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明明是甲午海战的英雄，为什么成了遗臭万年的逃兵？

在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军官的表现着实令人失望。指挥失当、勾心斗角、结党营私，这支备受朝廷重视的水军，却是一支外表光鲜内部腐败的庸军。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在这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海战中，如果一位将领指挥不利，又懦弱怯战，不顾上级命令私自将战舰调离战场，这样的行为该当何罪？

想必大家的意见如出一辙：逃兵，拉出去砍了！

史料中，方伯谦就是这样一个怯战的胆小鬼，清政府对他的处理办法亦是拉到菜市口“咔嚓”。这本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可是，近年来许多史学家开始重新梳理那段历史，种种迹象表明，方伯谦有可能是被冤杀的！

也就是说，他非但不是一个懦弱的逃兵，反而是一个海战英雄。

据方伯谦的妻子所言，在丰岛一战中，方军官看到位于前往的广乙舰遭到重创时，命令水手驶向前方，与三艘日舰交火，以一舰之力独挡三艘敌舰。

后来，方军官的战船独木难支，才开始战略性撤退。在撤退的过程中，方军官用诈降的方式，骗取敌舰长官放松警惕，借此机会使用尾炮给予敌舰重创，将追击而来的日舰重创。

照此说来，此人是当世罕见的大英雄，应该与邓世昌一样被后人铭记。可是，为什么清廷对这样的英雄痛下杀手，还抹杀了他的功绩呢？

想要了解这段内情，我们还得研究一下北洋舰队高层的那点猫腻。

在这场战役中，统领舰队的高层不够团结，这是有目共睹的。在当时，舰队总帅丁汝昌和右翼总兵刘步蟾下达了错误的命令，以至于大量清舰陷入被动地位。

值此之际，北洋水师高层想到的不是力挽狂澜，而是尽快甩锅。因为，栽赃嫁祸扣屎盆子，已经成了当时清廷官场的惯例。

那么，该由谁来背这个黑锅呢？

方伯谦则是最佳之选。

首先，济远舰战术性迂回是事实，只需对过程添油加醋，即可将“战略性撤退”诬为“逃离”。

其次，济远舰是这场海战中唯一重创敌舰的清舰，杀掉方伯谦可以将这份功劳独吞。

最后，方伯谦与丁、刘等人没有私交，不是李鸿章的“自己人”。

毫无疑问，这三条“罪状”，判了方军官死刑。

方被处斩后，其妻每年端午节后都会将丈夫作战时穿的戎装取出，放到太阳下晾晒。在这件衣服上，留下了斑斑血迹。据说，这些血迹就是济远舰二副、三副战死时留下的，当时二副中弹，飚出的鲜血和脑浆洒在方伯谦的衣服上。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济远舰上的官兵非但没有“不战而退”，反而与敌军进行了一场激战。若是济远舰从一开始就选择规避地方火力，又怎么出现数人伤亡呢？

遗憾的是，这件英雄的战衣于文革期间遗失，至今我们已无法找到这件珍贵的文物。

其实，早在方军官被斩首时，就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他的死是千古奇冤：

第一，在《冤海述闻》这部著作里，就详细记录了这场海战的始末。著书人亲自采访了当时济远舰上的海员，当事人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阐明。在当时，这部著作发表后，清廷并未给予任何回应。连统治者都未批驳，可见该书中提到的冤屈是实情。

第二，根据《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的记载，在方管带被处斩的那一天，他手下的水兵们亲自上刑场送别，“士卒闻之'均奔麓伏尸而哭，声闻数里，见着无不泪下。”由此可见，方管带在军队中威望颇高，且深受士兵爱戴。试想，一个胆小怯战的军官怎会被士卒爱戴呢？

第三，《东方兵事纪略》称方管带临阵脱逃，咎由自取。不过，作者姚锡光属李鸿章一系。站在这个立场所写出来的文章，有几分可信度？

第四，民国初年出版的一部《海军大事记》，其中有“方伯谦被谗以逃军军前正法，军中冤之”的记载。据悉，这部史料是根据民初海军口述的过往经历所写的，当时有许多老兵曾参加过甲午海战。

第五，方管带死时，有许多文人为其鸣不平，如《哀辽东赋》中就有这么一句：“指三字而成冤，坏长城而失傍”，暗示了方管带的冤屈。

种种迹象表明，当年的那场海战，存在不少隐情。至少，方军官之死，多半是清廷的误判。其实，对于一个英雄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人诬作懦夫。