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恋社会：解读“国民性”的清明上河图
导读：
本专题横跨两千年的东西方思想史，借鉴文化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哲学、精神分析、人类学、演化论等多种理论，一层一层剥开压在真相之上的文化屏障，尝试揭示后互联网时代下，“自恋社会”的形成机制。
这是李少加对后互联网社会如何塑造人性的一次深刻研究。
无论你是从事科研、商业、运营、产品、企业管理，相信本文都能为你提供参考价值。
本文部分参考书籍：
《启蒙辩证法》、《批判理论》、《科学发现的逻辑》、《说中国》、《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自我的根源》、《单向度的人》、《物体系》、《故事人类学》、《人类简史》、《王尔德狱中记》、《社交天性》、《社会心理学》、《荣格文集》、《神话的力量》
“活着是世界是最罕见的事情，大多数人只是存在着，仅此而已。”
To live is the rarest thing in the world. Most people exist, that is all.
不知道奥斯卡·王尔德一个多世纪前写下这句话时是抱着什么心态，痛惜、嘲讽还是愤怒？真相是永远不得而知了，但就结果而言，我觉得更像一句诅咒，因为它应验了，在今天。
巧合的是，王尔德也是一位以自恋闻名的文坛奇才。
人类的思维很难跳出所生所长的环境。
对于活在黑白世界的人，彩虹在他眼中也只是一座跨越天际的水泥桥。正如我们嘲笑蚂蚁眼中的世界是二维（平面）的，而我们眼中的世界却能够达到四维，谁知道是否有一种“观察力”更高维的物种悄悄嘲笑我们，世界其实是八维的呢？
为避免局限的思维蒙蔽双眼，我们不妨借用下遥远外星人的视角：
有个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考察地球文化，它先黑进了国内几个互联网社交平台，透过网民理解地球文明，外星人发现：
*为方便阅读，已将外星人思维描述翻译成中文
微信朋友圈：女性肤白貌美，男性富有健壮；喜欢社交，人人朋友众多；热衷公益；喜欢旅游；对弱小物种抱有极高同理心
知乎：人均年薪百万，热爱学习，乐于助人，喜欢激烈辩论
抖音：歌舞升平、多才多艺，善于模仿
头条：人人关心社会，探索欲旺盛
于是外星人上报结论：
地球人物质富裕，重视文化传承，努力进取，喜欢思辨讨论，权利及责任意识强，对同类或其他物种均高度友善，生态观强，商业发达。
外星人收到报告后，举球沸腾，决定派人进一步深度体验真实的地球生活。该外星人装扮成东亚人，渗透进了一中产阶级家庭，结果惊讶发现，跟报告的相反，地球人普遍存在表里不如一的特性，行为动机看似复杂，实则高度有规律：
为突出优越感可以不计代价投入：富人靠花钱，穷人靠演戏；为了功利敛财不择手段，善于钻漏洞，不顾长远发展。
自我为中心，生命没有目标，对同类或其他物种均缺乏同理心，残忍；
漠视道德、漠视规则、漠视真相、热衷于智慧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立场左右摇摆，完全受主观情绪支配决策行为。
……
外星人百思不得其解，便用八维透镜一照，哟，地球成年人竟大量存在着“空心人”。难道他们并非生命体，而是人工智能机械人？外星人对着儿童一照，却都有“心”。
这是怎么回事？问题必然出在文化历史中。
于是，外星人决定先从当今占据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西方文化的发端着手。
人类文化起源于不服从
著名神话学研究学者坎贝尔曾言：不服从，是生命真正的开端。
*这里说的“不服从”不是指反抗外部（叛逆），比如不服从长辈、不服从权威，此处强调的是“内在”，即对“无意识自我”，或者说“本能自我”的不服从。
古希腊神话中，艺术工匠师代达罗斯（Daedalus）为了逃离克里特岛，做了两对翅膀，以便携儿子伊卡洛斯（Icarus）飞离他发明的克里特迷宫，他告诫儿子：以中庸之道飞行，别飞太低，会被海浪潮汐冲击，也别非太高，会被太阳融掉翅膀上的蜡。结果飞行过程中，伊卡洛斯越飞越高兴，全然忘了父亲的警告，结果飞的太高，蜡熔而葬身大海。
你会怎么解读这个古希腊神话？
从文艺复兴至20世纪初，由于迎合社会革命、人文主义的需要，人们大都将伊卡洛斯解读为“为了理想而献身”；
到了现当代，为了增加消费获得经济增长，迎合消费主义、个人主义浪潮，人们又将伊卡洛斯解读为“做你自己”，或者是“活出真我风采”。
