　寻常的工作，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我深深的明白，作为一个地市刊物，《铜川文艺》所做的工作，绝不仅仅是编印一期一期的刊物，搞一点活动，制造几番文学艺术的繁荣景象。抓作者队伍的建设才是最重要的。你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作者，许多人刚刚起步，需要你的指路；许多人渴望腾飞，需要你为他助力；不经意之间，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热情的话，一次稿件的采用，一个活动的邀请，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理想抑或命运走向。就像陆炳寰、朱文杰曾经于我。

　　1991年铜川文学创作研讨会期间，参观耀县水泥厂。前排左起商子雍、李星、田奇、耀县水泥厂书记、路遥、和谷、朱文杰。后排左起钟平、刘新中、黄卫平、苏盛柱、郑文华、芦苇。

　　回忆是美丽的。譬如唐云岗，1986年他大学毕业沮丧的来到铜川时，生活没有使他失望，他的几个小说陆续被《铜川文艺》采用，我还专门为其中的一篇写了评论，从此，激励起来他对文学的信心，他坚持了下来。十几年后，他的长篇小说《城市在远方》出版了，已经离开铜川的我还推荐它参加了天津文化杯全国梁斌小说大奖赛，并获得了一等奖，被认为是新时期陕西省最好的小说之一，树定了他在铜川文坛的形象。譬如郭建民，他的诗集列入《铜川文艺丛书》出版后，坚定了创作信念；他被邀请联合组织铜川市农民诗会后，对自己的组织能力有了自信，从此在农民诗歌活动领域里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仅自己在创作上收获颇丰，还牵头重组了陕西省农民诗歌学会，如今已是陕西省农民诗歌界的领军人物；再譬如刘平安，最初只是热爱文学的一个普通业余作者，他有愿望到《长安》编辑部学习，我向朱文杰老兄写了推荐信。平安学习结束，成果就是完成了一本诗集的创作。以后，平安无论是在市群众艺术馆或文化局工作，还是在市纪检委做常委及市文物旅游局做副局长，都未忘情文学，不仅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诗歌集，还兼任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副主席、秘书长，做了大量文艺活动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如今，平安已是陕西省小有影响的作家、诗人，还担任了陕西省文联的办公室主任（如今已是秘书长）。

　　这样的事例太多，15年后，当许多人满怀感激的诉说出一段段都已经消失在我的记忆里的往事时，我是欣慰的。文学艺术是人类世界的精神生活，它能改变人，塑造人，这是一个大道理。在文学艺术的寻求与行进过程中，就给他创造改变的契机，让他看到了暗夜里的光芒，并乐观地预见到希望会从明天清晨的地平线上升起，不正是一份文艺刊物或一个文艺编辑者的责任和任务吗。

　　文学艺术事业中，人是最最活跃的因素，是创造的原动力，是基本的生产力呵。

　　正是不断发现推出并促进这样一批人的成长，铜川的文艺事业才不断蓬蓬勃勃，才不断掀起一个个浪头。

　　1990年，铜川市文联成立，《铜川文艺》移交给了文联，我也随同《铜川文艺》到了文联工作。同年，铜川市作家协会成立。成立作家协会那天，和《铜川文艺》一道成长的五十余位作者济济一堂，俨然是一次《铜川文艺》作者的大检阅。那次，时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的刘成章、资深的文艺老编辑董得理也莅临会议，他们对铜川作者们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已经取得的文学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高潮在第二年，1991年，《铜川文艺》会同铜川市作家协会，举办了高规格的铜川文学作品研讨会，李若冰、路遥、李星、和谷、商子雍、李沙铃、田奇等文学大家以及从铜川走出去的王世雄、朱文杰等悉数到会，对铜川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梳理，对铜川作者黄卫平、钟平、芦苇、郭建民当然也包括我在内诸人的作品进行了评述。铜川宾馆能容纳300余人的报告厅坐的满满登登，会场内外，人声鼎沸，颇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全国文学大潮背景下铜川红星剧院近千人参加文学讲座的浩荡阵势。

　　那次会后，在一次小范围的晚饭中，路遥深情地说，他看好铜川的文学，对铜川的文学繁荣充满了信心。

　　1996年，《铜川文艺》有了编制，成为国家正式承认的事业单位。1999年4月16日《陕西日报》公布了全省事业单位的登记信息，《铜川文艺》赫然在列。拿着那一天的报纸，一种神圣感、肃穆感充满了我的心头。

　　1995年至2000年，呈开放姿态，联合《延安文学》《秦岭文学》《塞上柳》《秦都》《华山文学》等，连续组织陕西省地市文艺期刊联谊活动，1997年，铜川会议合影，延安曹谷溪、阎安、霍爱英，咸阳李春光、沙石，宝鸡李风杰、白立，渭南王三毛、梁长安等皆在其中。

