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病比死还可怕！30％的人正饱受其苦，不能忍，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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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这是人们常说的人生四境。但随着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老年社会程度加深，人们越来越发现，疼痛成了一个常情，人生正面对“生老病死痛”五种处境。
医学研究发现，疼痛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课题。国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慢性疼痛的发病率占总人群的30%左右，被视为继心血管疾病、肿瘤之后的第三大健康问题。
但“疼痛是种病，得治”，这一医学新认识，在中国尚未被广大公众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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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一年中有5天不头痛，我给你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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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让我一年中有5天不头痛，我要给你磕头。”刚过完65岁生日的陈洁找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疼痛科副主任贾一帆时，已经被头痛折磨了近20年。
在20年的求医过程中，陈洁辗转北京、上海、广州多地的神经内科、骨科、中医科等科室。
“我一直怀疑自己脑子里长了东西。”她在不同医院都做过脑部检查，均没查出器质上的毛病，医生只能给她开止痛药。
今年11月初，她再次从睡梦中痛醒，在武汉一家医院的神经内科就诊无果后，医生指了条路：“要不你去疼痛科看看？”
“50%—70%的慢性头痛无法找到病因。”贾一帆医生说，由于难以诊断，像陈洁这样辗转多个科室，从小痛发展到顽固性疼痛，最后才到疼痛科的患者很常见。
除了头痛外，60岁以上患者中常见的慢性疼痛还有颈椎腰腿痛、各类神经病理性疼痛如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以及癌痛等。
11月14日，贾一帆医生给陈洁做了星状神经节阻滞术。他让陈洁仰卧，用食指和中指将颈部一处血管拨向外侧后进针注药，前后不到一分钟。
当天，陈洁睡了一个整觉。第二天贾一帆查房，陈洁拉着他的手再三感激：“多少年都没睡得这么沉了。”
武大人民医院疼痛科贾一帆医生团队正在为患者做射频手术
“我不怕死，怕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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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多年的陈洁，此前没有接触过“疼痛科”。
“我不怕死，怕痛。”陈洁仔细回想，20年前一个下午，正在带外孙的她突然感到一阵电击般的刺痛从太阳穴蔓延至整个脑袋，脑仁痛得像要炸开一样，大约十几秒后，又恢复如常。
此后，陈洁不定时就会出现这种头痛欲裂的情况。回想患病这些年，最初止痛药还管用，可剂量越来越大，服用种类越来越多，头痛却是再也止不住了。一旦发作度日如年，只想求个痛快。
“头痛不是该看神经内科吗？”陈洁很疑惑，她自认为没有看错科室，但除了止痛药，医生没给过其他治疗方案。
更让她不解的是，病房另外两个患者分别是腰痛和带状疱疹。“腰痛不是看骨科吗？带状疱疹不是看皮肤科吗？疼痛科到底是看什么的？”
从1997年关注“疼痛”开始，贾一帆医生就在不断跟人解释这个问题。“不是所有疼痛都归疼痛科管，要看类型。”他说，医学上将疼痛分为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
疼痛通常是人体遭受疾病或外伤后身体发出的警告，疾病治好后疼痛也随之消失，急性疼痛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如果疼痛超过三个月以上，就是慢性、顽固性疼痛，属于疼痛科的诊疗范围。
“疼痛是一种与组织损伤或潜在组织损伤相关的感觉、情感、认知和社会纬度的痛苦体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种心理活动。”武汉市疼痛学会主委、武汉协和医院疼痛科主任杨东作了更具体的解释，急性疼痛是个症状，而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
武大人民医院疼痛科贾一帆医生团队正在为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患者做手术