以上解读，均扭曲了神话原本的寓意。
一出古希腊悲剧，无疑是为了“人的觉醒”，又怎么可能是“我的地盘我做主”这种忽悠青少年的傻白甜式宣言呢？
神话原本的寓意是，人类不能任由欲望、激情和情绪掌控自我，需主动控制内心，以免坠入灾难。
颇为讽刺，尝试向人传达“人的觉醒”的代达罗斯被世人遗忘，反倒是作为负面示范的伊卡洛斯为世人歌颂。这就非常尴尬了。
巧合的是，与古希腊文明“隔洋相望”的华夏文明，先哲们同样提出了“常常保持反省以保持自我”的思想，譬如，《易经》的“守持正固”，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东西方先贤都提出了一致的观点：生命发展的实质是不要服从「自我」，这看似一种悖论，但当代量子物理世界观、测不准原理反倒“证明”了“真理”的悖论性。
换句话说，唯有否定当下的「自我」，进而才能发展「自我」。
*下文我将会论述，这种“自我认错”的方式是我们“把握自我”的最佳方式。
但现实中，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下周边，就会发现，别说“否定自我”了，就连阅读一点稍微要动脑子的精神性文章，这些孔圣人、苏格拉底的徒子徒孙们也大都直接关掉。
为什么这些两千年前就提出的宝贵精神，非但没能发扬光大，反到销声匿迹了？
我们不妨从思想的视角简短回顾下华夏历史。
我们国民性中的精神性追求是什么时候丢掉的？
很多人直到今天仍然对“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充满浪漫主义的想象，事实上，史学界也认为那五六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有活力的年代”。
当年知识分子对智慧追求的激情，绝不亚于现代人对金钱的狂热，涌现了一大批影响世界的思想家，时至当代，仍不少西方学者对老庄、孙武的哲学思想奉为圭臬、推崇不已。
按理说，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早期）思想均隐含“向内深思”的特性。
但是，秦首次统一中国后，出于管理庞大帝国的需要，推行“法治”，表面是儒家思想，内在实行法家，同时吸纳了道家的“术”；
*西汉之初，为了恢复国力，曾短暂实施了道家无为而治的哲学。
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此时，儒家思想主张“文官系统”与“皇权”保持彼此制衡的关系，颇有现代内阁制的雏形。学习过政治哲学的朋友就明白，体制对于普通百姓的思维方式影响非常深刻，譬如“三权分立”自然会形成老百姓的权利及责任意识。
遗憾的是，自东汉起，君权强大，文官系统遭到破坏，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说中国》谈到，自此后2000年，中国不再有真正意义的独立文官系统制衡皇权，这开始滋生了底层百姓的“奴性”。
隋唐起，外来佛教与本土道教相互吸纳，整合发展，汉佛教自成系统（此时传到了日本、朝鲜、南亚）。有唐一代，以宏大的接受能力吸纳了大量外来文化，气势宏大。
用我们现在人的话来说，唐朝百姓们对新思想新事物是抱着欣赏的态度，谦逊而愿意学习接纳，这与清朝的闭关锁国、与当代人没看几本书就敢自称“专家”形成鲜明反差。
正所谓盛极而衰，自宋朝起，迫于“国际形势”（辽、金、西夏）的威胁，两宋学者重新组织儒学，注重社会人伦秩序，以务实取代精神性修养，儒学在两宋期间虽获得系统化，树立了经典权威，却也失去了吸收外来文化的弹性。这潜移默化的培养了大量“孔乙己”式的迂腐僵化的旧式“书呆子”。
至此，朝代更换，可儒家权威及其造成的社会制度却是长久存在，再难改变。
许倬云认为，“有宋一代，实在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两汉的坚实基础，隋唐的宏大吸纳，转变为中国文化的稳定结构（僵化），对中国整体文化而言，灾害大于贡献。”
我们现代人都知道，世界是动态发展的，再优秀的思想也必须时时根据世界的变化进行修正、获得全新的解释，固化只会走向衰亡。
时至元朝，蒙元史学家萧启庆认为，这是一个暴力征服王朝，不能归属“中国”朝代，事实上，元朝统治者曾计划将华夏大地转化成广大牧地，后因气候地理不合适，遂放弃。在这一外来征服王朝的暴力统治下，文官完全沦为统治的工具，更别提制衡性与独立性。
