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稀老人回忆(7) | 东沟纪事
东沟纪事
1981年分田到户，集体的牛马羊作价分给个人，耕畜按人口分。我家分了一匹兔虎马，爸爸分了一头犁牛、一头母牛，马建民分了一匹海星母马，于景国分了一辆胶车、两匹骟马，六叔分了一匹黑色骟马。
分田到户头一年生产队种的那些湿地，硬的像石板一样，不重新深翻无法耕种。耕畜少就要一两家或几家搭伙种，爸爸原来是队长，别人不敢和我搭伙种地，只好和他合伙。我家用马拉梨仗毛驴打滚子，兔虎马几天就累病了，找兽医灌药也不管事，春季一直趴蛋起不来。
1982年东沟建砖厂，马建臣的大舅哥来雇工人，马建龙、马建明、马建军他们想家，让我跟他们一起去做个伴。到了东沟砖厂，我跟付山的爹一起打更。
砖厂因为洇土供不上料，砖机一天出不了多少砖坯子，时常干半天待半天。一天，我向砖机师傅说：让我来洇土，保准能供上。我用打煤的镐头刨了两丈深的洞，上面砸上几根钎子，钎子上拴一绳子，一群小伙子使劲儿一拉，像小山一样的土坯子塌了下来，再用水管子浇上两遍，保证了砖机用料。我一个人能顶十几个小伙子，可是我一天天弄的跟泥猴似的。
广兴永有几位小姑娘看不起人，撇着嘴笑话我。我表侄女在一边打抱不平：“你们真是小看人，俺表叔还是昭乌达报社记者呢。”就我这穷酸样，他们怎么能信呢？几天后，我写了一篇《残酷的人生》投到《赤峰日报》。
有一天，付山的马在山上縻着时丢了，縻绳挂在树上。我和付山他爹去河北省阴河川找马，第一天过一棵松住在大石门，第二天住在桦木栅子生产队一处空房子里。找了几天也没有踪影，回来时经过塞罕坝漫甸，又渴又累，付永发在牛蹄坑喝了一口水，顿觉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回到家里一直吐血，上水地找大夫服药也不见好。我断定他得了水呛肺，开了副药方让付军去抓药，人家不给抓。诊所医师是我的小学老师范久文，知道我从小就会背烫头决，我去抓了药回来熬了三火，他吃了一付病就好了。
当我回到自己的帐房时，广兴永的那些小姑娘像一群小鸟一样大喊：“马大爷，你报复我们”。说着她们把一本小册子、一本采访手册、300页稿纸和53元钱交到我手里。我一看就明白了：“孩子们，劳动是光荣的，虽然我身上沾满了泥土，但这并不可耻。当时我把你们写进去，没想到在《赤峰日报》和《百柳》上同时发表了，大爷侵犯了你们的隐私权，给你们赔礼了！”她们齐声说：“是我们的错，不该看不起一个有才华的劳动者。要不是靠你的智慧保证了充足的砖料，现在砖厂可能还面临危机呢。”
砖厂会计宝玉廷不干了，我接任会计和管理员。做饭的师傅是朱叶霞、刘景荣。几个月后我一算账，砖厂赔了八千元。当时东沟煤矿赔了一万五千多元，付山要把煤矿承包给赵玉我俩，大队抽百分之二十的利润，木材和电器归我们使用。
煤矿洞内的电灯被盗，我们决定用噶石❶灯和洋腊照明，雇用刘全、刘福、李景山、高文、付君、高凤山6人。撑子面用洋腊，拉车的小工用噶石灯，只打三尺高的煤，一根牛腿柱支六尺长梁子，煤渣不出洞。赵玉装车，我开票收钱，一个月下来除上缴和开支外每人纯挣三千元。
临放假时要把棚子木磕出来，磕出的大块煤最小的有二号盆大，最大的跟锅台一样，用绳子在煤上打个眼用毛驴才能拉出来。磕棚木的工人每人给一车煤，我雇车把煤拉回来，前后院的兄弟们都来帮忙，锅台大的煤卸了一院子，家里人很高兴。
砖厂还欠我二百八十元工资，我打算要砖厂那匹大白马，到集上卖也好，使活也行。到东沟一作价，大队书记付山说：“大哥在这干一回活，人又实在，顶一百五十元工资，你牵回去吧。剩下一百三十元你赶车拉四十根圆木。”我牵着大白马回家赶上车拉了十根四十公分粗两米四长的圆木。回到家找木匠打了三口三节红堂柜，卖了两口挣点零花钱。董秀英不同意留大白马，我把大白马送回去，算算账砖厂还欠我一百三十元钱。
1984年小姨子一家迁到赤峰元宝山定居，岳父不愿去城里居住。大姐夫四个姑娘没人养老，二姐夫三个儿子养不过来。我不嫌弃岳父，说给他养老送终，老爷子就留在我家。岳父带来的财产就一头母驴，我把这头驴卖了，买了一头乳牛。又卖了小兔虎马，添钱买了一匹母马。后来乳牛下了一头公牛，公牛长大了和母马配一副梨仗，种地、打场都不用搭伙了。每年春天自己种完地，还能给别人帮工。一晃三个孩子都长大了，他们在家中收拾庄稼，我出去打工。
1985年，种完地我去了五间房大队王天禄煤矿，会计徐迁是我姑丈母娘的女婿。王天禄开一家露天煤矿，在十分陡的坡面上铺两条铁轨，用绞磨往上绞拉矿车。我每天下班时用镐头柱着铁轨的垫木往上爬，一干就是四年。1989年乡亲们看我整天下煤矿，当矿工很危险，让我给村里放牧，我又当上了牧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