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亚洲文明的“回归”
钱乘旦：亚洲文明的“回归”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四大文明发源地有3个在亚洲，第四个(尼罗河文明)也在亚洲和非洲的交界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亚洲养育了人类的文明，没有亚洲就没有文明。
在几千年的时间中，“东方”发达和“西方”不发达是一种常态
最早的农业出现在亚洲，而农业的出现直接催生了人类文明。在几千年时间中，亚洲是全世界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因此在农业时代，亚洲一直领先于世界，创造着辉煌的农业文明。亚洲的草原和沙漠孕育了草原文明和游牧文明，这些文明与农耕世界的交流和互动，曾一次又一次震撼世界，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商业也是亚洲的骄傲，数千年中，中国的商业、印度的商业、波斯的商业、阿拉伯的商业、中亚的商业都很发达。正是这些商业编织了古代最重要的世界商业网络，其标志就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把当时人们所知道的世界，即亚洲、非洲和欧洲连接在一起。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中心，直到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时一直是这样，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正本清源，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时，世界上存在着4个文化圈，其中3个在亚洲，它们是东亚文化圈(以儒学思想为核心)、南亚文化圈(以婆罗门教-印度教为核心)、西亚北非文化圈(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第4个在欧洲，即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文化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在人类文明史上，“东方”3个文化圈一直比“西方”那个文化圈发展得更充分：生产力水平更高、生活更加富裕、社会组织能力更强。即使在“西方”，东面那个部分也比西面那个部分发展得更充分：拜占庭帝国远比西欧要富裕，而拜占庭的物质基础恰恰在亚洲，丢掉了亚洲，拜占庭也就没落了。在几千年的时间中，“东方”发达和“西方”不发达是一种常态，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资本主义在西欧出现。
从文明的两个载体审视四大文化圈
四大文化圈各有优劣，取决于文明的两个载体的相互关系。任何文明若想延续，都需要有两个载体：一是精神的载体，即宗教或非宗教学说，构成了文明的意识形态；二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力量，构成了文明的制度保障。精神载体和政治载体缺一不可，否则文明就无所依赖，站立不稳。用这个标准观察资本主义之前的四大文化圈，可以看到以下情况：
欧洲一直没有形成两大载体的有机搭配，希腊时期既没有完整的国家(只有城邦)，也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罗马时期形成了强大的帝国，却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等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督教)即将形成时，罗马国家却解体了。中世纪的西欧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却丢掉了“国家”，封建领地瓦解了社会。由此我们看到，在有文明覆盖的地区，西欧的发展是最不充分的，原因在于文明的两大载体一直处于跛脚状态，中世纪所谓“上帝和恺撒各司其职”就是这种情形的经典概括。
亚洲的情况各有不同。南亚的特点是意识形态早熟，统一的国家姗姗来迟。印度河流域曾经有过远古文明，后来雅利安人到来，消灭了原有的古老文明，带来了种姓制度和建立在种姓制度上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婆罗门教/印度教。精神的载体是强大的，社会结构高度稳定。然而在政治方面，南亚次大陆长时间小国林立，有数百个地方政权，彼此征战不息，政局动荡不已。政治上的真正统一要到英国征服印度才出现，所以在南亚，精神载体的强大和政治载体的相对弱势很明显。
相比于其他古代文明，中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最早(公元前2世纪)把文明的精神载体(孔子学说)和政治载体(帝国结构)结合起来，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套学说倡导和平、反对战争，颂扬公德、反对私利。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而高度集中的国家结构则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社会的稳定，它与孔子学说的结合，形成了文明两大载体的完美对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直接的关系，古代中国在整体发展方面的长期领先，不得不归功于精神载体和政治载体的高度结合。
总之，两大载体的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明的生存能力，西欧在这个方面表现最差，直接导致了“东方”的领先和“西方”的落后。
资本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世界格局
但资本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世界格局。中世纪晚期开始，西欧进入重新整合的过程，封建领地在专制王权的强行压制下按地域整合，形成一个个“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它以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支撑点，以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支撑点，政治载体和精神载体由此衔接，在西方开启走向现代的步伐。在民族国家的扶持下，一种新的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兴起，资本是它的轴心，市场是它的动力，工业和商业围绕它旋转，科学和技术是它的工具。从那个时候起，西方就成了世界的牵引机，整个世界都被它拉着走。“西方中心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普世”之说也由此而产生。普世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将西方的霸权神圣化，把西方说成是世界的发展方向。由此一来，文明的多样性就不存在了，西方要独吞世界。这种叙事方法在黑格尔那里就很清楚，到福山那里就成了“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崛起的过程中，亚洲沉沦了，它无法抵御西方的冲击，古老的文明被蒙上殖民主义的阴影。
殖民的历史是血与火的历史，经过几百年的入侵，到20世纪开始的时候，亚洲已经被整体征服，古老的国家纷纷瓦解，古老的文明危机四伏。面对西方的冲击，亚洲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绝境逢生，要么万劫不复。就在西方霸权登峰造极、众多文明存亡危殆之时，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形成了，这个运动叫“现代化”。文明复兴的过程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复兴的工具恰恰是“现代化”。通过现代化，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而追赶西方，迅速跻身于现代世界。21世纪开始时，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已取得巨大成就，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正在到来。亚洲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又迅速发展自身经济，努力完成现代化。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亚洲彻底改变了面貌，古老的文明之光又一次大放异彩。
研究我们身处的亚洲有着特殊的意义
今天我们看亚洲，这是一块充满生机的土地。从东亚到西亚，从北冰洋到印度洋，到处生机勃勃，到处在追求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转变最快、最引人注目的，几乎都是古老文明的核心区：中国、印度、土耳其；日本、伊朗、阿拉伯……它们代表着前资本主义时代亚洲古代文明的后继，体现着文明的故乡正在复苏。
亨廷顿显然注意到这个现象，因此他不认为历史会终结，相反，他认为古老的文明正在新生，他因而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今后世界的主旋律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保证西方能在这场冲突中胜出，他提供了一整套战略思考方案。但亨廷顿和其他西方战略家一样，其基本思路是“零和游戏”：一方的赢，是另一方的输，输赢相加等于零。然而，能不能换个思路：双赢或多赢，各方都不输，各方都得分？这就是东方的智慧，按中国人的说法：兼收并取，共生共荣。
地球之大容得下多种多样的现代文明，现代化正在塑造丰富多彩的现代世界。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亚洲的古老文明获得了新生，它们恢复了信心，找到了自我，曾经被西方霸权扭曲的文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正在被重新扭转，我们看见了“文明的回归”。“回归”意味着文明的多样性再次呈现，文明间的关系重新平等；“回归”也意味着人们更多地思考古老文明的现代意义，用传统的智慧去解决现代问题，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自由与约束的关系，等等。在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上，只有依靠所有文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共同努力、携手共进，才能解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
亚洲承担着新的使命。为了承担这个责任，我们要努力推进亚洲研究。中国身处亚洲，是东亚大国。我们周边有许多国家，它们是我们的邻居。它们各有其文明形态，各有其特殊国情。亚洲因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人群多样和文化丰富而充实着人类文明的百花园。但我们对亚洲的研究却是不充分的，需要花大力气努力补充。在今天世界正发生重大变局的时刻，研究我们身处的亚洲有着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