但是到了明朝，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农民出身的汉人皇帝并没为农民做些什么，朱明皇朝竟延续了蒙元暴力统治的传统。明太祖出于对于专制皇权的需求，删除了儒家学说中一切抗衡政权的内容。
元、明两朝六七百年的残酷统治，彻底扭曲了国民的人权意识，“奴性”自此根深蒂固的渗透进国民灵魂深处，对国民性的伤害不可估量，延续至今。这解释了为何当下国民普通对官僚权威高度顺从，见到“官员”、“老板”时一副卑躬屈膝、阿谀逢迎的姿态。
明末，虽王阳明学派兴起，涌现了一些民主思想科学观念，可惜好景不长，满清入主后，再次回归儒家朱子学说，以“忠君”、“守礼”的思想灌输驯化文化精英。
满清终究“自食恶果”。清朝末年，当时的有识之士均已意识到世界的剧变，但号称一代名臣且拥有实权的当朝大臣们，无论是曾国潘、左宗棠还是李鸿章，竟皆放不下君臣伦理观，无人敢以武力要挟政府实行改革。
真正参加革命的反倒是远离知识精英阶层的社会边缘人物，比如孙中山。
1897年，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出于当年时代内忧外患的国情需要，严复曲解原文。无奈，由于传统精神的缺席，国民急需某种哲学思想填充“人心”，此时，严复“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片面解读竟然在国内颇具人气，很快蔓延成为许多人根深蒂固的生存之道。
这正是西方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现实主义在我们文化中的各个层面都很容易流行起来的文化渊源。丁来先教授在《故事人类学》中谈到，这导致我们更容易呈现出“外向而现实”的特性，缺少深沉内省的精神倾向。
至此，我们很遗憾的发现，我们国民思想中最宝贵精神性的一面：开放、谦逊、制衡、吸纳创新等等，已经在腥风血雨的残酷历史中黯然失色，剩下的主导思想无非是残存的受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家人伦，以及西方思潮中的“实用哲学”，但是对于驾驭科学、中和理性之毒的批判哲学、精神性智慧，却全然没有吸纳。
残存的儒家思想过于夸大人伦社会性的一面，忽视了人的多重本性之间有机的、神秘的和谐的联系。
现代科学，无论是复杂系统、量子力学、不完备性定理，皆逆向“证实”了人类思维深处“神性”的一面……遗憾的是，我们当代文化中已然丢失了有关人的本质中神性基础的部分，这导致民族的“灵魂感”很弱，即，我们可能更在意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俗世”，而对于精神智慧层面的事物不太感冒。
我们可以跟基督教的横向对比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当代以感官刺激为主的猎奇式“网络小说”盛行国内互联网几十年，但这些快餐式小说在基督教文化圈完全发展不起来，他们对缺乏精神智慧的猎奇故事不太感兴趣。
如果你周末去图书馆逛一圈，就会发现，占座的全是考试考证、出国留学等功利式动机的学习，精神性学习、文化思想阅读的人几近绝迹。
学过系统论的同学就知道，一个健康的系统，始终处于动态构建中，它必须伴随一个反馈纠错机制。用热力学的话来说，就是需要吸纳负熵来抵消熵的自发增长。
虽然我们古典文化中宝贵的精神性一面遗失了，难道我们不能在现代化的众多浪潮中重新找回呢？
原因是，西方近现代思潮也陷入了某种隐秘的认知盲点。
近现代“历史进步主义”的误导
法兰克福学派创世人，德国社会哲学家霍克海默，在与阿多诺的一部合著《启蒙辩证法》中，对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潮，包括理性主义、马克思哲学在内，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它们都犯了“历史进步主义”的倾向。
霍克海默并非反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他极力反对的是，将科学与理性视为人类实践活动与思想方式唯一理论基础的狭隘进步主义观。国内有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便是对这句话的完美诠释。
这种狭隘进步观，会导致人类对理性的盲目崇拜，最终使“自我”精神性的一面让位给纯粹的工具理性，让“自我”丧失独立性，被吸纳进社会的意识形态中。
说的更直白点，人将变得不是人。
历史进步主义的概念有点复杂，我举个例子说明下：