疼得想拿刀自残，家人才真正信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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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求诊屡走弯路，“疼痛”不被旁人承认也是绝大多数慢性疼痛患者的共同感受。
11月3日，在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的疼痛科病房，尽管贾一帆医生表示不用再做手术了，61岁的徐强还是再三请求他再做一次治疗：“贾医生，我疼怕了，求你再给我做一次治疗巩固下效果。”
徐强7年前做过左肺切除手术，术后他觉得切口部位疼得要命，可做了多次复查都是正常。“哪里能止痛我就往哪里跑。”徐强告诉记者，他甚至去过越南，只因为在网上查到越南有种偏方能止痛。手术医生觉得他是心理作用，跟他说“你越想着疼就越觉得疼”。
“没人信我。”长期被疼痛折磨，徐强瘦得脱相，1米75的个头体重不到50公斤。家人总说他矫情，老是喊痛是想博取关爱。直到有一次，徐强想拿刀自残，家人才真正信了他。
“专门去治疼痛，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杨东医生认为，中国人崇尚坚强和忍耐，一疼就看病太丢人，将“忍痛”视为等同于“坚强”的美德。
“忍一忍就不疼了”是疼痛科医生门诊时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慢性疼痛不能忍也不必忍。”贾一帆医生解释道，疼痛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痛觉敏化”，意思就是在疼痛的开始阶段，化学上的局部炎症通过身体的外周感受器传递给中枢系统引起痛感。
如果处理不及时，长期的疼痛刺激，会促使中枢神经系统发生病理性重构，神经元和神经通路难以恢复到正常状态，越忍越痛。
武汉协和医院疼痛科杨东医生观察术中影像
四成以上慢痛患者存在抑郁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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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球疼痛指数报告统计显示，91％的中国人经历过身体疼痛，34％的人每周都会经历身体疼痛，其中最常见的疼痛部位是颈部、肩膀和腰背部。
杨东和贾一帆认为，成人慢性疼痛患病率高与人口老龄化密不可分。他们从门诊经验感觉，武汉慢性疼痛患者平均年龄为60岁以上，大多数患者疼痛时间持续数月才来就诊。
很多患者在疼痛长期得不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会出现心理问题，而情绪反过来又会影响患者对疼痛的判断。
杨东医生为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患者做脊髓电刺激手术
虽然武汉没有做过关于慢性疼痛的大型调查，但协和、武大人民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第四医院等多家疼痛科医生从坐诊经验来估算，约四成患者伴有焦虑和抑郁倾向。
这和《中国疼痛医学杂志》2015年发表的一项关于上海成年人慢性疼痛的调查状况一致。
武大人民医院疼痛科的年轻医生周俊告诉记者，国外先进的疼痛中心都会配备专门的精神科医生一同坐诊，但国内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疼痛科医生通常还要客串心理医生的角色。“忽视病人心理状况的疼痛科医生不是个优秀的医生。”
杨东医生正在做微球囊压迫治疗三叉神经痛的准备工作
18位院士联名支持建疼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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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科在中国“从无到有”经历了近三十年。
197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疼痛医学的主要开创者韩济生参加美国波士顿召开的第五届国际疼痛学会年会，之后将疼痛医学引进到中国。
2006年10月16日“世界镇痛日”期间，吴阶平、韩启德、裘法祖、王忠诚、吴孟超等18位院士联名支持疼痛医学建科。2007年，原国家卫生部明确提出我国二级以上医院成立一级临床科室“疼痛科”。
虽然疼痛科是中国最年轻的“临床科室”，只有13岁，但是市场需求逐年递增。
由韩济生院士主编的《中国有了疼痛科》一书中提到，从2007年开设疼痛科到2017年，十年间，全国疼痛科就诊患者总数翻了9倍之多，由80万人次增长到794万人次，住院患者人数由6.1万人次增长到48.2万人次。
贾一帆认为，市场需求背后折射的是人们健康观念的提升和对生活品质的更高追求。
1999年维也纳召开的第9届世界疼痛大会首次提出，“疼痛不仅仅是一种症状 ,也是一种疾病 ”“免除疼痛是全人类的权利”。自那以后，人类对疼痛的认识和疼痛医疗有了极大的发展。
“发展疼痛医学应以患者感受为出发点，而不是只盯着‘疾病’。疼痛学科和很多传统学科有交叉，只有取长补短，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杨东说。
（为保护隐私，文中患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