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晖二三事（一）

本文作者：谢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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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李晖二三事》前的话

知青这个特殊的名词，对于年轻人来说，或许仅仅是一段朦胧的历史，但对于亲身经历者来说，它代表的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知青，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是上千万人用青春和热血浇铸的时代里程碑。知青的故事却永远可歌可泣，知青——永远是时代符号！

知青岁月给了我们一生最难忘的东西，那就是当我们在青春和理想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一种淬火和锤炼，那就是凤凰涅槃！

我在中旗乌兰公社东乌兰小队下乡了十年，那是我的第二故乡。在我年近古稀的时候，我写了几十篇回忆那时生活的短文，记录当年的风和雨、悲与壮、泪和血、思与情。

就知青这个话题，我用亲身经历与耳闻目睹的故事集合在“李晖”身上，算是结束对知青岁月的回忆。

（一）插队

李晖父母都是满族正黄旗人，正宗的皇亲贵胄。李晖父亲在京继承了祖父留下的珠宝店，母亲是辅仁大学的高材生，留校任教。那时候李晖家可是家殷人足，富室大家。

李晖有兄弟姐妹五人，李晖排行老三，上有一姐一哥下有一弟一妹。李晖父母本着不严不成器的精神教育子女，几个孩子各个都是文明礼貌、心地善良、品学兼优的优秀学生。李晖和大哥大姐都是北京市重点学校的高材生，上大学是手拿把攥的事儿。

经历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李晖的父母都受到了冲击，但都不致命。凭着李晖父亲在古玩界的知名度，还是享受科级工资待遇，李晖的母亲是大学老师，工资略高于科级。所以家里生活还是过得去的，供几个孩子读书绝对没有问题。

文化革命开始了，李晖的父母都被批斗，成了黑五类份子，家被红卫兵抄了，一家人从自己的四合院被赶到另外一个大杂院不足十平米的小西屋。李晖父亲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发配到黑龙江某劳改农场接受改造，母亲带着才十二岁的小妹下放到贵州五七干校接受教育。

大哥、大姐分批去了黑龙江农村插队落户，小弟跟着同学去了东北农场接受再教育。

北京知青坐火车下乡（作者提供）

李晖也随着同学下乡到内蒙插队，他和一个工人出身的同学被分配到远离公社所在地的黑脑包村落户。

李晖一家人被拆了个七零八落，李晖在北京没有了落脚之地。

下乡第二年那个根红苗正的同学被分配到煤矿工作，黑脑包村就剩下李晖一个知青。

黑脑包村在辉腾梁脚下，解放前是蒙族二喇嘛家的牧场，只住着二喇嘛和他雇佣的两户汉族放牧人。解放后二喇嘛被划为牧主，草场收归集体所有，所以才陆陆续续地搬迁来十多户人家形成了蒙汉杂居的小山村，汉族人开垦了耕地，黑脑包村成为了以牧为主、农耕为辅的半农半牧生产队。

黑脑包村离公社还有十五六里地，通信非常落后，平时是一个星期邮递员来一次，遇上刮风下雨，也许一个月也看不到邮递员的身影，冬季基本不通邮，李晖滞后几个月偶尔收到的家信几乎都是破烂不堪。

有一次李晖到大队部翻看旧报，竟然看到一年前姐姐的来信，信封已经没有了，信纸夹在一张报纸中。因此李晖很少给母亲及哥哥姐姐写信，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封闭的山村里。

从1968年下乡到1974年六年间，全公社下乡的知青就李晖一人没回北京探亲。

李晖一表人才，将近一米八的个子，鼻直口方标准的国字脸，除了近视眼，几乎挑不出毛病。李晖比较内向，平时话不多，下乡六年除了下地干活上炕睡觉就是煤油灯下看马列毛的著作，偶尔偷偷默写以前学过的唐诗宋词。村里唯一一个念过高小、学过汉语的蒙古族女孩达古拉经常到他的屋里坐坐，聊聊家常，算是他的知己。

1969年，李晖的大哥在大兴安岭的一次伐木中被一颗参天大树砸中头部，抢救不及时牺牲了。

1970年，去东北农场的弟弟因年龄小总受欺负精神分裂了，被大姐接到身边照顾。

1971年，李晖的大姐迫于生活压力和村里的贫农子弟结婚，真正地走上了和贫下中农相结合之路。

1973年，李晖的母亲终于“教育”期满回到了北京，继续在原单位工作。小妹被安排在街道办的手套厂上班，大杂院的小西屋又还给了李晖母亲。李晖的母亲想方设法地安排几年没见的孩子陆续回京小聚，1974年秋末，在母亲的再三要求下，李晖下乡六年后第一次回北京探亲了。

阔别六年，母亲拉着李晖的双手默默看着他，留下心酸的泪水，片刻，李晖扑倒在母亲的怀中，哭泣得像一个不愿去幼儿园的孩子。

六年没见到母亲，母亲一头乌黑的秀发几乎全白了，眼角的鱼尾纹延伸到脸上，额头也留下了艰苦岁月的痕迹，母亲老了。

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子，住着母亲和妹妹，李晖也挤在小屋里，非常的不方便，屋里没有下脚的地方了。

在北京呆了半个月，很不适应家里的拥挤，李晖决定返回黑脑包村。

临走的时候，母亲和妹妹给李晖买了许多吃的东西，大米、挂面、香油、酱油膏、酱菜疙瘩，还有妹妹给他买的刚刚解禁的十几本书，足足装满了两个提包，有一百多斤。

那时候北京到内蒙只有一趟火车，黑脑包村的人都是在卓资山站下车，卓资山离黑脑包村大约有六十多里地，下了火车大多都是沿着山路走回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