在当代，很多人会认为，人生一场，成为“人生赢家”是天经地义的目标。在这唯一人生使命的指导下，我们自然把赚钱当做最理性事项，以至于读书、兴趣爱好、选专业、择业甚至置业、择偶都以此为标准。
换而言之，你的“理性思维”已经沦为实现“人生赢家”这一目标的“工具”。
那么，究竟“你”是“你”自己的主体，还是“人生赢家”是你的主体？
问题出在“人生赢家”这个我们未曾质疑过的元认知目标上。
其实，“人生赢家”这种概念也只是我们现代人才有。
譬如，古埃及人会认为，人生一场最要紧是多行善事以在死后的冥世法庭上通过“阿米特”的审判；
*古埃及人认为死后才是人生的真正开始
古印度人会认为获得内在的佛性才是人生的意义；
*古印度人认为人即神，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着“神性”，佛教合掌施礼表达的就是两个人内在佛性的联通
请注意，我们并没有任何所谓“评判标准”来证实当代“人生赢家”的意识形态优于古印度人或者古埃及人。
事实上，无论是以对生态造成的破坏、或者以人们对生命意义的主观感受来看，当代人的人生目标（没有精神性）显然远远不如古人。拥有精神性目标的人其思维是彻底解放不受限制的，而当代人却高度局限性，眼中只见到“名利”。
要知道，一个严谨的学者会说，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但可没人说，历史是向前“进步”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者反对将进化论翻译成“进化”，确切的说法是“演化论”。
我个人理解，这便是反对历史进步主义的实质，失去了跳出时代狭隘思潮的纠错思维。就好像，让受惊了的领头羊，奔向羊群的队尾，让它们永无止境的坠入无意义的循环亡命中。
政治哲学家马尔库塞最负盛名的著作《单向度的人》，其中心论题便是批评进步主义，工业社会成功的压制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了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
就像现代不少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依然迷恋“8”之类的吉祥数字一样，在当代人的意识形态中，历史始终是“进步”的，是无需“质疑”的，这意味着，“自我否定”文化从大众思维中渐渐消退，甚至绝迹。
不信，我们随便在大街上采访一个出生于20世纪末以后的人，问他，你是不是觉得历史一直在进步？他肯定会觉得你大脑有问题，这不是废话么？如果你采访的95后、00后，这帮孩子们可能觉得思考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滑稽。
但如果我们翻开历史的大书，古人显然不是这么想的。
如果你采访的是明朝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能会大喊“大明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小声告诉你：老朱集权专制统治对人权残害至深，生活质量、文化水平比起汉唐，远远不如。
如果我们再看大洋彼岸，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人，他们的常识是，社会发展只会越来越糟，美好的社会只存在于过去。事实上，认为“人类社会在进步”，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才有的概念，成为“共识”已经是工业社会后的事了。
缺乏历史思维的人眼中永远是脚前的一亩三分地。你随便问一个中国的80后，他们会认为房价永远会上涨，但如果你问的是日本的80后，他们会觉得国家GDP不增长才是天经地义。
大环境塑造常人的观念就是如此粗暴。
而资本主义世界观操纵人的核心便是贪婪。
贪婪是人的天性，无论是唐朝诗人、古希腊哲学家、中世纪地主还是当代城中村农民，每个人都贪婪。
但是，在宗教支配的古代社会，世界各地的文化中，任何敛财的行为普遍被视为“为富不仁”，这至上从伦理层面有效制约人类的贪婪。比如，如果当代国民坚信不劳动而获利死后会下地狱，还有人炒房么？
感谢资本主义吧，人们不用再因为贪婪而惶惶不可终日了。
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一针见血指出：资本主义的动力并非贪婪，而是把贪婪崇高化了。