　　伴随着《铜川文艺》的发展变化，是铜川文艺生态的发展变化。各种文艺家协会先后成立，各种文艺社团层出不穷。大军浩荡，东风劲吹。回首1973年起步的《铜川文艺》，一份朝不保夕的刊物，几个惨淡经营的文化人，无论怎样评估它对铜川文艺事业的意义，都不过分。它都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枝头上报春的蓓蕾，是燎原的星火。尽管叙述这段历史，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角度，会有一千种解读；尽管官方的表达和民间绝不会相同，但事物的本来面貌就应该如此。偶然既然存在于必然之中，那么这个偶然就必定代表必然。从这个意义上，以陆炳寰、朱文杰等为代表的几代《铜川文艺》的编辑群体，既是铜川文艺创作发展历史的参与者，也是铜川文艺创作发展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

　　2001年，刚刚进入新世纪，《铜川文艺》随同文联一同迁入了铜川市新区，更名为《华原》。

　　我离开了铜川。

　　1994年，铜川重兴公园，《铜川文艺》会同铜川市作家协会召开文学作品恳谈会，邀请著名作家陈忠实参加。

　　以后的十余年里，铜川又陆陆续续诞生了一些刊物，如《华原风》《铜川文艺评论》《长虹文学》《铜川诗词》等等。一时间繁花乱象，各逞姿态。有人惊呼，铜川的文艺期刊，进入到了春秋战国时代。

　　一种现象的呈现，很难用一个结论去评说，是与非，对与错，好与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认识。

　　我却看到了《铜川文艺》，满天满地的《铜川文艺》。

　　依旧是当年那批从《铜川文艺》走出的作者，依旧是诞生《铜川文艺》的那块热土，依旧是和《铜川文艺》紧密相依的那种生活。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每次回到铜川，或者以其它方式和他们近距离接触，他们都会说，我们当年如何如何，我们的《铜川文艺》如何如何。围绕着它们的一批青年作者会说，我们是看着《铜川文艺》长大的，《铜川文艺》引导我们走上了文学之路。

　　一代人乃至数代人，身上无一不流淌着《铜川文艺》的血液。

　　一棵参天大树巍然屹立，只要春天在，从它的身上，必定会抽出无数嫩绿的枝条。

　　翻开铜川每年的各类文艺总结，新创作作品层出不穷，新作者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来，出书、获奖已成为寻常之事。

　　无可置疑，各类文艺刊物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涓涓流水，竟相奔涌。寻找源头，你会发现，蓦然回首，那人仍在灯火阑珊处。

　　《铜川文艺》依旧存在，《铜川文艺》强大的生命力仍然在发挥着作用，《铜川文艺》开创的事业依旧蓬勃。作为一种精神图腾，《铜川文艺》永远高悬在这块土地上。

　　2000年，陕西省文学创作（铜川）会议期间，左起徐烨、段新民、钟平、吴川淮、王世雄、雷涛、高中印、刘遵义、和谷、黄卫平、刘新中等。

　　这篇文章该结束了，限于篇幅，浅尝辄止，只能轻轻点到。但沉浸于回忆与情绪的翻腾之中，总有几分意犹未尽。我寻找到了一本二十多年前出版的诗集《窑变》，上面有一首诗，名曰《瓷窑》，是我对告别工厂生活的真情诉说，今天读来，依然慨叹，那一种生命体验，可以为我和《铜川文艺》的相依相恋诠释：

　　有十年/你和我相伴/你是我充实的梦境/我是你枝头盛开的火焰/

　　那时，我从未想到枯萎/你燃烧出无数个清晨/也燃烧出无数个夜晚/在你的怀里/我蹦着，跳着/每一页日历/都是我随手仍出的花瓣/

　　未曾说离别却已离别/十年以后/我开始懂得思念/我的叶子已有几分发黄/只有清晰的筋络下/还不时流动热情的昨天/

　　你是否还记得那朵火花呢/你是丰厚的泥土，挥挥手/让一茬又一茬丰收/驶向新岸/在你的眼里/我也许仅剩下一张熟悉的面孔/但这就够了/只要有一天，我化为青烟时/别人能分辨出，那种飞翔/脱于你的血缘/

　　下一个十年又来临了/在远方，望你/真像一顶壮美的蓝天/有乌云的时候毕竟很少/太多的时候/我走你也走/我仰呼出一首又一首颂诗/你不动声色于坦坦然然

　　我从未真正离你而去，你也从未真正离开我。你已经融化进了我的血肉里、骨头里、呼吸里。

　　再度和你握手，你依旧清晰、可触，依旧充满力量。

　　哦，我的《铜川文艺》。

作者简介：刘新中，生于195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作家班，陕西省艺术馆研究馆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在《诗刊》《星星》《光明日报》《散文》《文学家》《中国诗学通讯》《秋水》等海内外报刊发表诗作1000余首,小说散文、评论、报告文学二百余篇。出版著作十二部。作品被收入《陕西诗人四十家》，《世界华人诗萃——悉尼世界诗人大会作品专号》，《陕西二十二诗人作品展》等二十余种选本(刊)。先后获文化部、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颁发的二十余项创作奖励。

　　曾参与组建铜川市作家协会并长期担任铜川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主编《铜川文艺》；创建铜川文学创作基地；编辑(主编)西部风情文库、铜川文艺创作丛书等80余种；辅导培养业余作者多人。2000年获陕西省第二届“德艺双馨”优秀文艺工作者称号；2001年铜川作家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特授“铜川文学特别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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