所以我们特别需要脱离统治者狭隘视角的历史学家，譬如尤瓦尔·赫拉利这类学者，他们会告诉你，进不进步，取决于你观察的维度。
马尔库塞就曾警告，他直接指出，“我们需要保存和培养残留的否定的东西”。那么，这种思维中的“否定性”对于我们个人心智的发展成熟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失去“否定性”又会怎样呢？
后互联网时代的「自我」分裂
至此，我们可以暂时回溯下，根植于我们“国民性”深渊的三个根深蒂固的底层元思维：
其一，来自于儒道家思想，历经宋、元蒙、明、满清几朝裁剪后，变得狭隘僵化，这导致我们过于务实功利、心灵空洞，没有契约精神等特性，虽然我们骄傲的自称炎黄子孙，但无论是春秋百家争鸣还是隋唐吸纳天下的文化皆已失却；
其二，来自于西方“启蒙时代”后的“历史进步主义”思潮影响（隐含在各种哲学思想之后），直接冻结了我们思维中的“否定性”、“元知识批判性”，这让我们更擅于接受、擅于模仿，而不是深度质疑。
*此处说的批判与“喷子式批判”有本质区别，故此我特意强调了“元知识”三字。
其三，当下全球经济、文化卷入了西式资本化格局，追求经济增长已经上升为主流思潮，因历史性缺失精神思想、心灵空洞的我们遇上了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就是一把干柴烈火，迅速泛滥。数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更是火上加油。
社会心理学家DeWall研究发现，自1980到2007年间，流行歌曲的歌词中“我”出现的越来越多，而“我们”出现的频率则大幅度降低。
国内同样如此，譬如，曲风从上世纪80年代的欢迎朋友的舒缓歌曲如1979《小城故事》转变成21世纪歌颂自我的激情歌曲《我的地盘》
背着以上沉重历史思维的我们，终于开启了互联网世纪的大门，等待着我们的又会是什么？
铺天盖地的“身份”。
首先，需声明下，「身份」是我们与世界打交道必不可少的中介。
譬如，婴幼儿时期，我们的身份是父母眼中的“乖宝宝”，教室中，我们的身份是学生，学生社团中，我们的身份是团长、干部等等。
一旦我们不愿接受特定的身份，譬如，与父亲相处时不接受“儿子”身份，那就会出乱子，可能会引发一阵暴揍。
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其著作《自我的根源》中提到，我们的存在性困境（即焦虑感、痛苦感）来源于对“无意义的恐惧”。
如果我们要实质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就需要依赖我们每次临时性扮演的「身份」。
譬如，你依赖学生（实习生）的身份感受到“获得进步”的肯定感，依赖父母亲的身份感受到“培育下一代”的成就感，或者依赖志愿者的身份感受到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感。
事实上，只要没被人敲晕，我们都必须有一个「身份」主导着当下「自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人生如戏”，因为我们确实一路扮演，全靠演技。
当代的问题在于，需要扮演的「身份」太多、太对立。
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身份非常稳定，多数人一辈子仅从事一种职业，而妇女的身份则更少。虽然在当代人看来，这种一成不变的身份或许有点无趣，但它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人们哪怕不需要经常反思，也能控制「自我」，毫无压力。
对「自我」拥有充分的控制感，则能进入精神分析师莱恩所说的“存在性安全感”的状态：
一个基本上有着存在性安全感的人，他对自己和他人的现实性与统一性具有根本上是稳固的感觉……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实在性、真实性以及内在的价值。
这种存在性安全感，其实就是一种稳定的自我，一种能够成熟驾驭各种身份，游刃有余而又不会分裂的自我。
*后面会谈到这种存在性安全感对于维持“自尊”的重要性
但是现代，尤其是市场化经济之后，人们面临激烈的社会竞争，一辈子从事多种职业非常普遍。此外，互联网正在构建一个多元无上限的“虚拟世界”，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在互联网（包括游戏、社交平台）上轻松扮演任何角色。
这会导致什么情况？
晚上，你在网上是个“霸道总裁”或者是“拯救世界的英雄”或者是“万人迷”，被人奉承被人迎合；到了早上，又变成了对上级唯唯诺诺的基层，对客户任劳任怨的老黄牛。
我们要处理这些对立冲突的身份，需要的是驾驭完全不同的人格，当一个人每天反反复复切换先祖们一辈子都无需承担的那么多身份时，如果我问一句，哪个才是真实的你，你会怎么回答？
每一个都是你，好像又每一个都不是。
这便是灾难的开端。要短时间内演好诸多身份，同时还不丢失「自我」，除了少数职业间谍，谁能做得到？
一旦我们在众多身份中迷失，就会陷入两种情况：
一种是受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主导，以某种主要身份取代真实的「自我」，这常见于很多事业心特别强的人，在公司是「老板」，回到家里还是「老板」，这便给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留下很多隐患。
纵然是职业演员，我们也听过一些著名演员在演了某些经典角色后，终生再也跳不出那个角色的人格，最终走向绝路。
另一种情况，便是在「自我」中迷失，极其善变，毫无立场，其实也就是失去「自我」。
「自我」一旦不能相对稳定，人就会很痛苦。
用存在主义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对于一个主体，没有比存在着（existing）更难的事了，他不可能完全存在，他只能以存在为目标。”
换句话说，维持稳固的「自我」是需要主动、刻意为之的事情。
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深入研究精神分析后，甚至认为，精神分裂才能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身份压力。
德勒兹的这种说法略微悲观了。
那么“自我”到底该如何获得？其实古代先哲早已替我们找到了解决方法，用佛教的说法是“用心成佛，一念之间”，用东方思想家的说法是“守持正固”，用西方的说法是“反思自我”。
但是，前面对文化的历史性剖析时已经谈到，儒家的功利务实化，历史进步主义思潮的普世化，让我们这种“反思”能力在成长过程中早早被社会移除掉了。
那么，当人们没法通过深度反思（向内沉思）的方式消除内在焦虑、不安感时，怎么办？
学过社会心理学的朋友就知道了，我们会本能的选择一种原始而简单的方式掩盖这种不安：提升自尊。
*顺带强调一下，当放弃反思模式时，个人已经开始往“空心”方向发展了。
自恋社会的形成
自尊，即一个人「对自」我的全面评价。
从进化的观点看，原始人类作为社会动物，我们祖先的命运取决于同一社群的人如何评价他们，当周边人对他们评价高时，能受到群体保护，从而极大增加生存概率，反之，则容易被淘汰。
于是，我们演化了一种情绪感受来敏锐的监控外界对我们的评价，这种情绪感受就是自尊的雏形。
譬如，当我们遭父母亲戚漠视、告白失败或伙伴们不理睬时，就会强烈体验到“低自尊”——感到焦虑，缺乏安全感，从而调整行为以重新获得他人接纳、喜欢。
你或许留意到了，低自尊跟上面提到的分裂的「自我」竟产生了同样的情绪反应——焦虑、不安全感。这似乎不难理解，对于失去「自我」的“空心人”，也就等于一个对自我评价为“无穷小”的人，这当然是极低的自尊。
本文就不对两者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度剖析，这里强调下，对于原本心理健康（即维持自尊正常）的人，也会由于「自我」分裂而陷入追求病态高自尊的盲目中。毕竟，高自尊能获得强烈的安全感、归属感，抵御焦虑感，甚至能削弱对死亡的恐惧。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会极力维持自己的自尊。
心理学家Bushman近年做的一项实验表明，当代大学生看重自尊远高于性爱、朋友社交、收入、美食美酒。
高自尊本身没问题，问题出在维持高自尊的方式上。
其中一种方式，众所周知，通过由外而内的方式获得，比如，维持良好的形象、优秀的成绩、巨额的财富等，主要体现于“优越感”，以及渴望“进入某个集体内（群聚扎堆）”。这很好的解释了当下年轻人经常自相矛盾的一面，既喜欢彰显与众不同（优越感），又容易受“从众”影响，比如排队买奶茶（害怕脱离集体）。
而另一种获得“高自尊”的方式，由内而外的方式，是通过精神性修养、联结智慧而获得。
但是，结合我们前面对华夏思想史的分析可以看到，我们的民族在漫长苦难的朝代中已经丢弃了“神性本质”的人文基础，只剩下务实功利、精神空洞的“弱灵魂”人性。
这意味着，通过内在方式维持高自尊，对于大众而言，就像把天天玩手机的年轻人赤身裸体丢到原始丛林中生存七天七夜那么难。
你也许会觉得，没关系啊，我用“由外而内”的方式不就行了？
很遗憾，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指出，跟那些将自尊建立在内部因素（精神性修养）的人相比，自尊主要依赖外部（财富、美丽、成绩）的人，其自我价值感更加脆弱。
这很好理解。毕竟，精神性修养，实质就是关注“自我与世界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像极了浑厚的情感，因而这种「深度自我」非常稳固，对「深度自我」的把握即是进入莱恩所谓的“存在性安全感”的心境。
而依赖外部因素的人，则过于关注“表象自我”。这就形同戴上了一幅偏光镜，将世界割裂成“与我有关”跟“与我无关”两部分。
对自尊的强烈需求，就这样转换成一种病态「自恋」的状态——即自我为中心、夸大自己的重要性（“自我服务”偏差）、只听恭维不接受批评、对名利财色的疯狂追求、狭隘利己、缺乏同情心，更容易采取尚未开化的原始本能行动，说的通俗点，相比人性，兽性多点。
这正是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谈到的“异化的人”。
高自尊本身不是坏事。但一旦高自尊掺杂了自恋，就会引发大问题。
据心理学家琼·特韦奇数十年对当代人「自我」的追踪研究，结论显示，现在的年轻一代，呈现出大范围的自恋特性。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落选的约翰·麦凯恩意味深长的感慨了一句：美国人已经不需要政治家了，他们需要的是明星（奥巴马很有明星范）。
当代人为什么“追星”泛滥？因为我们把“自我”投射到明星身上了，明星，即我们的“代表”，我们追星的实质就是在“追求自己”，就是在自恋。这样就能很好解释为何爱财如命的普通大众竟愿意投入大量金钱精力支持自己心仪的明星。
这同样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何当下最火的选秀节目，一些天赋、才能、努力均低于平均水平的候选人也可以获得大众青睐，原因在于这种人更具弱势群体的特征，更容易满足大众的自恋式投射。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媒体一直大肆吐槽，当下民众已经不在意真相，只在乎立场了，因为立场能投射自我、能获得群体归属感，但真相只能满足智慧求知欲。
当人们的日常生活、人际相处关系、消费目标，娱乐界、知识界、媒体界直至经济、政治都全面卷入这种“全民自恋”编织的网络中，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迈进了“自恋社会”。
一切生活，皆为自恋。
这又有什么问题呢？这便回到开篇，天才王尔德的那句话了：生活变成罕见的事情，人们只是存在着。
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你有多久没获得一种厚实的意义感、幸福感了？
你是否更高频率的感受到了一种“疲劳感”？无论你娱乐，休闲都挥之不去的疲劳？
你是否在赚钱达成某个物质目标后突然出现一种茫然若失的空虚感？
这便是失去「自我」后的病态式自恋的结果，充满“饮鸩止渴”的悲剧色彩：
失去自我的人们急欲获得外部认同，需要“约约约”、需要被迎合、被奉承、无法独处，然而我们获得唯一救赎的方式却恰恰是被打脸，去独处，去感受不舒服（进而启动内省进程）。
救赎之道：我错，故我在
我们灵魂感的历史性缺失、内心“否定精神”的丢失、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全面隐性渗透，终究孕育了“自恋社会”。
解开这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键何在？
其实，我们不用太悲观，因为当下大众已经呈现出一种面对当下社会的强烈“疲劳感”了，这种普遍的挥之不去的疲劳感就是一种潜意识的反抗机制。
我们只需有意识的抗拒社会给予的选项，并揭示其他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救赎。
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建议：尽量克制对“自己”的关注，多关注欲望以外的事物。
坎贝尔也从神话学的角度提出类似说法，“当我们不再以思考我们自己和自我保护为主时，我们便在意识上真正经历了一次英雄式的转化。”
切断对自我的过分关注也意味着，“外人”的成功或失败都与你无关。
譬如，你的好姐妹嫁给有钱人而你始终单身，这不能说明你不优秀（这是两件独立事件）；你兄弟升职加薪并不意味着你能力不如他（这是两件独立事件）你同事热爱旅游热爱健身一身奢侈品，也不意味着你“穷”或者你品味差（这是两件独立事件）。
放弃对自我的过度关注，也不是指一种谦逊的处世态度。真正的谦卑，与其说是虚伪的谦逊，而更像是不太在意自己。
在此之上，必不可少的，便是重塑「自我」的内向沉思之旅。
谈到内省，很多人会想到笛卡尔那句著名却又被广为误解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它其实强调的是哲学上何为“真”何为“假”的问题，即，笛卡尔认为，我们唯有在质疑的时候，才能唯一的确认是“真实”。
笛卡尔提出了身心二元论，即我们有独立的心灵和身体，虽然能安慰很多人（支撑灵魂实体的观念），但不太符合神经科学的实验，科学界内不太认可，因而并非一个好的践行方式，相比之下，当代学者赵毅衡教授提出的“我错，故我在”，颇有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认知证伪主义的味道，显然更具实践价值。
我错，故我在。意味深长，具体怎么理解呢？
符号学重要创始人之一皮尔斯曾对“自我否定”做过生动解说：
大人教不会小孩“小心火炉”，火炉的温暖令孩子感到亲切，只有当孩子摸一下，烫的痛苦迫使他反思，这才会明白自己的无知。这个瞬间，自我出现了，“一个空的自我，被认错注入了个体意义。”
为方便大家理解，我简单画了一个示意图：
唯有“认错”，看到自己主观意识的局限性，才能启发对「自我」进行意义矫正的解释，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形成「自我」。
可见，自我，是矫正自己错误的反思意识，唯有反复纠错中，才能无限接近真实的自我。这便是“我错，故我在”的实践哲学。
结语
我们当下能够享用的科技成果、物质生活水平主要源自500年前的科学革命，这个革命的历史突破性其实就源自一个词：谦逊——人类首次承认自己的无知。
但是反观国内社会，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毫无缘由的自我、自信、自大，令人汗颜，人们对道德、责任的冷漠，对自由、权利的狭隘理解，人们抱团取暖却总是感到不安与孤独……人类社会是个“唇亡齿寒”的整体，没有人能狭隘利己而最终不受伤害。
这绝非一个人、一个地区的局部问题，这也并非单纯的政治哲学、人口理论、经济学理论、社会心理学、精神分析、脑神经科学或者文化历史学可以解释的了，于是我尝试将以上融合起来，描绘了一个“自恋社会”的图景，以图深刻理解“人们复杂行为背后高度的规律一致性”。
人类是充满着灵性的智慧生命，幼童有“心”，但学习能力过强的物种恰恰容易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对于出生、成长于特定社会的人很难看到自己思维的高度局限性，譬如前面说的唐朝人、古埃及人、古印度人，基因跟我们毫无差别，但思维差异竟如此之大。
如果你看过威尔斯的《盲人国》就会强烈的感受到，一个视力正常的人，在盲人（思维残缺）的国度里，不仅无法发挥优势，反倒沦落到自废双眼才能融入社会的结局。但这正是社会恐怖的一面。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疯子”的口说了很多，其中两句话，直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一句是，“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另一句是，“从来如此，便对么？”
鲁迅对人类社会实质的洞察，真可谓千古一批（判）。但这恰恰孕育着希望。用王尔德的话来说就是：
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我们都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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